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概况

前辈学者的朝鲜汉语音系研究视点，主要集中于朝鲜汉语教科书和工具书语音与明清汉语官话语音关系的对音、声调以及中国官话的方言基础等问题。其中，对于“左右”音问题，远藤光晓、孙建元、蔡瑛纯、尉迟治平等学者皆有关注。^[12]张玉来也有对各家学者朝鲜标音文献音系性质的分析。^[13]综合来看，这些音系性质的分析，可能都可以从“质正音”的视角重新进行剖析，当然可能也并非恰当，仍需论证。例如胡明扬先生认为《老乞大谚解》所反映的是16世纪的北京语音，是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官对前朝教科书修订过程中，“质正”汉语语音变化，并依据新的时音形成新官话语音体系。^[14]金基石先生对汉语教科书语音表现出的鄂化现象有过比较，显示了质正官对汉语语音鄂化的“质正”和记录^[15]，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域外汉语文献音韵研究视野。

可以作为解释近代汉语研究利用域外朝鲜汉语语言文献研究中存在的可信度的新佐证。比如鲁国尧先生对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的研究。^[16]蔡瑛纯对李朝朝汉对音的研究。耿永坤对《骑着一匹》《中华正音》《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等国外汉语文献的研究。^[17]刘春兰对近几十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岳辉、李无未发现：19世纪朝鲜中国语教科书《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存在着一些“非常规汉语”现象，是母语负迁移和目的语规则泛化的影响，有的与东北官话的影响有关。^[18]岳辉对《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的语言基础的研究等等。^[19]

此外，上述关于明清汉语官话语音性质、标准及基础方言等问题，皆可以通过考察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音”文献来分析研究14世纪以来中国汉语官话语音的基本状况，以及汉语官话语音性质特点，但要注意从系统和全面的大数据角度入手。从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争论来看，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研究给出了另一个新发现，“官话音”可能不是一个标准。

在新近的研究中我们还注意到朝鲜朝的华人可能也曾参与过“质正音”文献的编订。考察发现，历史上偰长寿等朝鲜朝华人“质正官”不仅是汉语教育的实践者，也是汉语教育理论的探索者，作为朝鲜朝历代质正官群体中的一员，其对中华文字音韵的“质正”使朝鲜半岛的汉学研究一直延续不断，成为古代朝鲜对中华文物、礼仪、文化甚至医学等等传承学习的重要桥梁。对“质正”的研究，丰富了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文献、语音来源以及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的研究内容。^[20]

结合张辉（2016、2017）的研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前期研究的不足。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朝鲜朝各类汉语“质正”成果文献及其标注音系也各不相同，原因解释仍需深入。这也说明确实需要创新的研究模式和思路，要认识到明清官话语音的多样性和弹性，以及域外汉语文献的多样性、复杂性。从近代汉语音韵史的发展角度来看，近代汉语标准音问题中关于标准音的争论主要有，北京音、老国音、南方音、读书音等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朝鲜汉语质正制度中的语音“正音”质正标准对中国的语音标准研究有参考价值，朝鲜的“质正”标准一般是讲求实用的，以官方为主，交流为主，而且明显具有弹性。且质正官对中国官话语音的质正是动态的，他接近实时地记录了汉语官话语音的不同特点，不断地根据汉语的语言实际修订，其质正关涉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的历时变化。这些变化也是质正制度运行对汉语官话标准的真实记录由此可以建立域外（朝鲜）对近代汉语基本信息进行存储的大型语言文献“数据库”。如新发掘的一些文献《三韵声汇（及）补》《三韵通考》《新增说文韵府群玉》《新集古文四声韵》《礼部新降通併韵略》《韵略》《增補三韵通考》《增续会通韵府群玉》《（图像注解）千字文》《（新订）寻常小学》《童蒙先习》《童蒙先习谚解》《新释汉日鲜文注解千字》《谚解图像童文先习》《（汉文）水浒志语录谚解》《鸡林类事丽言考》《你呢贵姓》《吏文续辑览》《译语类解》《华语类抄》《训民正音图解》《（汉鲜文）新玉篇》《官板海篇心镜》《校订全韵玉篇》《金石韵府》《玉堂厘正字义韵律海篇心镜》等等。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察、研究。

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如果仅从“质正音”文献的视角来看，则将此类“质正”文献的研究价值和功能降低了。因为相应的在语音质正的同时，汉语的词汇、语法和文字应该也同时进行着“质正”，也就相应的存在“质正词（汇）”“质正字”“质正语法”类文献。这样一来在张辉（2016、2017、2018）研究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出“汉语质正”文献的概念，才有可能初步涵盖这类文献，阐释其基本特征。

目前学界研究比较多的“质正字”类文献，是朝鲜朝《玉篇》系列和《说文》系列（如《说文解字翼征》《第五游》《说文新义》《说文辨证说》《说文解字翼征》《说文考异》）的字书文献。^[21]这类文献王平等学者近年来有比较系统的整理与研究，通过选取韩国朝鲜时代（1392-1910）具有代表性的汉字字典四种、韵书一种、蒙求课本三种，整理出总字量近300万。包含导读研究、文本整理、检字索引、文献书影四部分。该书系已经成为域外汉字研究的重要参考。^[22]除了该书提及的朝鲜时代文献，或也是“质正”活动的产物，所以应可以列入“质正”文献的范畴中来考察。并且其对文献研究整理的思路和范式具有借鉴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朝鲜朝汉语文献中存在词、字甚至音兼具的情况。其中“质正词（汇）”类的文献主要为《老乞大》及其历时更替的各版本所体现出的汉语词汇的变化，还有一些专门解释汉语词汇的文献比如《雅言觉非》等，也都是对汉语词汇进行历史考察、研究词汇语义演变的文献，似乎也可以归入此类。“质正语法”类文献目前一般仍以《老乞大》《朴通事》个别版本更替为考察重点，暂时未发现朝鲜朝时期相关汉语语法“质正”文献。这是很遗憾的，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入发掘的内容。

再进一步来看，实际上“质正文献”除了涉及语言范畴以外，应该还涉及文化、礼仪等，如果以“质正”的视角看待中朝（韩）间的语言文化源流关系，或可以为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提供解释的空间和理据。总体来看，虽然目前对朝鲜朝“质正音”文献的范围、规模和价值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仍缺乏系统的对断代、分类和音系性质的来源与判定等问题的深入阐释。对此类文献对中朝（韩）语言文字关系的影响与价值研究也略显不足，有待形成集成式的数据检索平台，以便进行后续的系统性研究。

[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挖掘与研究》（项目编号：12&ZD17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4XYY023），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海外韩国学研究资助项目《朝鲜朝汉语质正官研究》（项目编号：AKS-2018-R88）。

[2] 本文作者为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3] 参见金基石，《韩国李朝时期的汉语教育及其特点》, 《汉语学习》,2005年第5期，第73-80页。

[4] 参见张辉，《朝鲜朝汉语音韵“质正”辑略》, 《语言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5-120页。

[5] 参见李无未，《日本学者对朝鲜汉字音研究》, 《民族语文》,2004年第3期。

[6] 参见张辉，《朝鲜朝汉字“质正”——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依据》, 《中国文字研究》,2017年第1期，第177-183页。

[7] 参见张辉，《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8] 金在鲁：朝鲜王朝英祖（1724—1776在位）朝“领议政”之一。

[9] 原文中的三点后还有讨论的内容，限于篇幅文中有删减。详见蔡梦麒、皮华林《论〈三韵声汇〉“谬读”音产生之因及其性质》, 《（韩国）汉字研究》,2017年第三期。）

[10] 参见李无未、张辉，《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 《古汉语研究》,2014年第1期。

[11] 参见李无未主编，《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上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

[12] 参见孙建元，《〈四声通解〉今俗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韩〕蔡瑛纯，《李朝朝汉对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尉迟治平，《〈老乞大〉〈朴通事谚解〉汉字音的语音基础》, 《语言研究》,1990年第1期，第11-24页。

[13] 参见张玉来，《朝鲜时期所传习的明代汉语官话的语音性质》, 《语言研究》2005年第2期，第45-50页。

[14] 参见胡明扬，《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15] 参见金基石，《明清时期朝鲜韵书中的见晓精组字》, 《民族语文》,1998年第2期，第68-72页。

[16] 参见鲁国尧，《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 《语言科学》2007年第2期，第3-22页。

[17] 参见耿永坤，《朝鲜后期汉语教材中连字句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

[18] 参见岳辉、李无未，《19世纪朝鲜汉语教科书语言的干扰》, 《民族语文》,2007年第5期第30-33页。

[19] 参见岳辉，《〈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的语言基础》,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49-154页。

[20] 参见张辉，《朝鲜朝汉语官话华人“质正官”考》, 《国际汉学》,2018年第1期。

[21] 参见黄卓明，《朝鲜时代汉字学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22] 王平，（韩）河永三主编《域外汉字传播书系 韩国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