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文化诗学与人文谱系
解释过去以便缔造未来。[1]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
何谓经典？“经典”一词的最初含义非常狭窄。在西方，它最早专指宗教典籍尤其是《圣经》。在汉语中，一般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唐代刘知几《史通·叙事》记载：“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如“四书”“五经”之类。也指宗教典籍，如唐代白居易《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记载：“佛涅槃后，世界空虚，惟是经典，与众生俱。”《古今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记载：“且说如今三教经典，都是教人为善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典才逐渐世俗化，用来泛指人类各学科领域的权威著作，或“具有权威性的”。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Douwe W．Fokkema，1931—2011）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而“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2]。同时，他还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3]
“经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作品”;《辞海》解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具体而言，“经典”一般涉及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某种文化中具有根本性或权威性的著作(scripture)；二是指文学艺术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典范作品(classic)；三是指上述两义中内含的确认经典的标准或原则(canon)。由此可见，文学经典不仅仅是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还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代表了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唐代诗人李白曾有诗曰：“干戈不动远人服，一纸贤于百万师。”文学经典的内蕴本质上虽然是一种非物质化、非形态化的东西，但其巨大的作用和特殊的功能确实是无与伦比和无可替代的。
文学即人学，人类的共同经验以语言艺术的形式凝成文学经典并得以代代相传。对于前现代和现代的人们来说，“文学经典”的具体内涵和存在价值是相对明确、具有共识性的，即：文学经典是文化和文学传承的核心，是文学传统延续的中心，反应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面貌和文明程度，体现了文学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体验和想象生成。文学经典的共同特征是：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语言与体裁的独创性、想象的延展性。善读文学经典，在反复精读中领悟其中积淀的深厚内涵，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叫人得自由。
如今的文化和文学处在一个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多元化的时代，这意味着文学经典“存在与否”“属于谁”以及“是何种层次上的”等反思性问题日益突出[4]，在相当程度上使“经典”出现了“地动山摇”，为文学经典的重构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开启了新空间。即便不是否定经典、拓宽经典或更替经典而依旧按照权威认定、继续认同传统，文学经典的辐射范围也与以往不同了，它们不仅要在本民族内部传承，还要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文学的跨文化交流是经典的传承与变迁的重要方面，不但可以使经典本身焕发出新的生命、折射出新的光彩，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本民族文化的解构和建构，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20世纪后期“拉美风暴”的引发就是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经典在消费时代的弱势格局。在如今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学典律的概念日趋淡漠的形势下，文学研究者应该向学生和广大读者传授些什么？面对世界性的人文教育滑坡、文学教育碎片化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5]
文学经典有没有永恒性？这在前现代和现代文明时期，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经典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典籍和文学名著，如中国古代的《诗经》和唐诗宋词、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等。但是，随着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思潮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到来，一些民族原有的经典不断受到冲击，另一些不见经传的作品则开始登上经典的殿堂，文学经典日渐出现多元化面貌。事实上，尽管经典受到了冲击，但是，一些真正意义的文学经典依然散发着永恒的、不朽的艺术魅力，向当今时代灵魂迷失的人类昭示生命的本真和终极的意义、提供丰沛的精神滋养。譬如《诗经》中的《关雎》，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的时候，依然为诗中所展现的人性之美、情感之美、理想之美、意象之美、音乐之美感动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是永恒的。
一、跨文化沟通与经典研究的学科反省
从历史经验主义视角看，文学经典作品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某一时代的，也是全人类的，它的完整品格就是多层次性和多情节性。优秀文学作品内涵深藏，有取之不尽的可能性，激发着文学研究者的不断探究。文学经典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全球语境中，经典的普遍性价值使其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文学经典的意义还在于，它们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文化记忆，也以这种文化记忆为平台，为后来者提供了交流的根基。
马克思关于文学经典独特品格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他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接着又反问道：“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6]马克思所指的古希腊艺术和史诗——《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产生于奴隶制时代，而奴隶制社会早就离人类远去，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童年时代——一个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都十分低下的时代，却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永恒的文学瑰宝。它们不仅不可复制，也没有随着那个社会的消失而被遗忘，与此相反，它们仍然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和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同时，从马克思的这些卓越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古希腊文艺经典及一切文艺经典的又一重要品格：它们不仅是民族的(古希腊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古希腊之外各国的)；不仅是时代的(奴隶制时代的)，也是全人类的(奴隶制社会之后各人类社会的)。文学经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看，文学经典既是人生的滋养，也是了解异域文化的重要手段。世界文学经典是各民族基本价值观和审美诉求的反映，在互联网虚拟性破坏了经典标准的今天，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的文化经典传承变得尤为重要，而传承的根本方式就是不断地研究经典，在“价值重估”的平台上做出与时代相符的文化阐释。当今时代，人心浮躁，各种浅俗的趣味代替了深刻严肃的思考，“经典”常被视为与“后现代性”对立而被否弃。如何与这些经过时间筛选而沉淀下来的经典交流对话，如何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学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不仅是每个人文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他们肩负的责任。
文学经典是人类各个时代的文学成就的证明和文明符号的象征，外国文学经典是外国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的体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由一系列文学艺术经典所构成的，或者说文学经典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因此传统的弘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系列经典的传承。20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经典在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促进中国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在中国国民的深邃智慧、审美体验以及道德情操的成型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中欧文化高峰论坛”开幕式时指出：“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济交流更深刻。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许多人物和事件都会变成历史，但文化却永远存在，历久弥新，并长时间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7]
在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研究外国文学经典是树立和坚守基本道德伦理和价值规范的途径。外国文学经典作为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各民族核心文化和情感纽带的体现，它所承载的鲜明民族个性不会被时间淹没，起着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在媒介化生存的大数据时代，特别是在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文化境遇中，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经典的本质和功能，重新探讨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传播与继承、发扬，外国文学研究者要始终保持选择、确立和传播经典作品的自觉意识，积极面对文学经典在跨文化的旅行中发育、演变这一现实，着力推进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经典研究；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才能开创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局面。目前，中国正迎来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学术昌明的发展新时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为了更好地研究经过时间筛选而沉淀下来的外国文学经典，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演变与传播，总结经验，弥补缺憾，汲取教训，展现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辉煌成就，为进一步发展提供必须的研究资源，显得十分重要。
总体来说，借助于西方文艺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由浅入深：从单一地研究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转向综合地研究各方面因素，从感性式论断转向理论式分析，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从静态的经典建构观转向动态的经典建构观等。[8]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价值，即“文学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魅力，无论是科技还是商业的发展都不能完全削弱文学对人类的吸引力：东西方的文学经典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峰，值得现代的读者反复地阅读与研究”[9]。
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值得深思和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有：一是面对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如何立足本土文化，整合中国思想资源，建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格局，重铸民族文化精神、重塑文化中国形象；二是如何避免和纠正盲目的“拿来”主义和唯“新”主义，使外国文学研究重新聚焦具体问题和经典阐释；三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边界，其中包括：立足文本还是关注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何理解和开展跨文化的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写作的观念、标准和方法，翻译文学相对独立性中的主体性介入，如何整合世界各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源等。具体到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四个方面的转向和拓展：首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其次，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文学翻译研究转向翻译文学研究；再次，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纸质文本的单一媒介流传转向音乐美术、影视动漫、网络电子的复合型的跨媒体流传；最后，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外向型”研究转向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形象重塑。[10]现阶段，在继续深入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同时，应该努力创新学术理论、拓展研究领域，逐步摆脱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过度依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具有对话价值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之路。[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六十多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凝聚着中国几代外国文学学者的心血和奉献。六十多年的历程，既是曲折也是辉煌的历程，同时也折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十多年间民族文化振兴和国民精神成长的历程。应该看到和肯定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里对建构意识形态、调整发展方向、解放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与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17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基本上沿袭了苏联的模式，对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存在较大的偏废，对中华民族优秀学术传统基本冠以“封建主义”的标签而埋没；后30年又基本上改用了西方模式，放弃了一些本该坚守的优秀学术传统尤其是本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所有这些，都是应该在以后的发展中汲取教训的。
从外国文学学科发展以及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高度审视问题，既要弘扬五四运动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又要力求避免盲目和片面，力争及早澄清与纠正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些片面认识。应该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从中国人自己的学术眼光出发，注意总结中国学者在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中所发出的自己独特的声音，从而服务于建立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中的中国体系。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当成为加深中外文化交流、化解可能的文化冲突的排头兵，应当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原动力。
然而遗憾的是，外国文学经典研究长期以来处于学术研究中的边缘位置，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大潮中，外国文学研究的空间也未曾有多少扩展；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热”，启动的仅仅是国民学外语（作为交际工具和安身阶梯的语言）的热情，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关涉不大。再加上多少年来的制度惯性与利益现状，外国文学研究分处于中文系和外语系：中文系的外国文学研究像一根鸡肋，又像一个摆设，学科建设与资金投入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和人为的边缘化；外语系的外国文学研究终究难以摆脱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格局，而这种“语言中心”是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而非海德格尔所说的“栖居之所”的语言。也就是说，中文、外语的分家，使本来就势单力薄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得不到明显的充实与提高，根本不能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其他学科——譬如现当代文学——相提并论，更遑论活力四射了。[12]
由此看来，在当今整个文学研究界都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时代，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更应该利用自己外来信息优先接收、封建主义干扰较少的有利条件，及时调整研究视野和学术立场，扩大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在积极推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担当起应有的责任：中外信息的交流、中外思想的沟通、中外人文的互补以及人类精神的提升……
当代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该自觉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画地为牢，人为制造一种狭小的、精英型的研究疆域，应该走出“纯文学”的象牙塔，关注民生、民情和民趣，走普及中提高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知识阶层的启蒙理想。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该转变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超越文本细读式的研究，广泛借鉴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将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塑造成真正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崭新学科。
二、跨媒介重构与经典研究的文化诗学
显而易见，新媒体正以其强烈的替代性依存理念影响着当下社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新生力量急速发展的同时正改变着当下中国社会格局，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媒介文化。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已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交互传播、沉浸传播的发展过程推动了传播学理论的思考与创新。不仅如此，互联网等新技术变革支撑的传播实践，正在改变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各种领域的社会关系进入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科技的发展使民众不只是信息的消费者，相反，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普通民众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想以最简短、快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网络民意由此走进现实，呈现出对现实的干预能力。在此背景下，完全依附于传统媒体报道的时代已然褪色，新媒体以其强烈的替代性依存理念影响着当下社会。当下的网络化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扩大。新媒体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式，而且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提高着人们的思维与变革的能力。
从印刷媒体的兴衰到新媒体给世界带来的冲击，每次传媒革命都带来了社会、文化、政治的巨大变革；毫无疑问，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类文明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大众传媒也成为影响所有人生活的文化样式。[13]由于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纸质文本和纸质文献难以适应时代进步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样，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局限于纸质文本的范畴，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以跨媒体研究的视野来介入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介入新的外国文学经典传播载体的研究，既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外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和服务于社会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刻不容缓的责任。
在当今的数码时代，忽略电子媒介的新兴文学样式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我们不光要研究根据西方文学经典改编的欧洲文艺片，也应该关注包括好莱坞大片在内的商业性的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最起码不能忽略好莱坞类型片譬如科幻、侦探、情爱、恐怖、战争、家庭伦理等类型片所蕴含的集体无意识与民族特色，以及它们所融合与集纳的经典文学叙事技法和故事范型；不光要研究法国最经典的电影《红与黑》，也应该关注各种流行的电视肥皂剧。总之，21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尚待大力开拓的领域还包括外国影视文学和外国网络文学创作研究。
毋庸讳言，以媒体技术本体化与视觉文化审美化为表征的新意识形态的弥散，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化的发展。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文化形式的转变，在摧毁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同时，也消解着艺术传统的对意义的深度追求。将高科技定义为文化的物质性存在基础，并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分析，无疑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应该看到，“媒体形式”毕竟只是文化艺术存在的物理基础，并不构成它的根本性质，将物性材料和媒介手段等同于文化艺术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唯科技主义”的立场出发粗暴地抹杀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本质。物质性存在的强势与观念性存在的低限之间的博弈，是数字艺术以及电子视觉文化无法回避的现实，数字艺术的发展亟待解决唯技术主义的迷瘴与意义场的虚设等现实难题。“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和“艺术化生存”的人文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数字艺术的平衡发展。[14]因此，对于外国文学经典的视觉化生存与数字化发展绝不能忽视，也不能过度拔高；在当代研究中，应该将时新的媒介高科技运用与传统的人文意义追索结合，构建立体型、纵深性的人文谱系，以适应时代新变化、接续人文老根系。
同时，在这个由互联网科技及其新兴社交媒体为主体构成的媒介化生存的“大数据时代”，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也不能忽略艺术的跨媒介重构现象，即各种艺术如何处理、使用同一题材并辨析其中的变通与神遇。譬如跨媒介的艺术名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始自17世纪荷兰著名风俗画画家杨·维梅尔的经典画作，中经美国女作家特蕾西·雪佛兰的流行小说，再到英国导演彼得·韦伯的成名电影，三位艺术家分别以颜料、文字和影像等不同艺术材质，以不同的时空艺术表现形式，生动展现了交织着青春、爱情、欲望、诱惑、退却与隐忍的人性故事。在光影交织的空间艺术画作里，戴珍珠耳环的青春少女，珍珠上流转着女性光芒；而小说文本与电影作品共同塑造的主人公葛丽叶，映现出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刚毅与保持个体尊严的自觉。[15]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与信息化革命的到来，文化领域包括人文研究领域交流对话的进程显得更加紧迫。可以这样说，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各国人民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变得从未有过的迅捷与频繁；而网络技术的出现，更是打破了海关与出版的疆界，使得各种思想、观点、信息得以跨越时空地交流。世纪之交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倡导综合性的“文化诗学”，把文学这种文化现象放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系统中来考察，从而拓展了文学艺术的研究视野，直接推进当代人文研究向纵深发展。[16]
“文化诗学”脱胎于西方的“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研究，并非文化哲学或文化美学，它关注文化世界中丰富多彩的具体现象。当今时代的文化世界错综复杂，对文化的最宽泛理解，广及所有“人文化成”的人工之物，包括一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常说的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等所有社会现象都在其内。西方曾经流行的“文化研究”，就是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文化评论或文化批判。这样的文化研究，几乎跨越了所有学科。再缩小一些范围，有些“文化研究”主要注目于精神文化领域，但也广及哲学、宗教、道德、社会心理、流行时尚等多种精神现象。这些“文化研究”的目光并不只停留在文学艺术，但它所研究的这些精神现象，却是文学艺术和政治经济之间的中介，研究这些中介恰好是研究文学艺术的必需。过去的一些“文艺社会学”的缺失，正在于忽视这些中介环节，从政治经济直接引出文学艺术，在深层逻辑上将文学艺术视作政治经济的派生或仆从。而“文化研究”对哲学、道德、宗教等精神现象、社会心理的重视，则可以在弥补这一缺憾方面作出贡献。
作为从西方学术体制内部产生的一种反叛实践，文化研究与一般的跨学科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它既不株守于固定的研究领域，也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不断扩展的知识实践领域，它的“动力部分源自于对既有学科的挑战”[17]。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通常是为传统学科所忽视或压抑的原属于边缘性的问题，它所警惕的恰恰是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不仅改写了传统学术的中心与边缘观念，而且对传统的学科理念和学科建制构成了强烈的冲击。正如许多学者所概括的那样，文化研究要探求的是个体“主体性”是如何由社会构建而成的；它不是到个体的理性或主体性当中，而是到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和文化政治当中去寻找意义的根源。[18]这种跨学科的探求使文化研究必然超越传统学科的理念框架，更多触及建构个体主体性的公共文化体系和政治体制问题。这种探求不仅铸就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批判维度，而且空前扩展了文化研究的问题范围。实际上，文化研究对于主体建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关注，与现代的批判理论传统有着深刻的关系。正是由于批判理论的引入，才使文化研究不单单成为跨学科的学术实践，而且成为一块吸引各种理论的磁石，不断挪用和整合最新出现的激进理论，成为揭示社会秘密的批判性思想运动。
在“文化诗学”的视野里，单一的形式主义批评，诸如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都是单薄的、封闭的，即使没有窒息文学也大有盲人摸象之嫌。“文化诗学”追求视野的开放，它力图吸纳历史、哲学、宗教、美学、伦理、政治、语言、神话、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有关领域和学科的成果与方法，以开放和综合来达到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当然，这种方法论上的综合并非是说“文化诗学”在方法论上就是大杂烩，而是表明它在研究视野上的开放性与综合性特点；与其研究旨趣相一致，文化学研究与诗学研究方法的融合贯通，应该是“文化诗学”方法论的主轴。所以，“文化诗学”既是一种文化阐释，也是一种诗学阐释，准确地说它是文化阐释与诗学阐释的一种辩证统一和有机结合。[19]应该说，不仅是文学，就是其他艺术也都必须放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来研究，正如巴赫金所说：“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20]因为“在文化整体的理论视野中或理论背景下，文学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更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与历史、宗教、社会、道德等文化范畴相互联系的文本，而这种文学研究上的文化整体观则明确反对割裂文学与社会文化的联系”。简言之，“文化诗学之价值指向……就是力图追究文学的文化价值属性和文学的诗学价值属性”[21]。
文学批评与阐释从传统的、学科界限明显的“诗学研究”转向更广泛、更少学科限制的“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与阐释显出它本来就应具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由于引入了文化语境和社会物质层面，文本世界便不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而是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了互为交流的阐释空间，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这意味着文本世界不再具有稳定性，它需要在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寻求定位；审美也由此成为历史性的范畴，没有普遍的永久的美感原则，审美机制是一种建构并且正在不断建构的过程。关注文化诗学，就是渴望揭示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复杂性，探究文本中沉淀了什么样的文化态度和现代性取向。同时，关注“跨文化研究”，就是从“差异”出发研究人类的文化模式，探究其生存、思维、语言、行为、交流、视角等，目的之一是揭示存在于文本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探讨各文化间可能的联系、对抗、相关性、交流和互动。当代的“文化诗学”既需要“跨文化研究”的“差异性”视角，又需要借鉴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其“共识性”视域；“文化诗学”需要从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出发探索人类共同的“诗心与文心”，从全人类的立场寻求构建“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共同体”与“心灵共同体”。
作为“文化诗学”来源之一的文学人类学脱胎于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就是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方法及成果自觉运用到文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具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多样的理论视角，举凡人类语言、宗教信仰、审美意识、道德行为和社会结构诸方面，都是其兴趣范围。但是，它又不像一般语言学、宗教学、美学、伦理学和社会学那样孤立地研究这些文化现象，而是在整个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宏观地和深入地研究它们的本质规律，并一直追溯到它们的原始形态，从而勾勒出人、人性、人类情感、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现象的历史本来面目。秉承以上传统，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和眼光相对于一般的文学研究来说，更关注文学艺术的全球性和全人类性。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认识文学人类学的话，它对文学的研究视野就更加开阔，开阔到超越我们以往世界艺术史中所描述的空间和时间上的范围。然而，须防范英国学者哈斯克尔·M.布洛克指出的另一种偏激现象：“大量文化人类学家都忽略了艺术作品的个人独特性，也忽视了这一事实：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总是超越其文本记录价值……只有将人类学概念和以艺术作品审美价值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时，这些概念才有助于扩大我们的艺术经验。”[22]
跨文化交流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跨文化交流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保守主义，认为国外文化不要去碰，要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另一个则是激进主义，试图把自己的文化灌输给对方，实行文化单边统治。应有的状态是“平等互动”基础上的“共赢、互通”，只有充分把握自己文化的特点，对之加以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并增强对他种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才能促成各民族的多元共存，开展对话沟通，并形成全球性的文化多元格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些元素都可能对多极均衡、多元共存的世界作出贡献。
目前的“文化诗学”研究，从跨学科视野出发，超越语言学的工具性传统，融汇中外与文史哲，沟通雅与俗、平面文本与数字文本（譬如影视网络），为21世纪的文学艺术研究开拓新领地，也为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走出“文本转述”与“思想平面化”、实现“文化转向”与“深度阐释”提供探索，对文学研究在新的层面上重新“走向生活”“干预现实”“改造世界”大有助益。
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经典研究，需要的不是包打天下的批评理论，而是面对文学实践时能够从容相待的“应用诗学”——摆脱理论的形而上“预设”的、对文学现象进行艺术诠释的一种经验性归纳与实践论提取，重视具有代表性的具体事例的“范例”作用。[23]用热奈特在其《批评与诗学》一文里的话说：“文学研究的未来实质上属于批评与诗学间的交流和必要的杂交。”[24]我们应当终结那种以抽象代替具体、以搬弄大词代替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理论作派”，就像胡塞尔要诸位未来的哲学家们“不要大钞票，要小零钱”那样，真正回到具体而实际的“生活世界”的语境，以一份负点责任的态度而不是哗众取宠之心，作出“实事求是”的言说。[25]所以，人文思想领域应该明确提出“改进理性”而“告别理论”。哗众取宠不再有多少市场，极端褊狭不再被认为深刻，粗口相向不再被视为勇敢，舆论场上的这种转型见证着观念引领的舆论进步，人们试图在观点交锋中寻找文明共识。
在今天的学界，文化诗学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观，而非仅仅是一个学科或一种方法。作为一种世界观而存在的文化诗学，其意义早已突破了方法论层面，它更是一件打破僵化的学术体制的锐器。21世纪的文学经典研究与批评，只有不断吸收文化研究/文化诗学的新方法、新成果，才能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现代以来，文学在中国大地上曾多次承担了社会公共议题的设置，发挥了促成舆论交锋从而达成社会共识的功能。这种“公共性”使文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意义。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公共性”的衰减与文学“边缘化”的窘境构成了恶性循环，使文学应有的思想文化功能变得相当微弱。要改变文学在消费时代的“颓势”，必须让文学重新走入民众的生活，并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26]同时，重新思考文学研究“公共性”的重建问题，促进文学研究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成为振兴中国人文学术事业的当务之急。
三、大数据分析与经典传播的文化增殖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网络空间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安全和发展利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与信息数据紧密相连，各种各样的智能终端设备使得数据生产无处不在。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急剧增长，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和视频网站的普及，信息数据以几何级数的方式产生和累积，数据开始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发挥作用和影响。2011年6月，美国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了《大数据：下一个竞争、创新和生产力的前沿领域》的研究报告，“大数据”（Big Data）这一概念成为互联网、通讯等相关业界竞相解读的对象；2012年，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1966— ）与《经济学人》数据编辑肯尼思·库克耶（Kenneth Cukier，1967— ）合著的《大数据时代》[27]一书出版，顿时掀起一股大数据风潮，宣告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被公认的“大数据”特征是：“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多样的数据类型、巨大的数据价值”[28]。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互联网上的每一次搜索、每一次购物、每一次敲击键盘，甚至是离开网络，随便在大街上的每一次露面、不经意的“留痕”，都会被永久地储存在“大数据”中，总之，人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吃喝玩乐都以数据的形式存在。这个大数据是开放的，从理论上说，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轻易或不轻易地“发现”或“分享”人们的生活“痕迹”。人的记忆可以删除，但是大数据上的“留痕”却无法删除，人们被动且必须在这个大数据中留下自己永远的痕迹。“大数据”正引领着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实现满足、希望、欢乐和健康的“向导”和“引擎”。基于互联网尤其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媒介形态，以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的优势吸引着众多使用者。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就是得益于信息技术与数据处理能力的发展，任何一个行业要发挥大数据的作用，都必须拥有或获取巨量的数据的能力，包括本行业内外一切可用的数据资源，避免成为“大数据汪洋”中的一座座“数据孤岛”。
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大数据已经成为了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大数据将为人类的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只要收集大量数据就可以预见未来的事。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其中，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转而关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只有掌控大数据背后真正的思维变革才是决胜未来的关键。迈尔-舍恩伯格教授认为，大数据要求人们改变对精确性的苛求，转而追求混杂性；要求人们改变对因果关系的追问，转而追求相关关系。这种思维的转变将是革命性的，如果企业不能认识到这一思维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将会面临 “数据鸿沟”的挑战。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如何从海量数据中发现知识，寻找隐藏在大数据中的模式、趋势和相关性，揭示社会现象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可能的商业应用前景，都需要我们拥有更好的数据洞察力。《大数据时代》一书认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同时，如何防止因预测而被惩罚、防范居心叵测的人借助大数据侵害个人隐私等也成为时代难题。
没有分享与开放，就没有互联网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大数据时代的真正价值来自于“有效”使用数据做出决策，以使个体人和社会整体更充实、更自如、更完善、更和谐。大数据分析能够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社会价值，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然而数据在大量聚集的同时，信息泄露也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使得个人信息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近几年，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令人心有余悸。可以说，大数据时代既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潜力，又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就业保障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可能进一步挑战人类的自由意志、道德选择和人类组织等，这其中既有大数据的取舍之道也有公民信息亟须法律保护的问题。
以互联网科技、云储存/计算、移动终端为代表的电子化、比特化、智能化的现代大众传媒，为当代人提供了无限便利和海量信息，我们被各种大众传媒包围，空气中弥漫着信息的味道；各种信息数据、事件、言论、影像等集合而成的“大数据”滚滚而来，没有时间和空间能把“事件”“言论”“影像”等与我们分隔开，每天媒体使出浑身解数，人人都在抢着发言，大量信息和影像互相挤撞。[29]正因为媒介渠道多种多样、媒介内容铺天盖地，媒介化生存的“大数据时代”混杂了无数“干扰信息”“垃圾信息”“无效信息”甚至“错误信息”“有害信息”，那么，如何去甄别有价值的信息与聒噪的杂音、妥善处理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进而准确把握时代的律动就成为“大数据时代”媒介素养的基本主题。
各种数据与影像集合而成，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明星私照（譬如好莱坞影星艳照门[30]）被盗取并被病毒式传播，这是对于个人隐私充满恶意的暴力侵犯；这种娱乐化的表达与狂欢，扭曲了大众的视线，模糊了道德的界线，施放了人性的卑劣，侵蚀了文化的精神。而由美国中情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1983— )揭露的“棱镜门事件”为代表的对公民、国家、政治领袖等信息权、隐私权的恶意盗取以及潜伏性侵害，更启示人们思考：如果无隐私的开放性与开放性的分享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客观规律，那么，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互联网规则以及相应的法律与制度呢？大数据时代人人“被裸奔”，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时间再也无法治愈一切。我们也许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安全、默认风险，也不意味着数据使用者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通过相关报道而得知，利用数据库可以更好地研究和传播古老手稿和经典文本，数字化能够使人类更接近经典。[31]大数据通过事物的整体数据化，实现了定性定量的综合集成，使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等类人文社会科学曾经难于数据化的领域像自然科学那般走向了定量研究，譬如文学经典创作中的言语倾向、褒贬风格、词语使用以及文学经典接受中的受众类型、阅读方式、接受态度和全媒体增殖延展等。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图像检索等技术的发展，外国文学经典信息化的重点应当由数据检索向数据分析、数据挖掘转型；在图像处理领域，针对疑难文字的OCR技术与利于版本校勘的图像检索，都是值得期待的方向。
使用电脑算法来分析外国文学经典文本不是让电脑复制人脑的功能或者更大规模地完成人脑擅长的任务。人脑和电脑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所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读出来的东西也可能截然不同。不过人脑和电脑在阅读阐释文学的时候也往往可以互为体用，互补短长，外国文学经典的“大数据分析”和学者个人的“小阅读”之间存在着许多交融与合作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借助电脑进行文本分析是近年来不断升温的“数字人文”[32]（digital humanities)的一个重要分支。不能说它已经全然被文学研究界的主流所接受，但是人们原先持有的误解和怀疑正在慢慢消散。
人脑在阅读小说或诗歌的时候，不太会注意冠词、介词、代词等与“意义”并无直接联系的词，即便注意到了，也很少能够记住它们出现的方式或频率，更不要说理解它们在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了。人脑在进行文体分析（即文笔风格）的时候力量是很微弱的。因此，语言学学者早就已经运用电脑来研究这些封闭类词语(closed class words）。借助计算机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中逐渐壮大，从而成为一个独立分支，即语料库语言学。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能够为其他学科服务的工具；利用语料库技术来进行文体分析，这就是语料库文体分析（corpus stylistic）。
用电脑进行文体分析让我们有可能回答一连串与文学史休戚相关的问题，也能启发一些新型问题。譬如同样是英语文学，美国小说和英国小说在文体上最显著的差别是什么？怎样用电脑来甄别这两个国别的小说？同理，怎样快速甄别小说和诗歌？怎样快速区别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一般来说，研究者可以进行不同的实验，比如统计“the”一词在英美小说中出现的不同频率。也就是说，这个冠词可以作为区分小说文本国别的一个特征。同理，英国小说用表示肯定的词的频率大大高于爱尔兰小说，后者更多用“可能”“或许”之类的词，这可能与两国文化历史有关，需要研究者对数据提供的信息做进一步阐释。初步找到一类文本的形式规律之后，可以让电脑按照这个特征去判别新的文本。当然，一个特定的文本形式特征可以与许多因素有关，譬如文学体裁、出版年代或是作者的个人习惯、性别、其他身份特征。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不同算法来测量这些不同因素与形式特征的相关度大小。
这样的电脑甄别法有一些很实际的用途，譬如说对大量已经电子化但尚未进行人工处理的文本进行分类，也可以运用于对疑似假托或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进行鉴定，根据其文体特征判别其真实作者。用电脑分析文本的形式特征还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启示。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描绘和解释文学形式的变迁，而一般研究者在解释文学形式变化的时候大多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只能按照研究者本人有限阅读量做出印象性判断，所依据的信息也多是“情节”和意象等人脑比较容易识别的信息。应用大数据分析可以给自己的假设提供系统的数据支持，也可以通过电脑把注意力放在人脑难以追踪的语言元素，包括介词、冠词、标点符号等。
文学研究的另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判定“影响”，即文学史上特定作品的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借助电脑操作的文本形式分析。目前的方法是判别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似度，由此断定一部作品到底与后世的哪些作品具有比较显著的形式重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者派珀（Andrew Piper）正着手统计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出现的文体特征（比如说作品中出现的比较独特的辞藻），再利用现成的电子文学数据库（如Hathi Trust）用相关算法测量出数据库中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和歌德作品在形式上的相似度，以此来考察精细阅读所无法勾勒的“散落”的文学影响。因为牵涉的文体特征可能有几十个，计算同时代文本和歌德诗歌的距离就意味着想象一个几十维的空间，而这些不同的文本在这个空间中的距离也就只能通过电脑来测量并转化成人脑能够理解的图像了。[33]
用电脑来分析“影响”问题不仅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精确度，更是基于一种对“影响”的非人文主义理解。一般的人文主义者，如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虽然“影响”是发生在两个文本之间的过程，作者或诗人只是这种影响过程发生的媒介，但作为媒介的作者主观上也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经常会使用防御和否定的对策遮盖自己的文学渊源，而大数据分析所认为的影响与作者的主观感受全无关系。一个文本中大多数形式特征并不是作家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由文化无意识所决定，文学形式的传承和演变遵循着任何个体都无法控制的路径，即使是天才作家的传世经典也建筑在大量重复现成语料和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虽然人脑并不是机器，但与机器有着相似的特点，两者都会很机械地模仿固有的语用习惯，而一个语言文学共同体也会在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有规律地改变这些习惯。这些习惯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模因”，即文化的基本单元。
由此可见，大数据分析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不仅是一套技术手段，还有一种与传统人文精神相抵牾的文学生成理论。也可以说，大数据分析和小阅读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各自的观点，构筑各自的文学史。归根结底，大数据分析和小阅读都是阅读体验，只不过一个是电脑的，一个是人脑的；它们得出的结论也在不同层面上触摸到了关于文学的一些“真理”，但这里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
当然，电脑与人脑之间、大数据分析和小阅读之间并非绝对的“各执己见”。大数据分析并不能完全支配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外国文学经典中所包含的创作和阅读活动经常不能被完全数据化，同时数据本身的提取就具有价值倾向和审美需求差异；要在强化技术重要性的积累上，更加突出人文因素对技术选择的导向作用，从手段转向意义。大数据进入外国文学经典，只能对其将来会怎样进行预测，但不能单方面对其本身的终极意义进行追问。从最深层次来说，小阅读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是“大数据”分析的重要导向。换句话说，用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经常需要研究者“告诉”它们如何进行分类。电脑需要研究者来“引导”，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新的便利和发现。这就说明在文学研究中如果能把数据分析与小阅读结合起来，可以让好的研究者如虎添翼。
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注重经典和对个别作品的解读，而从统计学角度来说，经典就是“逸事”——小概率或随机事件——的同义词。小概率事件或许是最有意义的事件，但只有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才能看到它们的意义。研究者在各自的书斋里进行“小阅读”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用电脑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帮我们发现某一个体裁（譬如19世纪小说）普遍的形式特征，但被人们公认的“好”文学区别于“普通”文学的最关键因素并不在这些特征里面，也正是这些难以捕捉的小因素才是文学阐释的核心焦点。每个阐释者对“好”文学的认识都不一样，他们的判断如何决定一个文本在历史中的地位和持久力也因事而异。好的文学为什么“好”，凭什么得以传播？取决于什么审美特点，什么样的阅读习惯、文化环境和文学评价机制？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终极问题，需要把文本数据分析、个人化的文学阐释和历史性思索结合起来，才有望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更多带我们离开当前结论的道路。为了打造新的文学史和新的文学价值理论，职业阅读者必须学会让电脑为人脑所用，学会发现人脑中本来就蕴含的电脑程序。[34]
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的创办人佛朗哥·莫雷蒂[35]（Franco Moretti，1961— ）认为，过去对文学经典的研究是随意而不成体系的，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所有人文学科中“最落后的领域”，他决意借助大数据分析改变人们一直以来谈论文学的方式。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1959— ）[36]指出：“经典只有那么几部，而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努力从中解说出新的来。所以，谈论普鲁斯特如何伟大总是用那些方式……使用新的技术，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要比专注于复杂和特出的单个作品，更会是将来文化批评的一个方向。甚至，新技术可能是文学经典的解放者，让经典们回到当时被写作的那个语境里让人阅读。”[37]
大数据技术让复杂性科学思维实现了技术化，使得复杂性科学方法论变成了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工具，从而带来了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革命。大数据技术通过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来“量化世界”，从而将自然、社会、人类的一切状态、行为都记录并存储下来，形成与物理足迹相对应的数据足迹。这些数据足迹通过互联网络和云技术实现对外开放和共享，因此带来了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伦理与责任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数据权益、数据隐私和人性自由等三个重要问题。[38]
随着全球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和广泛应用，基于网络新媒体的思想文化交流大大拓展了信息传播的领域和渠道，成为文化和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也充斥着利益的博弈、权力的角逐乃至强权的肆虐。信息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网络应用技术的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造就了虚拟但客观存在的网络社会与网络空间。在其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生产、整合、发布的主体；大量社会热点在网上迅速产生、发酵、扩散，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文明与丑陋、真善美与假恶丑在网络空间的交锋异常激烈，直接关系到网络空间的文明程度、价值导向甚至网络主权、国家安全。
外国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与生成后，必然产生对内与对外传播，文化辐射就此形成。这种文化传播与文化辐射通过经典作家的意义输出与读者受众的符号互动，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与符号价值，实现了一种“文化增殖”（cultural proliferation）。任何一种文化传播都会产生文化增殖和价值观念的衍生，作为精神象征的文学经典在推广过程中也因传者、受者及大众传媒各自的需求和理解而产生新的意义；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重新界定文化和认识文化，不仅估计和确定某种文化的价值，而且还会增殖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信息量越繁杂时，文化增殖的现象就越普遍。传播者不仅是客观地把这种文化介绍给别人，通常还会加上自己对它的理解，为了引起人们和社会的注意，传播者甚至有时极尽夸张之能事；接受者则会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经验对其进行“选择性理解”；传播媒介本身也会产生文化增殖现象，它可以对传出的信息加以整理加工，从而产生新的意义。文化增殖是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断扩大和增殖的现象，良性的文化增殖是人类社会文化形成、演进的形态之一。当然，文化增殖在放大文学经典艺术价值和精神意义的同时，也有使其被异化的可能，譬如外国文学经典的被误读、被遮蔽和被歪曲等。
在文化传播领域中，文化生产领域中所提供的价值是初始性的，在之后的传播中，初始性的价值不可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它的内容可能被增加，也可能被减少。文化在质和量上的一种放大，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是一种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文化增殖是文化的放大和同质量积累，它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出新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是文化的进一步拓殖。另一方面表现为质量的放大，即原有文化的质的升华，它从本质上将仍然是原有文化的放大。文化在传播中能否增殖，取决于传体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影响程度。文化增殖取决于传播的方式、频次、途径、范围，取决于文化受体的承受力、宽容度、政治环境、宗教信仰、文明程度等状况。落后的、消极的文化也能传播，也会有市场，也会增殖，但只是量的增加，并会逐渐被文明所代替。
对于原文化来说，文化增殖的积极方面是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得到更深的拓展和挖掘，增强了文化的整合性；消极方面是文化增殖会有虚假的现象，或背离原文化的现象。大量的虚假文化的增殖会破坏原文化，侵蚀文化母体甚至导致原文化的毁灭。翻译是跨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具有文化传承和延伸的特点，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交流互动中能够得到提升，最终形成文化的增殖；在文学经典的译介中，保持原语的异域性能够给目标语读者新的文化体验，丰富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增殖受受体环境的影响很大，受体环境轻松则有利于文化传播、有利于文化的开发和拓展、有利于原文化价值与意义的拓殖；封闭落后的文化环境生命力不强，不容易吸收营养，也无法抵制不良文化的侵入。受众的文化欣赏口味和审美水平也很重要，长期浸润于文学经典自然能够自觉抵制“三俗”文化。
当代传播中的文化增殖，一般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维度方面，文化增殖主要表现为由于大量先进的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使用，使传播的时间大为缩短，效率大大增加，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在空间维度方面，文化增殖主要表现为某种文化经传播溢出了原文化发源地，甚至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衍生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不是任何时空中的任何文化都必然是增殖的，只有那些开放和创新的文化才会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在“扬弃”异质文化的同时重构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完全取决于文化传播的力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自觉的文化超越性和主体的文化理想构成了外国文学经典传播活动中文化增殖生成的内在机理。
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著名的发问：为什么当文明扩展时，杰出的个体反而减少了；为什么当知识变得每个人都能获得时，天才反而再难见到；为什么当不存在较低等级时，较高等级也不复存在了。原因固然与物质、技术有关，但更在于人避却思考、耽溺安乐的自甘平庸与自我放失，在于不能擅自利用物质技术造成的心智的慵懒与偷惰。在这种慵懒偷惰中，那种对深邃思想的卓越追索，对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关切渐渐消退和淡忘，甚至被嘲笑和放逐。说到底，现代文化的悲剧症结是一种思考的悲剧。本来知识是供人思考、讨论的，以纳入生活的经验当中。而今，思考到处都在堕落，即使在人文文化中磨坊也是在空转，已经不能从科学文化中撷取材料来进行思考了；沟通已经变得非常少见，即使在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沟通也已经很少。由于获取专门的科学知识很困难，所以人文文化已经起不到对世上人的知识进行反省的作用。而在科学文化中，知识在无名的数据库中积累，计算机的使用越来越多，也有可能剥夺人对知识的掌握，使人担心会在知识的积累中出现新的愚昧。[39]因此，重视大数据分析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人文文化的特长在于反省，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必须搭建起人文与科技沟通的桥梁，诠释经典与“活用”经典并举。
《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总论卷》细分七章，立足于全方位的外国文学经典的文化阐释与深度研究，主要运用文学人类学、文化哲学、艺术哲学与比较文学的综合研究方法，从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要素、成形标识、建构方式、演变过程、传播途径、译介转换、影视改编、时代重构、影响研究以及当代意义等10个方面入手，站在考察精神生成、思想化育的知识社会学立场，立体审视与系统反思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精神基因、生命体验与文化传承。
“总论卷”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很广，错谬之处只源于作者才疏学浅，唯愿书中提出的一些思想与艺术问题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大文豪莎士比亚有这样的诗句：“给美的事物戴上宝贵的真理的桂冠，她就会变得百倍的美好。”让真理与美相伴，学术论著就能“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启迪人们的哲理智慧，滋养人们的浩然之气”。这就不仅需要“做学问”的学者在思想上、论证上“跟自己过不去”，而且应当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以便让读者阅读到深刻、厚重、优雅的学术论著。此种情怀和境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1] 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归来》，张承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2]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3] 生安锋：《文学的重写、经典重构与文化参与——杜威·佛克马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4]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5页。
[5] 傅守祥：《外国文学经典的跨文化沟通与跨媒介重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7] 《温家宝总理在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上的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0年10月7日，http://www.gov.cn/ldhd/2010-10/07/content_1716439.htm。
[8] 王秋艳、宋学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在中国》，《外国语文研究》，2012年第2辑。
[9] 张隆溪、梁建东：《文学从来都不是很“重要”》，《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0] 吴笛：《谈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和拓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5日。
[11] 王秋艳、宋学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在中国》，《外国语文研究》，2012年第2辑。
[12] 傅守祥：《外国文学经典的跨文化沟通与跨媒介重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3] 查尔斯·斯特林：《媒介即生活》，王家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4] 傅守祥：《数字艺术：技术与人文的博弈》，《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15] 傅守祥、李馨：《跨媒介流传的艺术沟通与女性光芒——〈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女性主义探析》，《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6期。
[16] 胡经之：《文艺学多些对话好》，《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27日。
[17] 澳大利亚学者特纳（Graeme Turner）的概括。参见Lawrence Grossberg ed.,Cultural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64。
[18] Patrick Brantlinger, Crusoe’s Footprints: 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16．
[19] 傅守祥：《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经典阐释与文化沟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20]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贾泽林、张杰、樊锦鑫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21] 傅守祥：《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经典阐释与文化沟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22] 哈斯克尔·M.布洛克：《文化人类学与当代文学批评》，《神话与文学》，潘国庆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23] 傅守祥：《外国文学经典的跨文化沟通与跨媒介重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4] 热奈特：《批评与诗学》，《文学研究参考》，1987年辑刊。
[25] 徐岱：《批评美学——艺术诠释的逻辑与范式》，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26] 李云雷：《重建“公共性”，文学方能走出窘境》，《人民日报》，2011年4月8日第24版。
[27]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8] 赵国栋、易欢欢、糜万军、鄂维南：《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产业变革与数据科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9] 查尔斯·斯特林：《媒介即生活》，王家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30] 2014年9月初开始，在近一个月间，好莱坞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艳照门风波。有黑客利用苹果手机iCloud云端漏洞，窃取影星、歌手和名模裸照，搞得影星们人人自危，据说有百余名女星中招。人们关注和思考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或曰数字文明时代，我们还会有隐私吗？
[31] 张小溪：《科技能破解人文研究困境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7日A03版。
[32] 作为新型的文理交叉研究领域，“数字人文”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入应用于传统的人文研究与教学，科技的介入为人文发展带来新机遇，而人文想象力也为科技创新带来新动力。
[33] 金雯、李绳：《“大数据”分析与文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4期。
[34] 金雯、李绳：《“大数据”分析与文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4期。
[35]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佛朗哥·莫雷蒂以《远读》(Distant Reading)获全美书评人协会2014年度颁发的评论奖，是其借助大数据分析进行文学研究的创新性著作，内含10篇论文；其学术著作还有《欧洲文化中的成长小说》（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等。
[36] 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的主要作品有《偶尔做做梦》《第二十七座城市》《强震》《自由》等，被评论界誉为最出色的美国小说家之一。2010年，其第四部小说《自由》（The Freedom）一面世即引发抢购热潮，迅速登上各大畅销书榜，被评论界誉为“世纪小说”，并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37] 黎文编译：《大数据时代的文学研究》，《文汇报》，2013年6月24日。
[38] 黄欣荣：《大数据时代的哲学变革》，《光明日报》，2014年12月3日。
[39] 傅守祥：《泛审美时代的快感体验——从经典艺术到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转向》，《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