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力先生讲课

王力先生和我几乎是同时来到北大的。

1954年，我从上海华东作家协会考到北大中文系，王力先生也是在1954年来到北大的；不过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中山大学整个语言专业的师生一起来到北大中文系的。

从二年级开始，我虽然在文学专业，但还是学了王力先生的好几门课。其中有“现代汉语（二）” “汉语史” “汉语诗律学”等。

王力先生讲课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条理性很强，每一门课都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和一些老北大的名师们只讲自己的心得而重点发挥，是大不一样的。

王力先生讲课前，都写了讲稿。在多次教学中，不断修改、增补，然后正式出版。像《汉语诗律学》就是这样成书的。此书内容十分丰富。讲课只能选其中的重点来讲，于是根据课时的长短，又写了《诗词格律》《诗词格律十讲》等著作。

王力先生讲课，非常精练、清楚，从容不迫，一字字地讲下去。有时离开讲台，低着头从教室的这边走到那边，一边思考，一边讲。一段讲完，会说一句：“这是一段。”

这样，我们记笔记是比较好记的。

为了使同学们增加感性知识，在当时没有录音机的情况下，王力先生想出了一些很好的方法进行教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俄文楼201大教室，王力先生讲“现代汉语（二）”，突然叫了我的名字，把我叫了起来，使我吃了一惊。当时上课是不点名的。这是为什么？是检查我缺课了没有？并不是。

原来当时正讲推广普通话问题，当讲到入声字的发音特点比较急促时，王力先生忽然把我叫起来，要我讲扬州话的“积极” “迫切”这两个词。

我用扬州话大声说了之后，大家都笑了起来。可见，对入声字的发音急促的特点都有了清楚的印象。

最奇怪的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二年级学生，和王力先生没有一点交往。他怎么知道我是扬州人的呢？ 我想，这一定是王力先生在备课时，特别认真，不仅遍查有关的书面文献，而且为了教学效果更加生动，他老先生还不怕麻烦，到系办公室查阅了学生登记表，了解学生的籍贯，这才找到了我。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当了中文系教改组长，为了很好地向王力先生学习，特地找他谈了几个晚上，受到了极大的教益。

王力先生从头到尾非常详细地讲了他整个的治学过程和教学经验。他说他在广西老家因为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之后就教小学，邻居家有人从广州买回了许许多多新旧书籍，他都借来阅读。这种读书治学，使他掌握了国学的经典和新文化的知识。在县城的对联比赛中，屡次夺冠，展露了文才。一些地方人士于是资助他到上海读大学。就这样他没有读中学，却上了大学。因为没有学过英语，开始很困难，但是很快就跟上了。上了一年，又考上了清华研究院，成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的学生。后来又留学法国，开始他不会说法语，就大胆地说，接触各种人练习说话，半年之后，就可以做翻译了。王力先生这种积极努力大胆闯的精神，给我极深的印象。受此影响，我也大胆地去闯世界，只靠在中学时所学的一点英语，到亚非欧美30多个国家开会或进行民俗考察，学到许多新的知识。

王力先生对年轻人的探索是积极支持的。1983年开始，我联合全国各民族的民歌研究者和语言学家，从事民间诗律的研究，1985年编了一本《民间诗律》研究文集，请王力先生写序。他本来以为，民歌是自由歌唱，没有格律可言；后来看了一些论文，改变了原有的看法，于是写了一篇很好的序言。序言写好之后，请他的学术助手张双隸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到王力先生对此书评价很高，说它“对民间诗律作了很好的研究”；我当时认为这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就建议他把“很好的”改掉了。现在看来，这是具有开创性的，确是很好的科研成果。王先生的这篇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们又编成了《中外民间诗律》《古今民间诗律》等两本大书，把中国56个民族和外国二三十个国家的民间歌谣、民间长诗和民间戏曲中的韵文格律都作了很好的研究，受到冯至、臧克家、贺敬之、周祖谟、吴小如、公刘等著名诗人和学术大家的高度评价。

王力先生说，他研究语言的兴趣极浓，每天都很高兴地去搞研究，思考新的问题，好像有瘾。一天不研究语言学，就很不舒服。是以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在看书、思考、写作，一点不感到疲倦。

这是王力先生一辈子的治学经验和体会。我学得不够，不过也逐渐体会到研究创新的快乐。一天不看书、思考、写作，我就会感到很不舒服。虽然现在已经年过八十，仍然对民俗学、文艺理论的创新问题兴致勃勃地进行探索，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