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基本冲突

人们能想到的是，冲突会在神经症中鼓噪、激荡，而不能想到的是，其破坏力竟然如此之大。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看见自身的冲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些冲突基本都处于无意识中，所以，要让它们浮出水面，难上加难。既然如此，我们又是抓到了哪些线索，才让冲突原形毕露呢？

在第一章里，我们举过了工程师和自由设计师的例子，其中有两条明显的线索，可以证明冲突的存在。第一个案例中，线索表现为由冲突所导致的疲惫和焦躁，第二个案例中，线索则表现为偷窃。事实上，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是冲突直接或间接作用的产物，都能表明有冲突存在其中。人们产生出的焦虑、压抑、纠结、迟钝、孤独等，都是尚未解决的冲突所造成的影响。梳理它们的因果关系，虽然并不能揭示其根源，却已经能让我们将注意力从现象转移到了本质层面。

而第二个表明冲突的线索，是不一致性。比如在第一个例子里，工程师明确知道表决程序不合理，对他造成了不公，但是他却没有提出异议；在第二个例子里，自由设计师很重视友情，但却向朋友伸出了贼手。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性，即使是没有经验的观察者也能看出，但患者本人却是发现不了的。

正如体温升高是生病的标志，不一致性也一定证明有冲突存在。我能随时举出很多不一致性的例子，并且都很常见：一个恨嫁的姑娘，却无法接受男人的示爱；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却经常忘了孩子的生日；一个对自己吝啬的人，却总对别人表现得很大方；一个渴望独处的人，独处时又感到害怕；一个对自己苛刻至极的人，却对别人无限包容。

症状无法帮我们分析出冲突的本质，不一致性却能做到。比如，一次重度抑郁的发作，说明患者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如果是一位对孩子尽心尽力的母亲，却偏偏总是忘记孩子生日，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位母亲关注的并不是孩子本身，而是如何树立起一个模范母亲的形象。再进一步，我们能尝试分析出冲突的双方是什么，一面是她想要成为模范母亲的理想，一面是她无意识的虐待倾向——她要让孩子品尝一下失望的滋味（因为“做个完美母亲”并不是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虽然我一直强调“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但有时候，它们又确实会显露出来，被意识体验到。这两种理论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那些浮现出的冲突，不过是真实冲突变形或扭曲后的样子[1]。所以，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无论怎么逃避也必须做出选择时，很可能已经陷入了一种有意识的冲突。他无法决定到底要不要结婚？到底要跟谁结婚？到底要选哪一份工作？到底要不要和合作伙伴继续下去？他在思考中经受着巨大煎熬，辗转于不同选项，失去抉择能力。人们为此苦恼时，或许会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但如果只指望治疗师的话，难免会失望。因为此时的冲突，已经是内心冲突在碰撞摩擦后的最终爆发，如果不能一路探寻下去，抽丝剥茧，找到深藏于心中的冲突，必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患者内心的冲突，有可能被外化，并且被患者视为自己和环境之间的格格不入。如果患者能发现，自己面对自我意愿时，总是有莫名地恐惧和压抑，那么就表示，他可能察觉到了自己内心的冲突，其实是由更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

对一个人的了解越是充分，对于他身上导致神经症症状、不一致性和表面冲突的矛盾因素，就越容易发现。但必须说明的是，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矛盾种类和数量都会增加，人们会更难看清全局。因此，人们迫切需要知道，在所有看似不同的冲突下，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冲突根源，即基本冲突。试想在一段不融洽的婚姻中，因为孩子、金钱、用餐时间、家政人员等导致的争执不断，看似互不相关，但其实都发源于这段关系深处的不和谐，这就像枝杈与树根的关系。

早年间人们就坚信，人格中是存在基本冲突的，这种观点在宗教和哲学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光明与黑暗，天使与魔鬼，善良与邪恶，这些对立的存在，充分印证了这个观点。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此领域也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第一个假设就是：基本冲突，其中一方是对满足感的内在贪婪，另一方则是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包括家庭和社会等。从儿时开始，险恶的环境就已经被内化进了人格，从此以后，它就只能以可怕的超我形式出现。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但在这里，却不适合展开过于严肃的讨论，因为那意味着，必须要把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都详细论述一遍。与其如此，我们倒不如先将弗洛伊德的理论放在一边，直接去了解概念本身的意义。这样的话，争论就只集中在这一点了：产生各种冲突的根源，就是最原始的利己驱动力和出于良知的自我约束力之间的对立。在下文中你会看到，这与我头脑中的概念是大致相同的，这一理论在神经症的组成结构中，地位举足轻重，但对于它的基本属性，我却保留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种冲突确实是一种主要冲突，但是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它却只能充当次要原因，是一些必然性根源的衍生。

我会在后面详细阐述我的观点，但在此，我要先说明一点：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不足以解释神经症患者内心为何如此分裂，也无法解释神经症导致的后果为何如此严重，以至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弗洛伊德假设的这种精神状态，暗示着神经症患者是有能力为了某个目的而拼尽全力的，只不过他的拼搏被恐惧阻碍住了。但在我看来，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产生冲突，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其想法分裂，并且对立，所以丧失了全神贯注于某件事的能力。这种状况，可要比弗洛伊德设想的严重很多。

尽管与弗洛伊德相比，我认为基本冲突的破坏性更大，但在问题最终的可解决性上，我比他要乐观。弗洛伊德认为，基本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原则，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唯一能做的，要么是更多地妥协，要么是更强地控制。但我却觉得，神经症的基本冲突未必就会最先爆发，即使真的爆发了，也是很有可能得到解决的，只要患者愿意经历过程中的艰苦。所以，我和弗洛伊德观点间的差别，并不是乐观与悲观的差别，而是我们发起讨论的前提原本就不一样，因而得到的结果自然并不相同。

弗洛伊德后来关于基本冲突的解答，从哲学层面上很吸引人。但是，即便不提他思路中的各种暗示，只说他关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理论，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冲突——人类的建设性力量与毁灭性力量之间的冲突。但比起将这两者放入冲突中讨论，弗洛伊德对这两种力量的融合更感兴趣。比如，在他看来，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的聚合，为虐待和受虐冲动做出了最好的解释。

要想把我的观点运用于对冲突的研究，必须要引入道德价值的概念。而弗洛伊德则认为，道德价值和科学应该分属于不同领域，也正因此，他所构建的心理学，是一种剔除了道德价值的心理学。也正是因为他只愿朝着“忠于科学（自然科学）”的方向努力，导致其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治疗方法，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更具体地讲，尽管他已经在神经症冲突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还是没能发现冲突在神经症中真正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对于人性的对立倾向，荣格相当重视。他惊讶于个体身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并总结出：所有元素，都必定与其对立面同时存在，这是一条普遍规律。表面的柔弱，对应内心的强大；明显的外向，匹配隐藏的内向；外在或许偏向理性，内心却很可能偏向感性。荣格似乎把冲突视为了神经症的一项基本特征。不过，他还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接纳这种对立，让自己越来越完整。荣格认为，只有那些过度片面发展的人，才会被搁浅在困境中，进而成为神经症患者。他把这些概念整理后，提出了“互补法则”。在一个完整的人格系统中，对立倾向之间确实包含了互补的元素，缺一不可，这一点我到现在也很赞同。然而我还认为，荣格所说的“互补”，指的可能是神经症冲突的外在表现。两种对立力量势均力敌，恰好证明了神经症患者为解决问题做出过努力。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将内向、孤僻的倾向，看作是种天生倾向，是本性已定，并且不断被经验强化，与个人的感受、想法或想象有关，而与他人无关，那么，荣格的分析就是对的。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心理治疗程序是：先告诉患者，他有隐藏起来的“外向”倾向，然后，告诉他如果只偏向一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最后，鼓励他接纳两种倾向，并且活出两种倾向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患者的内向（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的孤独倾向）看作是他疏远他人，避免冲突的方式，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不该是鼓励他变得外向，而是要把他隐藏的冲突分析给他听。只有先解决了这些冲突，才能越来越靠近目标——自我完整。

进一步来讲，我从神经症患者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冲突的存在。在详细剖析之前，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化身博士》的故事。作者描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海德先生既是一个热情、善良、充满同情心、乐于助人的人，又是一个冷血、残暴、以自己为中心的人。这就是典型的神经症分裂症状，虽然，并不是所有神经症的分裂都会如此极端，然而相同的是，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总是能表现出最基本的冲突。

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儿童会有一种孤独和无助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叫作“基本焦虑”。孩子的这种不安全感来自外界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比如：直接或间接的强势管教；冷漠或喜怒无常的态度；漠视孩子的个体需求；缺少真正的引导；言行轻蔑；对孩子过度赞扬或毫无赞扬；缺少可依赖的温暖的感觉；父母发生争执，逼着孩子支持其中一方；责任感太强或太弱；过度保护；不让孩子与其他孩子接触；不公；侮辱；言而无信；敌对的氛围等。

在这里，我唯一要提醒家长们注意的是：孩子们很擅长捕捉隐藏在环境中的伪善。孩子可能会觉得父母的爱都是装出来的，可能会对父母所宣扬的爱心、诚实和慷慨产生质疑。这时孩子感受到的，有一部分确实是因为父母的伪善，但另外一些，是孩子们在感受到父母行为中的矛盾时，所做出的下意识反应。但是，各种因素总是缠绕在一起，有些藏而不露，有些显而易见，所以，在分析时，我们只能逐渐地发现这些因素对孩子成长所造成的影响。

这些情形令人不安，孩子深受其扰，然而，为了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他们会摸索着用自己的方法面对世界。即使他很脆弱，也很害怕，他仍会在无意识中打磨着自己的技能，以面对周遭会遇到的各种外力。这种情况下，孩子不仅发展出了临时的应对策略，还形成了长期的性格倾向，最后，成为其人格中的一部分。我将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倾向”。

想弄清楚冲突形成的过程，就必须全面观察孩子们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采取，或者实际采取的各种行动，不过，将太多的注意力单纯地用在观察个体的趋势上，是没有半点用处的。关于行动的一些细节，我们可能暂时无法了解，但是却可以看清孩子们为了应对外界环境而采取的态度。最开始，我们可能看不清全局，觉得比较混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会出现三种主要的倾向：讨好他人、对抗他人、疏远他人。

孩子们讨好他人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无助感。正是因为感到孤独和害怕，他们才会尽力去赢得别人的喜爱，并以此找到依靠和依赖。只有这样的相处，才会让他们觉得安全。如果是家人间出现争执，他们会依附于最强大的一方，这种依附让他获得了归属感和被支持感，使他感觉自己不再那么弱小。

当孩子们捕捉到了周围环境中的敌意，并认为会威胁到自己时，就一定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反抗。他们会暗暗地对别人的情感和目的产生怀疑，并且会以自己能想到的方式展开反抗。他们希望自己不断变得更强大，以打败这些人，这不仅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报复。

孩子们疏远他人时，既不想讨好，也不想对抗，只想保持一定距离。他们觉得自己和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没办法理解自己。于是，他们会用书、玩具、梦想和大自然，构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

孤立无助，充满敌意和隔离孤独，这三种倾向都是由焦虑引发的。事实上，孩子不可能被完全地归入某一类倾向之中，因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倾向都会出现。我们在全面观察孩子的时候，看到的其实是最终占了上风的那种。当我们观察已经发展完全的神经症时，以上情形就更加明显了。我们都曾见过这样的成年人，在他身上可以明显看到三种倾向中的某一种，但与此同时，其他两种倾向也在蠢蠢欲动。于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讨好倾向占上风的人，但他的身上，依然会透露出想要对抗的倾向，和想要疏远他人的倾向；一个对抗倾向占上风的人，会和身边的一切刻意拉开距离，但仍然会在某些时刻表现出讨好他人的愿望；一个疏离人群的人，心中也会渴求友爱，但同样也会迸发敌意。

尽管如此，人们最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是要看占主导的倾向是哪种。这也代表了人们在面对他人时，最自然而然的方式。一个有疏远倾向的人，会无意识地用尽方法和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在任何需要讨好关系中，他都会感到不知所措。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在意识层面最能接受的那种倾向，会起到主导作用。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另外那些不占主导的倾向就毫无影响力。我们并不能断言，一个表现得俯首帖耳的人，其内心对于主宰的渴望，一定弱于对友爱的需要，只不过他表达这种攻击性的冲动时，不会那么直接。很多案例中，一个人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常常被反转，这说明这些被隐藏起来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非常强大的能量。我们不仅可以在童年时期能看到这种反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能看到。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斯特里克兰德就是典型的例子[2]。女性身上也会出现这样的反转：一个叛逆不羁、雄心壮志的假小子，却会在恋爱后放弃所有的宏伟大计，转而成为顺从的淑女。再或者，一个原本远离人群的人，却会在遭到重创后，变得病态般地讨好他人。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停留一下，探讨这些变化，对于以下问题的启示：成年后的经历，还有没有意义？我们是不是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成型，再也不能改变？当我们能以冲突的视角来看待神经症的发展时，也就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比以往更恰当的解答。比如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童年时期没有受到过分严苛的管教，那么后来的成长经历，特别是青春期的经历，仍然可以塑造他的性格。然而，如果童年时期就已经被塑造出了刻板的习惯，那么以后的经历也就难以扭转乾坤。之所以改变很难，一方面原因是他已经思维僵硬，阻碍了他接受新的体验，比如，他可能有着严重的疏远倾向，导致人们无法和他接近，或者是讨好倾向已经在他大脑里生了根，让他习惯了被人支配与利用。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人们总是爱用旧眼光去审视新事物，比如抱有对抗倾向的人，总会认为那些对他表现出友好的人，要么是笨蛋，要么是另有企图，这种体验还会让他不断强化固有的思维模式。当一个神经症患者真的转变了倾向时，表面看起来，好像他的成长经历确实带来了性格上的改变，但这种转变并不如看起来那么美好，实际上是迫于内外的双重压力，使他不得不放弃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然而，如果一开始就不存在冲突，这种转变也就不会发生了。

对正常人来说，三种倾向并不会互相排斥。正如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形下可以选择低头，可以选择战斗，也可以选择逃避。三种倾向互为补充，组成和谐的一体。如果某一种倾向占据了主导，那么就意味着三种倾向发育不均衡，某一方面过了头。

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倾向之间却水火不容，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几种原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是缺乏弹性的，他们被驱使着，要么讨好，要么对抗，要么疏远，不管这种反应合不合时宜。如果他做出了在此之外的举动，则会让自己惊慌失措。所以，当三种倾向同时出现，且程度强烈时，他必然会被卷入一场严重的冲突。

就像恶性肿瘤会扩散到整个器官组织一样，三种倾向并不只作用在神经症患者的人际关系中，还会波及整个人格系统，这是导致冲突范围严重扩大的另一个因素。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三种倾向不仅使他的人际关系受到影响，还殃及了他看待自己、看待生命的方式。如果我们没能充分意识到这三种倾向带来的“一损俱损”的局面，就会轻易把所造成的冲突，简化为对立的词汇：如爱与恨，服从与反抗，屈服与掌控，等等。过度简化往往会产生误导，就好像我们在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制时，如果仅从一些对立的表象，如对待宗教与权力的不同方式进行判断，那么即使在表面上确实存在不同，也会使我们一叶障目，忽略掉它们从本质上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代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生命哲学，彼此完全不兼容。以点概面的话，是很难看到这一层次的。

冲突源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最终会影响到我们全部的人格，这是必然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塑造何种性格，树立起怎样的人生目标，奉行什么样的价值观，都与人际关系密不可分，而这些也会反过来影响人际关系，可以说，它们之间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在我的观点中，因为三种倾向无法兼容而引发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被称为“基本冲突”。这里之所以用了“核心”这个词，不仅是因为“核心”能引申出“重要”的含义，还想表明它是神经症的中心，神经症正是从这里发散开来。这个论点是我关于神经症新理论的关键，该理论的意义将在下文中具体论述。广而言之，这个理论可以视为对我早期理论的扩充，即：各类神经症均为人际关系失常的表现。

注释

[1]译者注：比如有些人怕蚂蚁、怕小狗、怕蜘蛛、怕壁虎、怕坐飞机等，这些“疯狂的恐惧”，其实都是儿时害怕被抛弃的恐惧变形和被扭曲的表现。

[2]译者注：斯特里克兰德最初循规蹈矩，日子过得安稳踏实，后来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变得放荡不羁，极具攻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