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我作为一个画家和插图者工作时，我略微体会到20世纪艺术家职业的幸福与不幸。尽管享受着绘画本身作为灵感之源的快乐，我清醒意识到自己对买主和官方保护者的财政津贴的依赖。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学习社会学期间，我对绘画作为一门职业的历史以及赞助机制发生了兴趣。特别激起我的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超过三百年跨度的历史时期，当客户们主要把艺术看成炫耀自我及其权力的手段时，为他们作画的那些意大利画家们竟能创作出新颖、高品质的作品。

当我着手为荷兰福利、健康与文化事务部从事研究的时候，我加倍强烈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和我自己时代的对比。在荷兰，存在着一种文艺复兴时期闻所未闻的涵盖面广、目的性强的艺术政策，致力于品质的提升和创新，提高艺术对全体公众的可及性。在历史上，一种共生关系把绘画、权力与赞助机制连接在一起，对这种关系进行探索的愿望为我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原动力。这本书最初作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博士论文以荷兰语出版；我修改和校正过德语和英语译本。

《绘画、权力与赞助机制》是一种社会历史研究。所采用的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工具并非源自某个原则或思想学派。我试探性地推进，力图建立一种综合，以应对社会学和文化史在几乎难以企及的广度上所提出的挑战。我还要补充一句：我的研究过程不仅源自学术上的要求，还源自对意大利的风景、城市和艺术的挚爱。

我极大地受惠于我同事和朋友们的观念，他们是：布劳乌（S.De Blaauw）、贝尔庭（H.Belting）、伯苏克（E.Borsook）、卡西（E.H.Cas‐see）、弗洛梅尔（C.L.Frommel）、伽德纳（J.Gardner）、戈德斯威特（R.H.Goldthwaite）、赫里克惠曾（B.Van Heerikhuizen）、赫克洛兹（I.Herk‐lotz）、荣恩（J.de Jong）、克吕格（K.Krüger）、梅耶（B.W.Meijer）、密德玛（H.Miedema）、涅塞拉斯（A.Nesselrath）、里德波斯（B.Ridderbos）、舍勒（R.W.Scheller）、施米德特（C.Schmidt）、赛勒（P.Seiler）、舍尔曼（J.Shearman）、韦恩（H.Van Veen）、弗洛姆（W.H.Vroom）、威尔特丁克（N.Wilterdink）以及温讷（M.Winner），特别是古德斯布罗姆（J.Gouds‐blom）和奥斯（H.W.VanOs）。我也非常感谢荷兰佛罗伦萨研究所，锡耶纳国家档案馆，罗马赫齐亚纳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荷兰研究组织，教育部以及福利、健康与文化事务部，还有阿姆斯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我还想添加一句感谢的话给英译者贝弗利•杰克逊，感谢她热忱、富有想象力的工作。

带着感激，我铭记：我父母最初以爱的专注点燃了我对艺术的兴趣。这本书献给汉尼（Hannie）和马尔库斯（Marcus）。

布拉姆•克姆佩斯
1991年1月于阿姆斯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