肆虐的海盗
无论是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还是在美国人的书信中，在提及“‘海王星’号事件”时，一般用the mandarin、the government或the authorities等词泛指清朝官员、地方政府或当局，偶尔用the Viceroy of Canton特指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一职设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明史》有载：“景泰三年……浔、梧瑶乱，总兵董兴、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谦请以翁信、陈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军务，乃以命（王）翱。两广有总督自翱始。”但这一建制直至成化元年（1465年）始成定制。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两广总督是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并无总揽地方军政要务的权力；至清代，则变为封疆大吏，全称“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
“‘海王星’号事件”发生时，两广总督是吴熊光。他当时面临的困难，使他根本不可能对英国人采取强硬态度。
吴熊光是江苏昭文人，乾隆朝曾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刑部郎中及御史等职。1801年，嘉庆皇帝擢升其为湖广总督，4年后调任两广总督。“‘海王星’号事件”发生时，是他在两广总督任上的第3年。当时，他正疲于应付祸害广东沿海的海盗。
乾隆末、嘉庆初，为祸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海盗势力，以蔡牵、郑一、乌石二等人为首。
用嘉庆皇帝自己的话讲，“海洋盗匪劫掠商船，并不始于近日。总由捕务懈弛，遂致匪船日多”。捕务懈弛的表现是“文武往往互诿卸，未能各尽其责”。7文官们认为，官府船只的数量与质量都够用，可水师出洋之后，经常以守候风信为借口，在港湾处躲避，实际上是心存畏惧，故退缩不前；武官们则辩称，他们整日在海上冲杀冒险，但岸上的接济却跟不上，以致无法成功剿捕。
最早关注中国沿海海盗的西方人，是在澳门居住或做生意的葡萄牙人。较早报道中国海盗的西方媒体，则可能是英国的军事刊物《联合军事杂志》（The United Service Journal, and Naval and Military Magazine）。1830年4月，这份杂志刊载了一篇东印度公司商船“伊利侯爵”号船长格拉斯普尔（Captain Glasspoole）的自述文章。这位船长曾与一伙在闽粤沿海一带活动的海盗遭遇，不幸被俘，直至东印度公司及广东行商交了一笔赎金之后才重获自由。
根据格拉斯普尔的讲述，1810年前后，这伙海盗已经有约600艘吨位在80至300之间的船只，不过，最大的海盗船配备的火炮也很少超过12门。海盗船上的火炮一般能发射6到18枚炮弹。这些炮弹主要夺自清朝水师，少部分购自欧洲船只。最大的海盗船能载100至200人左右。每艘海盗船都配有一艘战艇，用于劫掠海岸村镇。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约14至18英尺长的长矛，枪身竹制或木制，配铁制矛尖。也有人用长2英尺左右的短剑。他们使用的火枪比较低级，没有后膛枪。
除了格拉斯普尔，一个名叫特纳的英国船员也曾被海盗俘虏。根据他的讲述，海盗的财源有两条，一是劫掠沿海村镇，一是绑架并勒索富人。“他们对待俘虏很粗暴。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处于悲惨的半饥饿状态。”8
1807年3月初，闽浙总督阿林保上奏，因沿海补给线被切断，海盗头目蔡牵已率匪船窜逃至广东沿海，正催促福建舟师过境，与两广舟师一同剿匪。嘉庆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忧虑，担心这伙福建海盗会与广东沿海巨憝郑一、乌石二等人声息暗通、同恶相济，“设蔡逆匪船入粤后，该逆等容留合伙，岂不又增其羽翼？”
3月13日，他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提及，阿林保已经咨令闽浙水师总统李长庚赶到广东沿海，蹑踪追剿海盗，但广东沿海地形复杂，恐其未能谙习，而且福建同安所造梭船（清朝水师主力战船），在广东海域用起来也未必顺手，故敦促军机大臣交代吴熊光：
或于粤省多备米艇，俟李长庚带兵到粤时，令其酌量换驾，俾资缉捕，尤为得力……此事责成吴熊光督饬钱梦虎、孙全谋统领舟师，探踪迎击，与李长庚收两面夹攻之效，断不可令其与粤省盗匪合夥。此为最要，将此谕令知之。9
那么，广东水师实力如何？
我们可从嘉庆帝怒斥吴熊光的一道密谕中窥其一斑，时值1807年5月18日：
朕闻粤省水师全不得力，兵骄将玩，于缉捕毫不认真，实堪痛恨。即如造船一节，向系州县领帑建造，而船之可用与否，则全自营员操纵之。偶遇风涛，即报损坏，归咎于文员造船不坚，以掩饰其缉捕不力。
同日下发给军机大臣的上谕写道：
粤省水师积习疲玩，此时欲筹办战船，先须激励将士，使之人人勇往争先，不避艰险，方可驾船追捕。否则即有坚固船只，出洋后停泊躲避，仍于缉捕奚益？10
在此之前，吴熊光曾向嘉庆帝抱怨称，钱梦虎的才干远远不如李长庚，恳请皇帝命后者留在广东效力。嘉庆斥责吴熊光，李长庚本是闽浙水师总统，广东也有自己的水师，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胜任呢？要是李长庚没去广东，广东难道就不剿捕海盗了吗？在嘉庆看来，吴熊光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吴熊光、钱梦虎的表现终究没能让嘉庆满意。1807年6月28日下发内阁的一道上谕写道：
钱梦虎等前次并未与李长庚跟帮剿捕，及蔡逆乘风东窜，钱梦虎等总未探明踪迹，示以兵威，以致该逆折窜闽浙，来往自如，其缉捕不力之咎，实无可辞……钱梦虎着交部议处。该省水师，自总兵以下，都司以上，凡在事出洋巡缉者，着吴熊光查取职名奏明交部议处，以示惩儆。至吴熊光，身任总督，水师虽所统辖，但亦只能于沿海口岸督饬调度，并无亲莅洋面督率剿捕之责，其咎尚有可原。吴熊光着加恩免议。11
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Demetrius C. Boulger）对嘉庆十分同情。他在1900年出版的《中国史》（China）一书中写道，清朝政府官员的低效与冷漠，正是海盗势力得以壮大的原因，“无论他们是参与了分赃，还是真的害怕这些掠夺者，事实十分清楚，他们没有做一点抵抗的尝试，皇帝的权威完全被无视”。
清朝政府剿捕海盗的进展，一直受到欧洲人（主要是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关注。1816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旗下《亚洲杂志》刊载了一封书信，作者是三个葡萄牙人：迈克尔•阿里亚加（Michael de Arriaga）、布鲁姆•西尔维娅（Brum de Silviera）、约翰•巴罗斯（John J. de Barros）。写信的日期是1809年11月某日。最为重要的信息是，这封信是写给新任两广总督张百龄的下属Ciang Kinin。
我们可以从这封信中感受到海盗对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造成的影响：
葡萄牙人在这里住了两百多年，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直到最近，海盗变得肆虐并且残忍。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袭击中国大陆的商船，对贸易极为不利，人们的财产损失惨重。而且我们的商船的进出也十分困难，往来澳门的商船数量减少了。因此，日常用品越来越难买到。这些事情真令人痛心。12
显而易见，剿捕海盗对葡萄牙人而言也是一件好事。他们对清朝政府寄予厚望。这几位葡萄牙人写道：“我们预期你们所拥有的巨大实力可以驱逐海盗、安定人民……海靖河清，使我们可以在理性之光下行走。”
对清朝水师“巨大实力”的赞誉，只是西方式的吹捧。事实上，他们当时已经认识到，仅凭清朝水师的实力与作战态度，恐怕一时很难肃清海盗，因而在信中提出了合作建议：
我们愿意装备6艘船与天朝的皇家战舰并肩作战。葡萄牙士兵勇敢善战，武器供应充足。为了装备这些船只，将需要最多不超过3万两银子。因此，我们希望总督能借给我们3万两银子，我们将在5年内偿还。
……
过去几年，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装备2艘战舰以保护澳门及公共财产。上个月，这2艘战舰击败了一支海盗舰队，拯救了多艘商船。虎门的官员们也知道这件事，他们亲眼见证了葡萄牙人的服务。不过，也有很多针对葡萄牙人的毁谤。有人说，葡萄牙人只有船，却没有人力物力去装备这些船，这些船也无法参加实战。那些丑化并诽谤葡萄牙人的人，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损人利己的机会。
刊登这封葡萄牙人书信的同一个版面，还刊登了张百龄下属Ciang Kinin的回信。回信写道：“我们派出的兵力已足以永久消灭海盗。局面将很快恢复平静，秩序将重建，你们提到的外国人的帮助绝无必要。不过，鉴于他们只是想得到与我们并肩剿灭海盗的机会，信中提到的外国船可以与我们的战舰合作，但这是仅就目前而言。我们将根据他们的贡献给予充分的回报。”
正史对清朝与葡萄牙之间合作打击海盗的记录并不详细。有一种说法是，双方确有合作协定，葡萄牙曾派出6艘战舰一起剿捕海盗，清政府给予的回报是8万两白银，以及对其占领澳门的认可。根据《清实录》的记载，1810年年中之时，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海盗基本被肃清。
在提到广州当局对“‘海王星’号事件”的态度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一书写道：“很难解释中国当局态度异乎寻常的变化。”13上述背景或许是一个解释。
显然，鉴于广东当时文武不和、水师疲玩、海盗横行、陈案累牍的局面，吴熊光既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通过对西方人采取强硬态度为自己的政绩加分，他只能遵循明哲保身的为官哲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海王星’号事件”过去一年之后，吴熊光再次遇到了来自英国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