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数码时代的网上知识产品

简单回顾一下印刷文化与大学知识秩序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电子信息时代的数码文化在哪些方面与印刷文化有所差异（新的特征），而在哪些方面则是相似的（只是看上去新，其实并不那么新）。

数码时代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文字生产上，文字不再只是写在纸上，而是输入电脑，成为数码资料。20世纪70年代，数码文字处理和呈现方式尚处于初级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数码文字处理和电脑印刷被全面推广运用。以前是学者写完论文或书稿后，由专门的打字员输入电脑。后来是他们自己直接在电脑上打字（初稿或修改稿）。文艺复兴时代，书写文字也是由作者口述或口授发展到作者自己动笔书写的。今天，作者在电脑上敲键盘，打字输入文字，这样的写作仍然没有跳出古老的古登堡规范，输入文字等于将文本进行排字，做成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以备打印或付印。几十年来，这样的数码文字仍然处在加拿大学者让-克劳德·奎登（Jean-Claude Guédon）在《在（亨利·）奥尔登伯格长长的身影里》一文中所说的“数码摇篮期”，数码文本的潜力只是刚刚被发掘而已。^[4]大多数学术网站只是完成了纸媒学术论文的数码化，还不是数码化互动的知识生成产物。

数码化互动知识生成有其自身的特点，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典型，它的知识模式是自下而上的，普通读者对什么议题或事件感兴趣，就有关心者自己及时增加有关知识的条目。条目可以由非专家或专家撰写，任何人都可以用反馈的方式参与这一知识的建构（当然得通过必要的编辑程序）。相比起出版周期长，议题由专业作者决定的纸媒刊物来，数码文化的知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和时效性。

就文科的知识而言，数码时代的专家知识与非专家知识的结构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知识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性质。以前，只有专家的知识才被视为可信和可靠的，而一般人的知识即使正确，也只是看法而不是知识。专家知识就是比非专家知识有分量，理应享有后者所不享有的权威。但是，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在社会、政治、文化或公共事务问题上，专家知识并不可信，而非专家的看法则更接近真实。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和非专家的区别的重要性也就发生了动摇。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一书里指出：“有些知识，我们曾经坚信不移，视它们为权威研究机构最坚不可摧的基础。然而如今，这些知识也遇到了质疑，从而使得下述这些机构都受到了冲击。”^[5]在受到冲击的知识机构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学。

温伯格指出，“大学里兴起了一场讨论，教授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全都免费发布在网上，而不是（或者同时）将它们发表在业内闻名但却价格昂贵的期刊上。更进一步说，一位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从而深刻影响了本学科的教授，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职，哪怕她并没有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6]浙江大学关于如何合理评判教授学术成果的新想法，可以说正是从温伯格这样的问题延伸出来的。

以现在的文科学术现状来看，文科教授能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而把他的专业知识转化为社会启蒙的力量，并以读者的反响和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知识创新方向，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故步自封的大学体制的正面、积极的深刻影响。这样的网络写作不是纸媒学术文章的网络版，就像维基百科不是网上的《大英百科全书》一样。网络知识写作不可能，也不应该被限制在僵化的“学术模式”和“学术规范”之中。纸媒“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是这种模式和规范的产物，经常因为东施效颦式的形式模仿而非常丑陋。网上知识写作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大学对待网上知识成果，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而在于如何设立与纸媒学术不尽相同的合理的学术质量评判标准。

可以设想，纸媒学术的标准有的并不适用于网上知识产品，例如，一部学术著作的实体书追求的是知识的“完整性”。也就是，如温伯格所说：“通过它的许多（但也不是太多）页码，书完善了一个想法，有开始，有结束。一本书中必须包含和这个想法有关的一切，因为要让读者再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你，书的作者，要决定你的思想的顺序。书的结束，也鼓励着一种思考的结束：直到你相信你的思考已经完成并且很正确，否则你不会结束写作。”^[7]

知识的网络写作不能套用这种模式或规范。由于网络阅读者的习惯，网络写作经常要简短得多，因此它的知识呈现的是开放状而不是结束状。它经常只是网络“超文本”（hypertext）链接中的一个节点，就像维基百科的条目一样，不断从一个节点向其他节点延伸。超文本是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超文本更是一种用户界面范式，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之间相关的内容。现时超文本普遍以电子文档方式存在，其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链接到其他位置或者文档的链接，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

任何新旧文化形态之间都会维持一些延续的关系，文艺复兴的印刷文化与中世纪的手稿文化是如此，数码文化与印刷文化之间也是如此。作为数码文化特征之一的超文本仍然在沿用印刷文化的作者、知识产权、文本权威等概念。链接的文本仍然是个体作者的文本。不同的作者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的知识财产也是彼此分割的。尊重知识产权是向作者权威致敬的方式。这些在超文本中都并没有发生改变。又例如，网络的“虚拟”（virtual）人际关系也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是全新的东西。早在有互联网之前，书籍就已经在变得越来越廉价，销售到越来越远的地方，读者有机会对遥远地方的人和事有一种似真非真的感觉，同样也是一种虚拟而非逼真的关系。

数码时代确实出现了与印刷时代相当不同的特征，数码文化会对印刷文化及其知识秩序和认知结构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正面的和负面的可能性都有，现在恐怕还难以预言。大学在数码时代做出自我调适，这是顺应文化转变的大势。然而，这只是一个大势，在形成新的策略和标准时，魔鬼都在细节里。这就像办学校、推行教育是现代社会的大势所趋，但纳粹所办的“政治教育学院”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却起着培养纳粹接班人的思想基地的作用。不同国家的数码文化生态是不同的，倘若构成特定文化生态的网站和网络门户在价值观、利益观、自主性和独立性上本来就不健康，那就不能指望上了网页的知识产品一定会比固守在大学里的更加优秀。

数码时代给大学带来了许多有待厘清的与印刷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我们对大学知识体制的认识，关乎大学需要在数码文化形态中有何调适，但更关乎大学的自由存在价值。在一个知识能够独立自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数码时代能给有志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学者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别的不说，数码技术能让一些“不热门”知识有机会被很经济地传播出去。数码时代的知识生产比印刷文字时代更便宜，因此在经济上有明显的优势。以前出版一本书，出版商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上是否划得来。一本书至少要印一千册，全部售出后才能收回出版成本。现在把一个文本上传到网上，有一千个读者与只有一个读者并没有区别。因此，虽然每本书的平均销售量不断下降，但总的文字生产量却大大增加。这对那些在很小知识领域中写作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他们只要把知识生产出来，上传到网上就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不必看出版商的脸色，也不必自己掏钱来印许多也许永远也卖不出去的书册。这种变化会对知识生产本身有正面的影响，使得那些因成本问题而没有机会生产或传播的知识有机会生产出来，传播出去。因此，在评定网上学术成果的时候，不仅要看到那些点击率高的，也要看到那些点击率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