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无私，坚持现实主义
——怀念吴组缃先生
吴组缃先生是我崇敬的老师。他的课，不管是“中国文学史·明清”，还是“红楼梦”“聊斋”，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从中不断得到新的启发。毕业之后接触多了我才知道，吴先生经常熬夜写讲稿，用小楷非常认真地写在横格纸上，密密麻麻，写得很仔细。讲课时他手拿讲稿进行讲解，却常常即兴发挥，联系生活中常见的事例，进行思想艺术分析，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体会，他的课非常叫座，历来被誉为中文系的“名牌菜”。
吴先生对小说的艺术分析，往往入木三分，异常精到。这是他从小说创作的经验出发进行研究思考的艺术结晶。他强调感情是艺术作品的活的生命，不能像解剖死尸一样去分析作品。这些观点对我的文艺思想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当时我正在写作学年论文《论文学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在吴先生的启发之下，对艺术特性提出了不同于当时苏联教材的一整套看法，一口气写了五万多字。今天看来，其中不少观点还是颇有新意的，但政治运动中曾受到一些误解乃至批判。后来我又请教了杨晦先生和钱学熙教授，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可能也因这篇论文的关系吧，我毕业留校后成了杨晦先生的助教。但因民间文学课缺人，经杨先生同意，我主动要求去搞，这才调到文学史教研室来。
当时文学史教研室分四段，外加民间文学，人很多。第一段“先秦两汉”由游国恩先生负责，第二段“魏晋至五代”由林庚先生负责，第三段“宋元明清”由吴组缃先生负责，第四段“现代文学”由王瑶先生负责。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当过几年教研室秘书，在工作中与吴先生有较多的接触，会前会后或聊天时，经常听到他讲一些过去的趣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一次吴先生谈到他和老舍先生在冯玉祥将军那做国文教师的逸事。他说，当时大师傅克扣伙食费，伙食不好。有一次他们发现一盘菜中只有一块肉，老舍先生火了，就把这盘菜端到冯玉祥那儿去问他：“大帅，这块肉，您是给组缃的，还是给我的呀？”弄得冯玉祥很狼狈，马上把大师傅找来责问，很快改善了伙食。他还讲过老舍先生讲笑话的故事，说乡下人进城到浴室买水喝的笑话，本是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但却使人感到乡下人很纯朴善良。此事后来吴先生在《老舍幽默文集》的序文中又一再提及。
还有一次教研室对民间文学课进行教学检查，吴先生去检查我的课。那天正讲民间故事，我讲了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记的《唐打虎》（原文名为《唐打猎》）的故事。这个传奇的猎人故事引起了他的兴趣，原来在吴先生家乡皖南山区，此类型的故事甚为流行。他当即写了一篇散文《打虎的故事》，1961年3月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
吴先生一生追求真理，敢说真话，在生活和创作中，都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长期以来，他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和老舍先生一样，是党的无话不谈的忠实战友。对党的政策不管有什么意见，哪怕是一些不同的意见，都能畅所欲言，和盘托出。当时周总理常派叶以群同志来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以耿直无私的热心肠直抒己见。这种可贵的品格曾受到周总理的肯定。1949年文代会上周总理希望他到文艺界做领导工作，而他希望仍以教书为业，于是被调回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吴先生始终追求进步，从党的诤友进而成为共产党员，虽然因1957年批评空头政治而被扣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但历经坎坷终于在1979年得到改正。
吴先生的自尊心很强，又非常直率，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记得在60年代初期的教学检查中，有人批判他的文艺思想，说他主张“不带小刀”进行艺术分析是“反对马列主义”。吴先生对这种庸俗社会学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时作为教研室秘书、工会小组长，我做过吴先生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好好考虑学生们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时吴师母是居民委员会的领导，我也曾请师母帮助做工作，使他冷静地对待批评意见，习惯于在批评中生活。此后吴先生虽然仍坚持他的正确观点，但在情绪上已大为缓和。我知道吴先生是非常崇敬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可能对他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谈起老舍先生之死时，吴先生曾说，他和我们不同，平时很少受批评，他的自尊心又很强，在那种情况下是不能活下去的，如果在学校中也许不会那样。
在教学检查中，我也参加了对吴先生的批判，但我也请吴先生对我的课进行教学检查。我在秘书工作中比较注意实事求是，所以同老先生们的关系一直比较好。但没有想到吴先生对我有那么高的评价。大约是1991年吧，在中文系办公室里，郭锡良同我开玩笑说：“段宝最迷糊了。”吴先生正要出门，听到此话，当即回过头来，非常严肃地对郭锡良说：“不，段宝林党性最强。”我真没有想到吴先生会对我作这么高的评价，令我精神为之一振。我后来想，这主要不是因为我曾多年担任文学专业支部的书记工作，而是因为我能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吧。由此可见吴先生是把实事求是作为党性的核心来看待的。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当然也是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吴先生终生所奉行的根本原则。
吴先生对中国俗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他说：“我有一肚子故事。从小在家乡听过许许多多民间故事。宗族中的‘小户’负责祠堂祭祀事务，他们会讲许多故事。”1982年12月在临湖轩召开的纪念《歌谣周刊》60周年的座谈会上，吴先生作了长篇发言，讲了不少此类故事，认为民间文学中有许多巧妙机智的东西往往使专家们大为惊讶而自叹不如。他说有一次和华罗庚同车，两人一齐想词儿，想超出“二火为炎，但不是咸盐之盐，为何加水为淡”之类的模式，苦思苦想，终难超过，对人民的创造能力表示非常钦佩。他还讲到民俗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提倡研究民俗，支持北大民俗学会的成立，并乐于担任顾问。1991年中国俗文学学会几经周折后挂靠在北大，需要在北大找一位主要领导人。我们去请吴先生当会长，得到他的首肯。在他领导之下顺利召开了苏州年会和《歌谣周刊》6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等大型学术会议，学会的工作欣欣向荣。当然，吴先生一如既往坦率地提出自己的各种意见，有些意见还比较尖锐。如在“《红楼梦》算不算俗文学”等问题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但学术上的争论并不影响我们的关系，吴先生对学会工作的支持是一贯的，对学会的发展是欣慰的，特别是对在冯梦龙研究上的新收获，他给予了甚高的评价，认为是有突破的。对古代文言笔记小说与通俗话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也提出了进行艺术典型化研究的新的课题。
吴组缃先生作为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曾准备把他“一肚子的故事”记录下来，研究故事等民间文学与小说创作的关系。终因时间关系未能如愿，成为终生憾事。吴先生临终前还关心着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工作，对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这将成为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要继承先生的遗志，在文艺科学的研究中踏踏实实地工作。
1994年6—7月
附：《打虎的故事》
吴组缃
皖南山区从前也有老虎，我小时候吃过老虎肉；全是很粗的瘦肉，味道不怎么好。有趣的还是打虎的故事。人们口口相传，有许多充满英雄气概的好故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正月里某村来了一只大老虎，盘踞在山上不走，为害不浅。壮丁几次出动去打，都被它伤了人。居民垂头丧气，商量说，要除这个害，我们自己怕是不行了，这非请徽州“唐打虎”来不可。
这里人家多是聚族而居，一个村就是一个宗族。“唐打虎”，是指一个姓唐的宗族。据说他们全族都是打虎的好手，附近各县很闻名。当下宗祠里备了财礼，派人到徽州去请。派去的人回来说，唐家挑选了两个本事最好的打虎手，随后就到。
不久，打虎的来了，却是一个老人家，带着他的一个小孙子。老人头发胡子全白了，不住的咳嗽，又是驼背；小孙子不过十几岁，看样子也不机灵。大家很失望。但是人已经来了，只好招待他们吃了酒饭再说。
老人觉察到主人家对自己不满意，就先开口说：“山上没几步路，还是先去打吧，我们回来再吃饭。”
村上人送他们到了山口，不敢往里走了。老人好笑，说：“你们给它吓倒了。有我在这里，怕它什么！”有些人就远远的跟在后面看。
进了山口，小孙子连连用鼻子嗅，在前头走。走了一会，对祖父说：“这畜牲，就在这里了，好像正在睡觉呢，我就叫吧？”老人点点头，找个地势站好了；那孩子就学虎叫起来。果然，老虎从树林里出来了，大得惊人；照例发了威，大吼一声，地动山摇，一直猛扑过来。
老人拿的是把短柄斧子，长有八九寸，斧嘴四寸多点；他举起双臂，斧子齐头那么高，瞪着眼，站得稳稳的。老虎扑来了，他蹲了一下，偏头一让；老虎从他头上蹦了过去。
事情出奇的简单：老虎蹦过去之后，却已经鲜血直流，趴在地上不动了。村上人跑去一看，原来从下巴到尾腚上，连喉头带肚子，都给斧子剖作了两半。
这个故事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里也有。后来我看到了，才知道一百几十年前已经流传很广。
纪昀是乾隆皇帝的御用文人。这部笔记有心借神道说教，许多描写和议论带着血腥气，使人憎恶，却又说些似乎平易近人的话，攻击当时的道学家。鲁迅指出过，他特别攻击道学先生，也并非从进步思想出发，而是秉承皇帝的“圣意”（见《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可是，纪昀政治和思想虽反动，他的《笔记》确也写下了几个人民中间来的好故事，这又不能抹杀。
我以为这个打虎的故事不像《笔记》里别的故事，它一点不神奇。细心的人也许会说，很快把老虎剖成两半，是老人利用了对方猛扑过来的力气；对方使的力气越大，它自己就死得越快、越彻底。这很好懂，不算神奇。可是对方那么大的力气排山倒海扑了来，老人的手臂怎么撑得住？他又怎么看得那么准？这在《笔记》里有交代。说事后老人自己说，他练臂十年，练眼睛十年。眼睛用鸡毛掸子扫，不眨一下；手臂能将气力大的人悬空吊起来，不会动一动。这番话很能解答问题。但纪昀单只抓住这一点发议论，把打虎的胜利完全归结到练功夫；这就不符事实，和我们的看法也不同道了。
我听到的传说，是打了虎之后，老人带他的孙子回到宗祠里吃饭。村上人争着问他打虎的本事怎么这样好。老人也谈了纪昀写的那番练功夫的话。但有更重要的话，纪昀的本文和夹注都没有记。老人说，他的那个遭了虎害的祖上，是个打柴的，名叫唐牛，身体壮、力气大，一担能挑二三百斤。一次正打柴，忽然遇见老虎。他慌了，就逃。但是老虎从背后扑上来了，他急切没办法，两手抓住了从肩头扑下来的脚杆子，并且用头一下顶住了老虎的下巴和咽喉，又用脚踢肚子。两方使尽了力气，相持着。最终，老虎不动了；唐牛的胸口也被爪子抓得稀烂，抬到家就断气了。临死，唐牛除了叮嘱儿子打虎除害，还说了两条：一条是，“我是人，它是老虎。我不该怕它，不该逃”；另一条是，“老虎总要扑，要打咽喉和肚子”。唐家子孙打虎，各有巧妙，他们祖上临死说的这两条却是大家都牢牢记住的。
现在世界上人民打虎的兴头都很高，我们都在跟毛主席学打虎的哲学，学打虎的科学，学打虎的艺术。想起这个“唐打虎”的故事，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故事，跟不怕鬼的故事一样，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道理：老虎，其实也用不着害怕的。只要你摸清它的本性，掌握它活动的规律，就可以打它、治它。这道理，我想谁都能比我说得好些，这里不必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