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识能“下载”吗

互联网时代无数不同来源的巨量信息，让每一种不同的看法或观点，都能方便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事实”证据。这些看法被许多人当成是可以从网络上现成下载的知识。因此，生活在无数信息和不同看法联网的时代，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不因为可以超级容易地获得如此多的信息，而被诱使成为别人看法的被动容器。17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家曾试图确定什么是可靠知识的基础。洛克认为，经验是唯一可靠的基础，而笛卡儿则认为，只有怀疑才能确保知识的可靠，此二者都是个人理性所能做到的。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指出：“洛克和笛卡儿也许把理性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太简单化了。但是，我们也不能犯一个相反方向的错误。今天，获取知识比笛卡儿或洛克想象的要更快捷，也更依赖于他人。如果不小心，我们就会相信，所有的知识都只是下载而已——所有的知识都是被动的。这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只是被动、接受的知识者，我们就应该努力成为一个‘自主’（autonomous）的思考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理由’来相信。”^[5]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再认为个人可以在不与他人有信息和知识联系的情况下，独自获得知识，无论是在比喻的还是实际的意义上，我们都已经联网。但是，网上的知识不等于就是我的知识，可以方便地下载，毫无保留地接受并运用。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成为自主的思考者。每一个人都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获得经过自己证明合理的知识，这时候，他才能说，“这是我的知识”。

互联网上确实是有许多“事实”，你可以下载这些事实或那些事实，但那只是信息，并不是知识。许多人以为，事实是知识的基础，只要知道了事实，知识便能落地生根。但是，互联网上的事实越多，越是让我们认识到，单凭事实作为证据，并不能保证得出可靠的结论，有越多这样的结论更不等于越是有值得信任的知识。2006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论及10年前他成功推导福利改革立法的成绩，其结论是，“过去10年已经证明，我们实际上终结了我们过去所了解的福利，为数百万美国人创建了一个新起点”。这个结论是用这样的事实来支持的：

在过去十年里，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大幅下降，从1996年的1220万人降至今天的450万人。同时，待处理的福利案件的数量下降了54％。60％不再接受福利救济的母亲找到了工作，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预期。我的政府通过“从福利到工作合作计划”加快了福利救济接受者的就业步伐，超过2万的企业雇用了110万的福利接受者，福利制度改革被证明是一个伟大的成功。^[6]

人们经常把数字视为铁定的事实，说是“让数字说话”，认为数字不会说谎。殊不知，数字自己不会说话，是有意图的人在引用数字，在让数字替他说他要说的话。克林顿在为自己的政绩评功摆好的时候，他引用的数字是正确的，不是伪造的。这与一些个人或政府用数字造假和赤裸裸的谎言来欺骗和愚弄民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我们听了克林顿的这番高论，是否就被他说服，就相信他的执政成绩呢？如果我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又可以如何反驳呢？我们可以指出，这些数字事实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断章取义的”，为此，我们必须举出自己的事实，例如，“在克林顿的法案生效之前，贫困线一直在下降……领取食物救济券的零收入人员数量增长至约600万，原因是克林顿的改革法案切断了其他的现金救济来源”。在这样的辩论中，不是用事实对抗虚构、用真话对抗谎言，而是在“用事实对抗事实”（fight facts with facts）。^[7]

我们知道，事实不仅可以不说真情，甚至还可以说谎，手法多多。例如，一种是选择性地说真话，又称“摘樱桃”，那就是专挑或者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故意不提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这在商业欺诈和政治欺骗中都很常见。克林顿的政敌有理由说，克林顿使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另一种是突出不重要的区别或者淡化重要的区别。再一种是用例证代替论证。还有一种是借他人之口，也被称为参考消息式说谎，传递一个虚假的消息，不以自己的名义，而是转述他人的看法，借用他人的说法。就算他人确实有这个看法或说法，真实的复述仍然是一种说谎。借用平均值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法。统计学教材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一个公司可能报告说它的策略是由股东民主制订的，因为它的50个股东共有600张选票，平均每人12票。可是，如果其中45个股东每人只有4票，而另外5人每人有84张选票，平均数确实是每人12票，可是只有那5个人才完全控制了这个公司。

对真实的误解会影响我们对线下和线上新闻报道的判断。人们传统地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报纸（或刊物）的优劣归因为记者的认知水平或道德操守，也就是把真实等同为业务水平或个人诚实。人们会以为，新闻报道缺乏客观性是因为个人的偏见、主观、信息不全所致。在新闻受到审查和控制的社会环境中，确实有必要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原则，将之视为对新闻报道最重要的要求，这样的要求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新闻自由，读者可以自由选择不读说谎的报纸，报纸的诚实因此受到监督的国家和社会里，新闻报道缺乏所谓的“中立客观”则是另有原因。互联网时代让人们更加看清，就算有最好的诚实愿望，客观性也不再胜任作为报纸知识的唯一基础，不是不再重要，而是不再是最重要的了。

因此，温伯格在《无边的知识》一书里提出，客观性已经不再是与新闻报道有关的唯一公共价值，而只是公共价值之一，“透明性”要比客观性来得更为基本。他将透明性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记者立场（standpoint）的透明性，它要求的不是正确性（政治正确），而是一致性（不自相矛盾），不一致不一定是伪善，但一定是让人看不明白或看不清楚，也就是不透明。例如，一个报人或知识分子加入了某个政党，明明宣誓效忠过，却仍然说自己是独立的思想者。

第二种是消息来源（sources）的透明。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纸质媒介会提供所有原始材料的来源，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逐一核实，做到“言之有据”。但是，互联网时代的消息来源可以是链接，“许多链接指向的不是原始资料，而是对作者观点的拓展、补充甚至是矛盾的观点。这些链接是一个个明显的证据，表明作者放弃了对全面性甚至充分性的追求；链接邀请读者去畅游本篇作品所卷入的那个网络，并且作出声明：思考是一项我们共同完成的事情。网络化的知识因此不再是一个‘停止点’的体系，更像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网络”。^[8]在这两种对客观性的解释中，第一种是现实的，第二种则是不现实的。

把链接视为证据，把思考当作一种网友共同完成的认知，以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知识模式太乐观，太理想化了，并不符合现实。这种理想化和浪漫化的知识模式尤其不适用于低公民素质的社会。如果人们在线下社会生活中普遍习惯于奴性、服从、被动的思维和行为，不可能期待他们在线上一下子就会有相反的表现。在公民社会不健康，公民素质普遍低下的社会里，能够参与并得益于网上积极共造知识模式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更何况，如果一个社会的网络缺乏良好的整体知识素质和理性文化，那么这些极少数人一定会被绝大多数人排挤或视为异己，难以指望他们对绝大多数人会有实质性的影响。这种劣币逐良币效应是难以避免的。

乐观的网络理想主义容易把互联网技术本身当作人类知识的积极推动力量，这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它所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互联网技术的良性发展需要有与之一致的自由民主政治和社会制度条件。网络乐观理想主义经常是建立在一种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互相分割的幻想观念上的：一个是虚拟的，另一个则是现实的，虚拟世界可以享受现实世界里缺乏的自由，因此特别令人向往，也特别美好。对这种互联网欣快症（euphoria），现实世界里实际存在的专制统治不啻是一味清醒剂，它对线下世界和线上世界双管齐下的严厉控制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世界根本是不可截然两分的，互联网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权力统治的现实世界包括权力可以予取予夺的互联网，权力控制社会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运用于控制网络。

在一些社会里，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限制和其他原因，普通人还不享有自由网民的权利，他们的公民素质和技能也还远不足以实现网络乐观主义者们所赞赏的那些网络公民认知，“共构知识”（knowledge co-constructed）便是其一。

网络乐观主义者们相信共构知识优于个体知识。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上网者并不具备参与知识共构的自觉意向和能力，过分理想主义地强调共构知识，只会弊大于利。具有公共责任意识的知识人（知识分子）应该承认并积极面对这种并不理想的现实，并担负起两项主要任务。第一，要尽可能地继续为公众提供具有停止点价值的知识，不妨将此作为一种必要的公众启蒙。当然，这样的知识也不是真理，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任何个人都可以质疑或拓展这样的知识，达到更前进一步的停止点。第二，要提醒公众，网络上的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每个人必须自行确认，才可以信任的个人知识。共构知识需要大家参与共构，倘若谁只是等着别人共构，自己坐享其成，那么，那不仅是一种懒惰的等待，而且也是一种被动的知识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