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数码时代的大学危机

数码时代的知识生产已经呈现了一些重要的特征，这是公认的。也已经有一些将数码文化特征运用到大学教育中的实验和尝试，如多媒体教学、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课程。至于如何评价数码知识特征及其实用意义，现在有许多争论。例如，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重拾交谈：数字时代交谈的力量》一书里认为，MOOC课的教学后果是一种“去人性的知识”（dehumanized knowdege）。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中，对混合式的多形态文本，对其破碎性给深度阅读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严重的质疑。他批评道，“网站上的内容犹如碎布拼成的床单一样，由于人们的大脑思维已经适应了这种内容，传媒不得不做出调整，以迎合读者观众的新需要。由于网上消费者的关注持续时间很短，许多（文本）生产者正在把他们的产品切割成片段，同时将他们产品的简要介绍加入搜索引擎”，结果“为读者送上的是短文和简介的大杂烩”。^[8]类似的争论在历史上其他文化转型时期也曾发生过，而且相当激烈。

数码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从单一的印刷文字向多形态表现转化，显现为多形态的传媒。古登堡时代文本生产的模块单元是印刷“符号”。在数码文本里，文字与图像用的都是数码，连声音也是用数码来合成的——半导体线路里的0和1。这种多形态的混合已经几乎渗透了我们所有的文化经验，从有插图或图片的书籍和杂志到视频和互联网，数码无处不在。学术著作如果不是需要图像或图表，仍然可以不靠数码而存在，也还是可以用墨水在纸上写作，或用打字机直接往纸上敲打字母。这样的写作，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知识生产即使还没有绝迹，毕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大学教授们在沉重的“学术出成果”的压力下，都早已在用电脑进行他们的知识生产了。这种生产转变不只是用键盘替代钢笔那么简单，它对知识产品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大学知识产品（不少是垃圾产品）井喷的一个原因。

意大利文学批评家、语文学家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提出并实践一种叫作“草稿评论”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研究一部作品定稿之前的不同阶段，因为写作的阶段会影响作品的最终形式。意大利作家和思想家翁贝托·艾柯就此问道，“倘若有电脑写作，这种研究如何进行呢？”他以自己的写作经验为例：在写作《玫瑰之名》（Name of Rose）的年代，他还没有电脑文本处理工具，“要请人打出我加工之后的稿子。然后，我再次修订新的稿子，交给打字员”。当然不能没完没了地这么修改下去，“到了某个时刻，我必须把手中的书稿当作定稿。我不能再修改下去了”。^[9]

相反，有了电脑，作者打印后在纸上修改，或直接在电脑上修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继续下去。20世纪90年代还有美国写作学校反对使用电脑，因为电脑屏幕上的文本没有真实性，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学校了。尽管今天的写作者可以用电脑细细打磨“草稿”，直到接近完美，但大学里的大多数学术著作的品质不但不比以前优秀，有的甚至差到成为学术垃圾和赝品的程度。有人将此归咎为出版社编辑的水准和敬业精神普遍下降，也有人认为，这是作者迫于“成果压力”粗制滥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字处理技术本身不能保证产生优秀的学术成果。

相比之下，反倒是一些大学体制外的知识产品更能同时发挥传统书籍出版和网络传播手段的效能，有声有色，表现不俗。仅以当前清末民初史这个热门领域为例，互联网时代给了一些“体制外”研究者（但仍被视为“非专业人士”）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体制太强大了，体制内一些平庸的教授、学者所享受的优势和好处是体制外学人不可能得到的。现有的大学知识体制的制度性歧视、排斥和利益独占早已瓦解和破坏了学术应用的公正、公开和平等竞争的原则。

数码文化时代相对开放的互联网，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大学封闭体制及其利益独占的一个威胁。通过互联网，数码时代的知识生产正在从个体知识人向群体合作和互动的方向发展，不仅是在专门知识者之间，也是在非专门知识者之间，并在这两种人群之间形成互动。温伯格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1967年5月，12名研究海德格尔艰深哲学的学者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了海德格尔群（Heidegger Circle），该群一年聚会一次，通过多数人投票的原则，谨慎吸纳新会员。直到1998年才向所有感兴趣的人开放。2005年夏，该群上线，2008年建立网上论坛，但讨论并非那么热烈。

同时，一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教授在脸书上建立了一个公共主页，以便服务于对海德格尔感兴趣的人，有1400名活跃用户参加讨论，很明显不是所有的用户都是专家，也不是每个人都全天候地关注海德格尔。但讨论非常活跃，持续而不受约束。旧群和新群各有特色。对此，温伯格评述道：“我们无需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两者均有其价值。海德格尔群是一群足够胜任的、冷静的专家。脸书主页是一个庞大的、活跃的群块，成为供任何想要讨论海德格尔的人进行交流的地方。两者一起形成了关注海德格尔的松散联接的网络。”这种网络互动的好处是，“参与者们一道了解了更多知识。他们更快地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他们的好奇心更加受到激励，他们意识到了讨论话题的更多维度，他们参与到了更多话题的讨论中”。这种积极的知识互动显现的是网络能发挥的最佳效用。^[10]

像海德格尔讨论这样的话题一直是大学哲学系的专门知识，在这样的知识问题上，从来都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最聪明”。网络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正如温伯格所指出的，“那些遭遇‘房间内谁最聪明’（Smartest Guy in the Room）综合征的人们正意识到，规则已然发生改变。……房间内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11]“房间内谁最聪明”综合征指的是，有些人很聪明，知道自己比大多数人聪明，但又很愚蠢，不知道还有人比自己更聪明。他们常常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当然的知识权威，别人都得听他们的。但他们的知识一到互联网上，就会出其不意地遭遇挑战和质疑，互联网就是那个房间。

互联网知识新的生产、参与和传播方式正在对大学及其知识权威产生削弱或动摇的作用。不是因为新知识本身拥有多大的组织或体制性力量，而是因为大学本身的积弊和腐败已经使得大学这个知识圣殿变成了受权力和金钱支配的官场和市场，而不再是一个体现自由、公正、独立思想价值的人文和科学知识共和国。就自由价值而言，大学早已是既不“大”，也不“学”了。大学里充斥着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投机。在利诱和威逼下，许多知识人沦为权力和金钱的传声筒或代言人。学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学术刊物和出版在一切为了钱的影响下，成为一种经济的，而非学术独立的体制，为劣质的、不可靠的，甚至虚假的知识产品大开绿灯，收费出版，并在互联网上以收费阅读的方式限制知识信息流通。这些都使得大学曾经垄断的知识权力正在不断、快速地丧失。

维护大学自由、公正、独立价值的规范和制度早已沦落为有名无实的花哨仪式，看上去有模有样，其实已经起不到实质的作用。那些规范和制度本来是用来建立和维护知识共和国的权威秩序的。一个例子就是从17世纪，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担任《自然科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主编时开始的同行评审制度。发表学术作品需要通过同行评审，这是一个让其他专业知识人士核查其独立研究成果、学术可靠性、确认资料来源等的关键时刻。直到这个时刻，论文和专著都还只是没有得到认可的写作产品，还没有资格被纳入学科的知识整体中去，也还没有资格被当作具有权威的产品引入大学知识的讲堂。知识产品的“发表”不只是把手稿变成印刷品，而是一个被知识群体接纳的仪式，从此它从隐秘转变为公开，让个人进入共同体，成为享有公共承认的可信任知识的一部分。与发表前同行评审相对应的是发表后的学术评估，包括评论和评价、被引用次数等。学术评估显示的是学术作品及其作者在行内的认可和影响。大学学术规范和制度的其他体现方式还包括学位授予、学术头衔、教授职位的提升、学术荣誉和评奖、学术团体内的权威身份等。

所有这些大学的规范和制度都早已陷入危机，原因并非数码文化的冲击。所谓同行评审的刊物上可以付费刊登，官员用权力博取高学历头衔和教衔，学术评选拉帮结派，利用职务给自己“授奖”，学术荣誉政治化，学术成果作假，剽窃同行甚至自己的学生，在学术上投机地附和和谄媚权力，这些以及其他种种腐败和丑闻都令大学斯文扫地、颜面丢尽。这些都从根本上在不断侵蚀和破坏大学的知识秩序和权威。在这之外，知识人士将自己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参与中放逐出去，要么躲进象牙塔里自娱自乐，要么金钱当先，锱铢必较，言必称利，彻底庸俗。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上的一些知识活动和知识形式——如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启蒙和干预，社交媒体的问题讨论，媒体人士对真相的揭露、分析和评论——已经代替了昔日大学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大学体制外的公共知识分子行为体现的正是大学原初的价值追求初衷和传统——自由独立地思考，追求真实和逼近真相，说真话不说假话，知识是社会性的学以致用。知识权威与道德权威（至少是道德的良好形象）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所说的ethos（形象）的作用。大学因放弃其价值初衷和传统而衰败，相比之下，文化形式变换造成的冲击效果只能说是次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