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资源整合，并不是现在才有
中国传统市场的革命性变化至宋代已趋完成，同时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即由分散趋向整合，由封闭趋向开放，由割据趋向统一。下面以11〜19世纪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为例，来看一下那时的要素资源整合是如何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在古代，农业还是经济发展之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商业经济则相对次要很多。
唐代以前，全国农作物与手工业分布呈现强烈的自然均衡状态，各地的作物构成都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特征，远距离的物资交流很大一部分通过政府调拨手段来实现。商品流通在品种上多局限于名特产品，在时间上局限于丰歉调剂，在空间上地域延展度不大，尤其是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稀疏。《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直到唐代仍为商人恪守不渝的准则，因为运输成本的巨大耗费会抵消商品地区差价所带来的商业利润。
宋代多种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几个地区之间的商品粮流通突破了丰歉调剂的模式就是其显著的表征。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太湖平原米谷供给杭州、浙东以至福建，长江中游各地的商品粮顺江而下销江淮，两广米谷供给福建及浙东，北宋时南方米谷通过官府及私商运至汴京。同时与全国市场相配合的专业化商品生产在一些局部崭露头角。洞庭山等地的柑橘、福建的荔枝、四川遂宁的糖霜、江州的鱼苗等各地的特产，都形成专门化的商品生产，远销四方。
直到宋代，市场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及其对全国范围内经济地理布局的影响相当微弱。这些变化在明清继续深化和扩大，在作物引种推广、产区重组优化的过程中，各地农作物的商品生产、手工业品的加工制作，经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作用，自然均衡分布状况被打破，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性商品基地出现。这种变化以蚕桑丝织业、陶瓷业、稻米业最为突出。
唐宋以前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蚕桑丝织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在明清则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最为悠久、产品质量上乘的华北蚕丝区已基本上退出商品生产领域，陕西、山西绝少存在，河北、河南及山东仅稀落残存于少数地区，如山东部分州县的山蚕。与蚕桑丝织业一同衰落的还有蚕桑的传统产区川西平原。珠江三角洲是明中叶以后新兴的蚕桑区，以其高效率的产出，在蚕桑市场上崭露头角。
在陶瓷业方面，唐末至两宋金元时全国各地名窑遍布，百花齐放，从元代开始至明清景德镇一枝独秀，逐渐垄断了全国市场，其他除了江苏宜兴紫砂、广东石湾瓷器等少数窑场外纷纷凋零，尤其是北方的窑址退化为低级陶窑，其产品仅在当地小范围内流通。
以稻谷为代表的粮食作物，虽然各大区域都有生产，但有的已不成为主业，几大商品粮基地形成。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江西及安徽大部分地区，珠江中上游的广西，华北的河南、山东等地，都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河套、台湾、东北等新兴的商品粮基地崛起。此时的江南太湖平原，由宋代的最大商品粮基地一变而为明清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市场，珠江三角洲亦由商品粮的输出地转变为输入地。
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如果以原有自然状态下的低效率生产，那么社会总产量无疑不能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优先发展能够充分利用地力与自然资源的农业物与手工业，从而使各自的生产效率提高，社会总产量相应增加。这就形成湖南水稻种植区、江南桑棉种植区的劳动分工，而这种分工促进了各地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生导向作用，价格机制开始有效地调节全国商品的地区平衡，这在商品粮市场中较为明显。
苏州米运至浙西，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销售网络，完成向最终消费者分散的功能。米谷贩运常年稳定，货源充足，因此行户能够“有恃无恐”。即使在偶然稀落的情况下，也不致造成价格的大变动。苏州米价深受长江中游米谷输入的影响，而米谷运输较稳定，米价的大起大落通常只是偶发现象。湖南产地的米价，决定性的因素主要不是自然丰歉原因，而是市场状况。
经济地理布局的优化，又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资源配置。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周流，以苏杭等地棉布、丝绸及日用杂货等各种手工业制品最为显著。
市场是江南商品生产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推而广之，也是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诱因。商品粮产地、经济作物种植区、经济作物加工区、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商品对流，互为产品市场，彼此依赖，相互促进。当然，到传统时代末期，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局限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基础上的资源配置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