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与民间文艺
老舍先生是北京市文联的首届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一直是北京市文联主席。如今我们隆重纪念他的百年华诞，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艺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文艺的定律——雅俗结合律。凡是伟大的第一流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重视学习民间文艺的，极少例外。[1]老舍先生是蜚声世界的大作家，其小说、戏剧名作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喜爱，其艺术成就是否也与学习民间文艺有关呢？回答是完全肯定的。在这一方面，老舍先生显得非常突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为了真正使文艺为人民服务，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老舍先生从抗日战争开始即自觉地刻苦学习民间文艺。在济南、武汉和重庆，他都向著名的鼓书艺人学习，学得很艰苦。好几个月，才学会了一段大鼓书《白帝城》。他感到不学说唱就没法写鼓词，而学了之后仍然感到鼓词难写。他说：“写新小说，假若我能一气得一二千字；写大鼓词我只能一气写成几句。着急，可是写不出；这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乐趣。幸而写成一篇，那几乎完全是仗着一点热心。”他抱着作出牺牲的决心来写鼓词，牺牲自己的趣味、名誉、时间和力气。“有了牺牲的决心，才能把苦痛变成快乐。”[2]虽然困难，他仍然坚持学习，同艺人交朋友，到亲如一家的程度，后来他甚至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专写鼓书艺人的生活。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部话剧《方珍珠》，可见他与艺人相交之深。[3]
老舍先生为什么这样尽心尽力地学习民间文艺呢？他觉着这不仅是抗日宣传工作的需要，对提高自己的语言艺术水平也是很有用处的。他说：“习写鼓词，也给我不少好处。鼓词既有韵语的形式限制，在文字上又须雅俗共赏，文俚结合。白话的散文并不排斥文言中的用语，但必须巧为运用，善于结合，天衣无缝。习写鼓词，会教给我们这种善于结合的方法。”[4]老舍先生对民间文艺的语言艺术是评价很高的，作为中外少有的幽默大师，老舍先生很会说笑话，常用笑话来说明一些深刻的道理。吴组缃先生说在谈到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时，老舍先生讲过一个北京笑话。说是有个乡下人进城，口渴了要买水喝，澡堂的人进去舀了浴池中的水给他喝，他喝了一口，很诚恳地说：“你家的水要赶紧卖呀，不然，很快就坏了，现在已经有点儿变味了！”老舍说这是城里人嘲弄乡下人无知的笑话，但却使人看到乡下人纯朴善良而城里人却心地不善。效果适得其反了。老舍先生把文人笑话与民间笑话作了比较，说明民间笑话的巨大优越性和学习民间笑话的必要。他说：
在学习写作民间文艺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不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于是也就把握不到他们的感情，不明白他们如何想象。因此说评书的就有那么些人围着听，而我们的作品不能深入民间。说评书的了解老百姓的感情、心理、想象，我们不懂。我有很多文艺界的友人，可是没见过任何一位会写出一个足以使识字与不识字的人都发笑的笑话。笑话的创造几乎是被老百姓包办了的。……哼，民间的玩意儿很够我们学习多少年的呢！[5]
他又说：
自古以来，文人编的笑话，多半是“莫名其土地堂”（土地堂即庙，谐“妙”，即“莫名其妙”之意——引者注）之类的。真正好的笑话是人民的创作。文人会掉书袋，人民却从生活中找到笑话的资料与语言。我们在联欢会上说的好笑话，多来自民间，而不来自文人编辑的什么笑话选集。……我们既需从人民生活中找到喜剧的素材，更须从人民口中学到活的语言。掉书袋至多只可偶一为之。[6]
民间笑话之所以生动活泼、深刻动人，就由于它们来自生活，人民的生活是最丰富的，人民的口语是最生动的，人民的集体创作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可以产生非常精美的作品，所以老舍先生惊叹：“老百姓的创造力量是惊人的！”
老舍先生反复呼吁要好好学习民间文艺，这是他自己长期文艺实践的深刻体会，语重心长，非常精辟、实在。他不仅学习民间笑话，而且也学写相声，对新中国相声的改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侯宝林等相声艺人感到老相声不行了，上门请老舍先生帮他们写新段子。他虽然刚回国不久，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们。首先看那些老本子，然后加以改造，把《菜单子》改编为《维生素》，《文章会》改编为《假博士》，不出一个月交出三个新段子。后来又陆续改编了《绕口令》《对对子》等等。我们知道，老舍先生在重庆时就会说相声，还在文艺界联欢会上演出。有一次和梁实秋合演，他坚持其中的玩笑，获得了满堂彩，掌声经久不息。但他深知相声创作之难，他这样来谈学写相声的甘苦：
我也习写相声。一段出色的相声须至少写两三个月。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我没有写出过一段反复加工、值得保留下来的相声；但作为语言运用的练习，这给了我不少好处。相声的语言非极精练、极生动不可。它的每一句都须起承前启后的作用，以便发生前后响应的效果。不这样便会前言不搭后语，技冗啰唆，不能成为相声。[7]
他还说别的文章只要有一二警句即可“画龙点睛”，但“相声不满足于此。它是遍体长满了大大小小眼睛的龙，要求每一句都有些风趣”。这样，学写相声就使他“得到一个写文章的好方法：句句要打埋伏。这就是说：我要求自己用字造句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单纯地、孤立地去用一字、造一句，而是力求前呼后应，血脉流通，字与字、句与句全挂上钩，如下棋之布子。这样，我就能够写得比较简练，意思贯串，前后呼应，就能说的少，而包括的多。这样前面所说的，是为后面打埋伏，到时候必有效果……”[8]。当时他正在创作小说《正红旗下》，这是他最成熟的小说，炉火纯青，堪称“满族文学的扛鼎之作”，京味特浓，令人赞叹。当与此有关。
老舍先生学习民间文艺的精华，绝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虚心学习它的高超的语言艺术，使之变为自己的血肉。学习老舍先生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任何文艺工作者都要虚心学习民间文艺，学习民间文艺应该成为文艺工作者的必修课。不仅文学如此，各门艺术也都如此；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亦复如此。这是一个普遍的艺术规律，“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老舍先生在《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在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假若我们能到外国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去参观，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部门的陈列品都是：玉器、瓷器、铜器、银器、佛像。这些都是工人做的。文人的作品不过是几张书生画与书法而已。工人的作品替中国人挣得荣誉，而文人书画不过聊备一格。有些外国人收集并研究了中国的窗楞（棂）图案、墙纸、年画、剪纸及地毯的花样等等，著为专书，一经发表，便对他们的工业美术起了很大的影响。[9]
这是很实在的话。民间艺术对艺术家的创新有很大的作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例如现代派艺术创始人毕加索的艺术创新，据他自己说就是受益于黑人木雕和中国剪纸。我曾经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著名文艺家的创作经验，发现他们都像老舍一样，是非常尊重民间文艺的。然而，有些人却以“精英文化”的代表自许，把民间文艺看成是“非精英文化”（是该淘汰的糟粕文化）。在他们眼里民间文艺领域是一片黄沙，而看不到沙中有金。这大概就是他们与成功的第一流艺术大师的根本区别所在。天才与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天才的慧眼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善于看到民间文艺园地中闪闪发光的金子，并且能用沙里淘金的艰苦劳动去学习并掌握民间文艺的精华，创造出人民大众喜爱的精美艺术来。
老舍先生对当时文艺界脱离群众的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五四”以来的“洋派文人”，“跟他们提到鼓词、相声……他们就紧紧摇头，说：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商籁体的白话诗，与带洋味儿的散文，怎可以‘开倒车’，又去搞鼓儿词呢？就是劝他们改一改笔风，把文字写得清浅明畅一些，他们也不干。他们以为他们用惯了的欧化文法与新名词都是了不起的东西，万难割舍。他们可是忘了《水浒传》与《红楼梦》那样的伟大作品里并没有欧化文法与新名词，还是照样的伟大。……其实呢，莎士比亚的伟大，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伟大，我们大可不必拉着何仙姑叫舅妈。我们的伟大倒是在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字、我们的作风，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伟大作品来。我们的伟大不在能偷取莎士比亚的一二修辞，或一点技巧，而是在以莎士比亚创造英国伟大文艺的气魄，去创造我们的伟大文艺。……我们不应看见别国的作品，便叹为观止，而应自尊自信，立志写出自己的好作品来”[10]。他还谆谆指出：“只有热爱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才肯去向人民学习，才肯用人民的语言去写作，而感到光荣。这不仅是语言的运用问题，而基本的是思想问题——爱不爱，重不重视我们的语言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即刻从思想上解放了我们的笔，教它光荣地服务于人民，教它光辉地给大白话放出光彩。”[11]这段话说得多好啊，虽然是四五十年前说的，却好像是今天说的一般。如今不是仍有一些人以外国的“一二修辞，或一点技巧”为经典样板，“拉着何仙姑叫舅妈”而自以为荣吗？一些所谓“先锋派”理论家甚至提出“反语言”“反传统”“反艺术”的口号，很看不起民间文艺，他们违背艺术规律把一些文艺创作引入歧途。这是思想问题，也是文艺是否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问题。老舍先生创作的成功经验与他的深切体会，都昭示我们，文艺工作者们一定要眼睛向下，深入人民生活，虚心学习民间文艺并刻苦创新，全心全意为人民而写作，才能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这是老舍先生的至理名言，我们应该牢牢铭记。
当然，老舍先生学习与运用民间文艺的方面是很多的。因篇幅所限，先简述如上，作为对这位伟大作家百年诞辰的微薄的纪念。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向老舍先生学习，对他的成功经验作更深入的钻研。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所必需的，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原载《北京文艺》1999年9月号）
[1] 参见《文艺上的雅俗结合律》，《光明日报》1985年12月15日第三版。
[2] 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六期（1938年10月15日）。又见《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 老舍：《鼓书艺人》，1947—1948年在美国所写，后由英文本译为中文，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方珍珠》，1950年10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4] 老舍：《戏剧语言》，见《老舍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62页。
[5] 老舍：《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见《民间文艺集刊》1950年第一集。
[6] 老舍：《喜剧语言》，1961年1月30日《文汇报》。
[7] 老舍：《戏剧语言——1962年在广州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见《老舍选集》第五卷，第362页。
[8] 同上书，第363页。
[9] 《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10] 老舍：《怎样写通俗文艺》，《北京文艺》1951年二卷三期。
[11]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