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网络时代的阅读“毒害”

莫兰德这样的小册子要是出现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无疑会被视为对现有秩序和公共权威的严重威胁，因此也会被宣判为是“害”和“毒”，并予以严厉惩罚。在对“不良”作品的谴责中，害和毒经常是混用的，但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害和毒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害是指对社会的公害，毒是指对个人的道德荼毒。与害和毒一并使用的谴责语是“病”。病是社会公害和道德荼毒在个人身上发生的伤害后果，而“瘾”是病中最厉害的，因为瘾使得人乐意受害，即使知道是受害，也无法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摆脱它。

害和毒的观念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放在一起被称为“毒害”。“文革”中被严厉追查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就是一个例子。这本“坏书”让年轻读者中毒（歌颂爱情），腐蚀他们的革命意志，因而让无产阶级事业受害。就阅读效应而言，个人中毒和国家受害是混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对书籍的定性也同样借助“毒”和“害”的话语。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在《阅读的力量》一书里将这种对阅读“毒害”的害怕和恐惧称为“道德焦虑”（moral anxiety）。这种道德焦虑的性质在历史过程中是会发生变化的。他写道：“从历史上看，对阅读的道德焦虑开始是针对宗教异端。从18世纪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转向针对秩序受到的颠覆，然后又转向淫秽内容带来的腐蚀性影响。这种转变部分是因为传统的道德权威对新兴现代世界影响式微，所以认为阅读‘对个人的心灵和道德品行有重大影响’，进而对他的社会也有所影响。”^[23]这种历史转变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同步发生的，因为今天仍然有表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感的道德焦虑，驱动现代版的宗教异端管制。禁书或控制民众阅读虽然经常用的是“扫黄”的理由，但遭禁的远不只是淫秽的作品。

对阅读的现代道德焦虑经常使用生理医学的话语或概念。它混杂着疾病和道德的成分。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在古代，道德和身体健康的关系一直就是模糊不清的，灵魂或精神的失据与身体的失调都被当成是“病”。《圣经·旧约》里的麻风病患者就被视为一种该受上帝道德惩罚的疾病，今天还有人这样看待艾滋病人。

从早期现代开始，阅读对人的影响是用“激情”（passions）来解释的，这一生理学话语强调的是书籍（文本）对阅读者造成的情感波动和心灵健康影响。人的敏感心灵因阅读而受到刺激，因而有所行为或行动。例如，人们相信，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典型的浪漫主义情感小说造成许多青年读者多愁善感，厌倦人生，以致厌世自杀。阅读导致激情，激情转化成行为或行动，这种想法一直在主导许多人对阅读的看法，例如，中国老话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说法。人们一面怪罪作品给读者带来坏的影响（这是禁书的主要理由），一面又因为某些目的而提倡阅读某些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金光大道》。

17、18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很重视阅读的情感作用，20、21世纪的意识形态宣传人士也毫不逊色。美国文学教授迈克尔·熊费尔德（Michael Schoenfeldt）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学的动情作用能影响读者的行为和行动，“既宝贵又令人害怕”，“读者个人的身体和心灵成为善和恶力量交战的战场，关乎他的健康和疾病”。因此，读者应该保持警觉，“要有免疫力，不要受到邪恶作品的影响”。^[24]这种警告也是今天青年学生从思想辅导员或老师那里不断听到的。阅读的负面影响（令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念、意志消沉、愤世嫉俗等）或正面影响（增强爱国心和正能量、意志坚定、提高思想觉悟或文化修养、振奋革命精神等）早已变成了一些老生常谈，但至今还支配着互联网阅读管制者的想法和政策。

从17世纪开始，对阅读影响的忧虑和担心逐渐从阅读的内容（阅读什么）转向阅读的方式（怎么阅读）。英国著名的占星家和医学家理查德·纳皮埃（Richard Napier）说，阅读过量会引起各种精神健康问题，女性读者因为无节制的阅读而“失眠、呼吸不畅、手脚发抖、胃部不适、晕眩、头疼、虚火上升、晕厥和身体虚弱”。^[25]阅读健康成为与饮食健康一样重要的生理卫生问题。与此同时，饮食也成为阅读最常用的比喻，显示生理医学已经成为比道德更优先的阅读评论话语。17世纪英国思想家和科学家培根说，“有的书浅尝辄止即可，有的书可以粗吞，有的书需要细嚼慢咽，好好消化”，“只有少数的书才值得专心研读，正确的阅读需要分辨有用的和有害的读物”。^[26]

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和教育人士都曾用饮食来做阅读的比喻。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说，读书应该像牛吃草那样“反刍，二次消化”。约翰·密尔（John Mill）对他那个时代书籍大量出版表示忧虑，他认为民众“生吞活剥地消费知识食品，贪得无厌，完全是囫囵吞枣”。^[27]英国教育官员和作家艾伦·梅考克（Alan L．Maycock）则认为，“今天人阅读过量，头脑消化不了。就像贪食损害健康营养一样，过量阅读只会阻塞思考，造成头脑麻痹和怠惰”，简直就是一种“智力自杀”。^[28]尤其值得一提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主要艺术评论家之一的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他认为，“肮脏不洁的阅读是比吃脏东西更可恶的习惯”，吃脏东西损害的只是身体健康，而阅读脏东西则会损毁人的心灵。不加分辨的阅读是一种没有品味的暴食和饕餮，垃圾食品和垃圾读物都是害人的东西，吃起来味道不错，但不仅有害健康，而且还会令人上瘾。^[29]

罗斯金对“肮脏读物”的谴责似乎预见了今天互联网时代知识人士对大众文化网读的种种指责：内容庸俗、趣味低下、诱人上瘾、浅薄荒唐、害人不浅，犹如毒品。连网读的爱好者也是这么负面地看待自己的阅读选择和偏好的。例如有一篇《你看网络小说成瘾吗》的文章，作者谈的是自己读网络小说成瘾的经历，因此体会特别深切：“网文上瘾，比毒品的影响力还要大。它对你的影响，深入人的身体、精神和心灵，从骨子里改变一个人。……那种捧着书激动不已、极度渴望后续情节的迫切心理；那种看不完就睡不着觉的感觉，不看小说的人是体会不到的。然而，就算是这种程度的成瘾，在我看来也才刚刚到达‘入门’级别。我上瘾最严重的时候，曾经连续48小时不睡觉、24小时不吃饭，一直在床上躺着看小说；我曾翘掉整整一个学期的课、看坏了一部3000元价位的手机……不知不觉中，懒散、消沉和堕落已经深深地刻入我的骨头里了，我逐渐地成了以前的我最讨厌的样子。”^[30]

有意思的是，作者用“毒品”之害来认识网文之瘾，把一种阅读习惯和爱好同时表述为一个生理医学和道德的问题。在对其他网上行为（如网络游戏、社交、网游、网购）的批评中，这也是一种相当常见的表述。这样的表述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把“令人上瘾”的网文、游戏、微信、邮件等错误地理解为具有某种危害本质的东西。作者的那种欲罢不能的经验体会是真实的，但他对这种经验实质的认识和解释却并不正确。这就好比一个人生病发烧，却误以为自己是中了邪或被下了蛊。

以有毒害性的“瘾”来看待新媒介的阅读，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事情。只要从19世纪人们对小说的许多指责中就能找到与今天非常相似的先例——许多19世纪小说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的经典著作。19世纪的小说还是一种新媒介形式，就像今天许多阅读者眼里的网络小说。19世纪最流行的是“情感小说”（sensational novel），英国哲学家亨利·曼瑟尔（Henry Mansel）批评道，“阅读情感小说的读者就像是不停慢饮的酒客……永远有喝酒的欲望”，这种无止境的欲望就是瘾。^[31]

问题是，这种瘾是读物造成的呢？还是因为错误的阅读方式，才有了这种令人欲罢不能的欲望？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一种看法是，瘾是由不良读物造成的。1887年，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刊物《爱丁堡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街头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Streets）的文章。文章抨击以年轻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大众文学读物，这种读物“到处都是，方便易得，但都下了毒药。趣味无不虚假，调料无不邪乎。每一口，吃下去的都经过了炮制，喝下去的都下了迷药，既不能真的充饥，也不能真的解渴”。^[32]

1874年，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奥斯丁（Alfred Austin）认为，相比起其他的坏习惯，读小说是花费最低的一种。他说，“读小说的人不像慢饮的酒客那样费钱和令人讨厌，也不会给家庭带来那样的危害和耻辱。但是，他个人肯定有软弱的毛病，趣味低俗、意志力薄弱、理解力可悲”。而这些都是被轻松廉价的读物给害的。上瘾不仅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失德”。^[33]

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持另一种不同的看法。他同意阅读有一种麻醉人的作用，但他是这样解释这种麻醉作用的：“为阅读而阅读的习惯与任何一种心灵习惯都不相同。开始是非常好的，但倘若沉溺于此，很快就会变得不能自拔。就像其他麻醉品治疗一样，它将人置于一种半睡半醒的快乐状态，将他催眠，进入一个甜蜜的忘却之乡，一点也不用他自己费劲。我觉得这与吸烟非常相似，吸烟最能说明它。谁要是尝到它那种快乐，就会念念不忘，别的什么都顾不得了。”^[34]

在费希特那里，沉溺于某种阅读，不是读物本身造成的，而是阅读者缺乏自控力，才会自我放任，过度行为。不是沉溺于这件事，也会沉溺于别的事。意志薄弱，才使人把阅读从好事变成坏事，甚至是一种罪过，让人荒废了该做的事情，疏忽了该尽的责任，玩物丧志，意志消沉。但这种错误是人可以通过自由意志纠正的，关键是对“度”的调整。

费希特的看法对我们今天客观看待网络上的“有瘾行为”有着启发作用。手机或游戏上瘾毕竟不同于药物上瘾，与其说它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的、复发性的脑部疾病，还不如说是一种积习难改、根深蒂固的习惯，由于意志力薄弱而显得特别严重。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预防，在刚开始或尚未深陷的时候就晓以利害，同防止任何其他坏习惯一样，这是教育最有效的时机。与毒品不一样的是，玩手机或游戏不是一点不能沾，沾着就完蛋的，因此不要把手机或互联网当成毒枭或毒品教唆犯。与其一味责怪数码时代的互联网或其他新媒介技术，与其责怪大众文化的低俗或精神腐蚀作用，我们不如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青年学生自制力的培养和训练上。

斯坦福大学的健康心理学家凯利·麦格尼格尔（Kelly McGonigal）在《自控力》一书中以一位31岁女士的“查邮件瘾”为例讨论了“网瘾患者康复”的问题。他首先是让她知道网瘾是怎么一回事（认知），一个星期以后，“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了，这让她能够阻止自己，而不是一头栽进去”。她明白了“自己查收邮件是为了缓解不安，而她以前还以为只是为了获取信息呢”。这样的教育也不失为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书里讨论的自控力和意志力问题当然要比这个复杂许多，但认识到网瘾既不是脑病，也不是失德，而是一种能够纠正的习惯，也许可以成为用教育而不是责怪来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1] Rick Levine，Christopher Locke，Doc Searls，and David Weinberger，The Cluetrain Manifesto：The End of Business as Usual．New York：Perseus Publishing，2001，p．xxxi.

[2] R．Levine，C．Locke，D．Searls and D．Weinberger，The Cluetrain Manifesto，p．xxxi.

[3] R．Levine，C．Locke，D．Searls and D．Weinberger，The Cluetrain Manifesto，p.164.

[4]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译者前言》，第7页。

[5]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157页。

[6]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104页。

[7]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4页。

[8]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60页。

[9]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60页。

[10]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60页。译文有改动。

[11] Eric A．Havelock，Preface to Plato．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63，pp．x，234-253.

[12]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62页。

[13] 胡泳：《限娱令、“微博公厕”论与道德恐慌症》，http：//think.sifl.org/？p=3640。

[14]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冯文光、刘敏、张毅译，2003年。

[15] John D．Keeler，et al.，“Ethics”，in W．David Sloan and Lisa Mullikin Parcell（eds.），American Journalism：History，Principles，Practices．Jefferson，NC：McFarland & Co.，2002，p.50.

[16] John D．Keeler，et al.，“Ethics”，p.50.

[17] 《互联网是如何改变国家制度的》，http：//mp.weixin.qq.com/s/BJsBXngLzJn0VRc OsSb7zA。

[18] John S．Mill，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91．约翰·密尔：《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246—250页。译文有改动。

[19] 乔恩·埃尔斯特：《心灵的炼金术》，郭忠华、潘华凌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

[20] 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17页。

[21] 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31、33页。

[22] 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37页。

[23]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p.103.

[24] Michael Schoenfeldt，“Reading Bodies”，in K．Sharpe and S．N．Zwicker，Reading Society and Politics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18.

[25] A．Johns，“The Physiology of Reading and the Anatomy of Enthusiasm”，in Ole Peter Grell and Andrew Cunningham（eds.），Religio Medici：Medicine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Aldershot：Scolar Press，1996，p.153．

[26] Michael Schoenfeldt，“Reading Bodies”，in K．Sharpe and S．N．Zwicker（eds），Reading Society and Politics Early Modern England，p.220.

[27] Cited in Michael Schoenfeldt，“Reading Bodies”，p.228.

[28] See A．L．Maycock，“Bibliophobia”，Blackwood Magazine（October 1929），pp.175-176.

[29] John Ruskin，Four Clavigera：Letters to the Workmen and Labourers of Great Britain．London：BiblioLife [1902]，2009，p.163．

[30] 寒仙儿：《你看网络小说成瘾吗》，http：//www.jianshu.com/p/59f17da9a384。

[31] Cited in D．Wynne，The Sensation Novel and the Victorian Family Magazine．Houndmill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1，p.5.

[32] Anonymous，“The Literature of the Street”，Edinburgh Review（30 October 1847）.

[33] Alfred Austin，“The Vice of Reading”，Temple Bar，no.42（September 1874），p.253．

[34] Cited by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pp.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