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叙述的复杂性与述体的多重性

如果说文学史研究与其他经验科学一样，都是隶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其根本目的也会像其他科学那样，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普遍规律或科学假设，以期能够对文学的历史给予一个较为科学地解释。这无疑是一种从认识论的维度上来看待、观察文学历史的做法。

不过，目光仅仅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从方法论的维度上来考虑文学历史学家为获得科学的解释而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似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从认识论的维度上看，文学历史也是一门科学，它要求其所叙述的对象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并要求所叙述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具有可解释的逻辑性，或者说这种“联系”能够被科学的方法所能证实，如哲学家和史学家卡尔·G·亨佩尔（Carl Gustav Hempel,1905-1997）在《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The Functioning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1942）一文中所提出的那种覆盖律模型^[1]；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维度上看，任何方法的选择都无法避免其主观性，都离不开选择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自身价值取向的约束。也就是说，选择是一种主观性的行为，是要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制约的，而所有的这些选择最终都是要体现、落实到由选择者构建而成的文学历史叙述的文本上。这个认识和选择之间的悖论本身恰好也说明了文学史叙述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文学史叙述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对于叙述主体的认识上。一般说来，我们在研究文学史叙事时，考虑更多地是叙事逻辑，即更多地是想揭示被叙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甚少关注叙述者与文学史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个忽略是不应该的，诚如我们所知，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可能会有多种多样，也会因时代或社会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无论怎么写都离不开收集、筛选资料和组织安排筛选好的资料这两大环节。这可谓是完成一部文学史写作的前提。而这两大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文学史的撰写者：他们判断文学史的起止年限，阶段划分、命名，事件的因果关系；他们规定详述或略述的作家、作品和如何衔接叙述的中断；他们还承担对文学史相关资料的考据，并在文学史文本中说明这些相关资料的来源，然后还要将这些经过他们考据的资料融入到总体的叙述框架中。总之，一部文学史书上看上去包罗万象，丰富无比且又衔接连贯顺畅，好像是自然生成的一样，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撰写者安排和决定的。也就是说，一部文学史该如何架构以及采用何种方法架构，都是由撰写者个人（或集体）所决定的。

这是否意味着在撰写者与文学史之间可以划等号？问题的复杂性又在于，文学史家或者说文学史撰写者又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学史文本中的那个叙述者。二者的关系颇为复杂——既亲密无间，又有所不同。所谓的亲密无间是说文学史家与文学史叙述者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即文学史家就是文学史叙述者。说它们不同又是因为文学史家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叙述者。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中使用的是第三人称，而并非是表明他/她自己身份的第一人称，所以不能把二者截然等同起来；二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文学史叙事其实都是一种集体性的叙事。这一点或许会有人不同意，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合写的文学史，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性的叙事。而一个人撰写的文学史怎么能说是集体性的叙事？以个人的名义撰写的文学史看起来与“集体”没有关系，其实还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为他/她都是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环境中的，不知不觉中就会受到来自于集体意识的侵蚀和影响，这都会导致以个人名义写就的文学史，其实最终反映了主要还是那个时代的共鸣意识。这其实是正常的，正因为文学史有这样的一种从个体者“我”，走向群体性的“我们”这样一种功能，才赋予了文学史的存在价值。

可见，以往那种把文学史家，即文学史撰写者与文学史文本里的叙述者直接等同起来的看法是不确切的，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这种看法忽略了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这种撕扯不清的复杂关系，即也就是忽略了“述体”的存在方式、内涵以及影响等重要问题。那么，何谓文学史的“述体”呢？

“述体”（instance énonçante）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符号学家高概（Jean-Claude Coquet,1928—）提出来的，其意是指“话语产生的中心”。^[2]它既可以指身体，即叙述者“自己身体”，“属于我的东西，自己所属的领域”；也可以指说话的人——那个努力表达身体感受经验的理性的人。^[3]高概认为，身体与理性的人之间的关系是，“身体不言语，它行动，它感受痛苦，感受愉悦，但它不说话。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把身体的行动、痛苦及愉悦表达出来。”^[4]“述体”是一个处在叙述类作品中的核心现实问题：它把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建立起来。可见，高概提出的“述体”是一个“二重”的概念——身体和说话的人，即所强调的是要一切从身体出发，身体是“我”的意义空间的非语言性中心。^[5]

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E·本韦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 1902 – 1976）也提出了叙事中的“二重述体”的概念。他所谓的“二重述体”也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反射现实的、被他称作参照对象的产生意义的人；其二是指形式因素、语言指示，即被他称为参照体的文本因素，所有被印刷、被书写之物。^[6]本韦尼斯特的“二重述体”与高概的“二重述体”有所不同：前者指“产生意义的人”和文本因素；后者指“身体”和“表达身体”的人。

高概、本韦尼斯特两人提出的“述体”和“二重述体”概念，对于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按照他们两人提出的“述体”与“二重述体”之概念，文学史写作可以有以下的两种“述体”结构：

3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4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上文的结构1是将不言说的文学史家的身体和言说的文学史家分离了开来，强调的是文学史家的身体存在，暗示了文学史家的社会存在（身体）决定了文学史家社会意识的表达（叙述）。不过，这个二元结构中把言说的文学史家仅仅视为是“表达身体的人”，似乎没能完全揭示出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写作中的功用和意义。

事实上，言说的文学史家并非仅仅是表达自己的身体，而且还赋予自己的表达和由其整合的文学史资料以某种意义。结构2似乎是在将结构1合二为一的基础上，增加了“文本因素”一项，但却又忽略了不言说的文学史家的社会存在。如果将以上的这两个“二元的结构”，合并、修改为一个“三元的结构”，似乎更能揭示出不言说的文学史家本身、言说的文学史家以及文学史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下面的这个就是我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三重述体”结构。

显然，结构3在整合了结构1和结构2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三重述体。与结构1和结构2相比，这个结构3的特点是，它一方面说明了身体的存在决定着表达身体的文学史家，即文学史家投射到文学文本中的那个叙述者；另一方面还把文学史家投射到文学史文本中的叙述者所代言的“文本因素”吸收进来，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框架结构。

换句话说，结构3旨在说明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身体存在本身显现出自身的意义：身体尽管不言不语，但是它的存在方式、经验感受决定着言说者的文学史家，抑或说是人的感性认识决定理性认识的意向性；（二）身体被外界赋予了一定的意义：身体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的存在和感受并不是独立的，而是要受到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制约的。换句话说，身体处于何种时代、何种社会环境，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存在方式和感受经验——身体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界定的；（三）被外界赋予了一定意义的身体，最终会影响或决定文学史家对史学文本的构建。

不言说的身体与文学史文本间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当然，这种影响和决定并不一定是线性的和单向度的，更多情况下可能是波浪起伏和多向度的。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从一些具体的事例来看。

我们先来假定不言说的身体对某个文学现象或文本的感受是正面的。这样一来，言说的文学史家对其的表达就有了几种选择，即正面的、反面的，或者正反两面都有。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言说的文学史家在面对某个文学现象或文本时，有着多种的言说方式，但是从中国文学史，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情况来看，言说的文学史家多半都会沿着某种特定的单向性的方向走，即常常会受到不言说的身体的调控。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与特定的时代境遇有关，应该说是正常文学史写作中的特例。

当然，说不言说的身体决定言说的文学史家，并进而决定了文学史文本这个文学史叙事的范式，至此还只是停留在一个假设上。这个假设是否能成立，还需要做一些“证伪”的工作，即通过具体的事例，考察一下文学史写作的实际情况是否如结构3所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建国以后所出版的第一部新文学史专著，而且其本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以此为例，看一下王瑶不言说的身体是如何影响、决定作为史学家言说的王瑶及其所撰写的文学史文本的形态的。^[7]

夏中义在与刘锋杰合著《从王瑶到王元化》一书的序文中曾评介说^[8]，1934年王瑶从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伊始，就是一位政治活跃分子。不久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回乡恰遇“卢沟桥事变”而脱党。1942年，他回到西南联大的清华中文系续读，成为了朱自清的一个得意门生，著《中古文学史论》。他在该书中“把魏晋名士要隐士但又不甘于隐的痛苦揭示得淋漓尽致，其实他是把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想从政，却不顺，只能治学，却又在心底隐隐然不甘于学的生命体验写进去了。所以完全可以把作为文学专著的《中古文学史论》作为隐喻作者的微妙心史来读。”^[9]及至1949年后，教育部让他出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纲编写组成员，接到任务的他“激情澎湃，颇有回归母亲怀抱的感觉。他把整个中国新文学史理解为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支，他不是把文学史作为文学史来研究，而是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这与其说是学术，还不如说是政治表态。”^[10]

夏中义在对王瑶的评介中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时间，即1934年和1949年。不过，他在序文中并没有解释王瑶为何在这一年进入清华后即成为一名政治活跃分子，也没有解释王瑶为何在1949 年教育部让他出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纲编写组成员，会产生“激情澎湃，颇有回归母亲怀抱的感觉。”的缘由。钱理群在《“挣扎”的意义——读<王瑶全集>》一文中道出了其个中原委。钱理群认为，王瑶出身贫寒，“为着生活，也为着渴求真理，一直流浪在外，并且时时有一种与幼时同伴‘隔离的孤独的感觉’——这孤独感其实是伴随了先生的一生的。”^[11]钱理群在文中所提到的“贫寒”、“挣扎”和“流浪在外”等词语，真实地道出了王瑶身体的存在状态。身处在这种一种不如意，被一种力量排斥在外的状态下，自然会有“隔离”、“孤独”等情绪涌上心头。

1934年，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社会上反政府势力的镇压。仅上海一地，国民党政府就查禁了进步刊物76种，进步文章、书籍更是高达149种，还暗杀了倾向抗日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申报》的主持人史量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军队也开始大规模地进攻苏区。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上继续执行了错误的左倾路线，致使中共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而告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迫走上了长征的路途。^[12]就是在这一年，王瑶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我们今天无法真切地知道他当时是否了解这些情况，但完全可以想象到，作为一名刚刚步入高等院校且有追求的热血青年，他应该或多或少地知道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并且会积极地参与到这场革命大潮之中的。这一点从他晚年所写的《自我介绍》一文中，可以得到证实：“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13]“两系囹圄”是指他由于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被国民党两次抓住投入监狱。这不难理解，许久以来激荡在他心中的“隔离”、“孤独”感，加之汹涌的外部斗争形势，都会促使初涉政治的王瑶，成为夏中义所说的那种“政治活跃分子”，并进而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自然，并不是说所有类似于王瑶这样处境与感觉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完全有可能是另外的选择。王瑶在这样的境遇下做出这样的选择，恰好说明他是一个敏锐的人，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和对世事的理解都是不同凡响的。换句话说，他的这种选择，是一种在感性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正确的理性意向性选择。

1949年新中国从一片废墟上诞生，任何一个只要是对新中国没有敌对情绪的人，尤其是那些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都会为自己的国家重获新生而感到由衷地高兴和自豪的。作为一名从旧社会走过来且富有亲身感受的知识分子，王瑶由于得到中央政府（教育部）的重用，而从内心深处产生出“激情澎湃，颇有回归母亲怀抱的感觉，”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心情是未经历此时、此事者所不能体悟的。可以想象到，进入到新中国里的王瑶，其身体徜徉在四周欢乐的氛围里，不用再像过去那样为生活而焦虑，为战乱而忧闷了。他的感官更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被国家所重用而沉浸在一片愉悦之中。应该说，此时他头脑中的意识与身体感官是互为一致的，即意识只是单向、线性地表达了身体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表达”是必须的，甚至成为身体生存需求的一种仪式。这不难理解，当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某个人抱有感激之心时，他在思维方式和举止言谈等方面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顺从着这种感激之心，而且也惟有这样做，才会觉得心安理得。

但是，王瑶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融入到其精神中的学识、学养又无法使他完全听任身体感官愉悦的操控。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被钱理群喻为“自我生命的挣扎”^[14]状况。这种“挣扎”表现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中，就是不言说的身体与该书中言说的叙述者之间出现了对撞与分裂，乃至于悖论：王瑶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用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作为建构新文学的指导思想的。正如他说，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它的性质和方向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方向来决定的。”^[15]这种把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说明王瑶在主观上是想发现、追踪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内在逻辑，即重点在于说明、印证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可是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他又会常常脱离这一前提，情不自禁地用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言语来评价作品，显示出对作品自身艺术价值的倾心，这种“情不自禁”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自身所处时代、环境与学术自觉性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和悖论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明显性还表现在王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分期标准为依据，把新文学的上限设定在了1919年。尽管新文学到底应该从哪一年算起，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正如有研究者针对王瑶的这一设定所说那样，以1919年作为‘新文学’的发端，的确与新文学的发展事实不符。191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五四’运动是一场‘外争国权，内出国贼’的学生爱国运动。从性质上讲，理应归属进政治的范畴。把‘新文学’的起点设置在这一年，显然有用政治问题取代文学问题的嫌疑。^[16]

确实如此，这意味着王瑶要把文学与革命历程、政治斗争捆绑到一起，正如在后来出版的“修订本”中，他对此所作的补充：“‘新文学’一词中‘新’字的最准确的解释，就在于文学与人民革命的紧密联系。”^[17]无疑，他把文学与革命紧密地扭结于一体了。

对于王瑶为何要“削文学之趾，适政治之履”^[18]的原因，也有不少的研究者曾经探讨过，如温儒敏是从王瑶在写作该书稿期间所发生的两件事，来诠释书中所出现的这种分裂与对撞的。他是这样说的：

对王瑶而言，来自‘学术生产体制’的更大的约束和冲击是两件事，一是从1951 年11 月开始，文艺界配合‘三反’、‘五反’形势，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运动，并进行有关高等院校文艺教学中错误倾向的讨论，王瑶首当其冲，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接着，1952年9 月，随着院系调整，王瑶从清华调到北大中文系不久，出版总署委托《文艺报》召开座谈会，对《史稿》（上册) 提出许多政治性批评。^[19]

也就是说，建国以后王瑶的日子过得并不逍遥。如果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改造，针对的还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那么出版总署对已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提出的批评，而且还是“政治性批评”则是针对王瑶一个人的。这就不能不令对“重用”一直怀有感激之心的王瑶产生警觉。

显然，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政治性”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使他的文学史观不得不与时俱进，即他最真实的文学史观被搁置了起来，然而王瑶毕竟又是一位不同于政客的学者，尽管理智上他知道这个《中国新文学史稿》应该尽可能地往革命上和政治上靠拢，但是当他面对着生机勃勃的文学作品时，他又会忘记其初衷，不自觉地偏移到了文学文本上来。温儒敏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正如他说：“在多数涉及创作评价的章节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艺术感悟力的王瑶[……]进入艺术评点时，擅于调动自己平时阅读中积累的大量艺术感受，通过不同创作趋向的比较与艺术传承变异的勾勒，准确地凸现作家作品的风格特征。其中不时引述前人的精辟评论，但更多是撰述者自己的辨识，自己的声音，往往三言两语，曲中筋骨，给人印象极深。”^[20]温儒敏的这段评说，恰好揭示出处于“三重述体”中的王瑶所面临的窘迫：作为言说的叙述者王瑶，想沿着“革命”和“政治”的维度来构建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可是自己不言说的身体，也就是那个以身体为代表的感性的王瑶，却常常不自觉地让自己偏离了这个维度。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到文学史叙事的文本中就会出现文学史观不一致，甚至前后矛盾等问题。

这种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极为普遍。不仅大陆如此，即使海外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夏志清那部影响甚大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方面表现得也极为明显。夏志清也如王瑶一样陷入“三重述体”的矛盾中，只不过他与王瑶的情况有些不同：他是作为言说的叙述者想让文学史沿着艺术性的这根主线构建起来，但是那个不言说的身体却总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像这部小说史出版后不久，即20世纪70年代有海外学者评价说：“作者（夏志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此一览无遗。当然，他的政治立场，和他对在此书讨论到的大多数作家的意识形态之敌视，也是一样显而易见的。”^[21]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纵览其文学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被我们的研究者、文学史所重视的小说家，在他的文学史框架中都会得以调整，不是说完全不提，而是说要降低对其艺术成就的肯定，如面对30年代的左翼作家这个群体，我们要大写、特写的当然是茅盾、巴金、丁玲、老舍诸人，但是夏志清却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左翼名小说家要多少有多少，我特别看重张天翼、吴组缃，表示我读了好多齐名的作家后，认为这两位的艺术成就最高。”^[22]除了在排位上不同之外，夏志清还把张爱玲、钱钟书等以往我们的文学史中没有提及到的小说家收入了进来，尤其是张爱玲所占的篇幅比鲁迅还多了两页纸。

这一现象说明，就言说的叙述者而言，不存在任何无意义的叙事。每一个叙事都有其指向和意蕴，都是自我解释的，即都折射出叙述者的身体现实存在与叙述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1] 亨佩尔认为，科学的历史解释中必须包括一组关于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中特定的时间C1、C2、C3……Cn发生的陈述，一组普遍假设的陈述。这两组陈述都合理有效地被经验事实所证实，以此为依据，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有关事件E发生的判断。这样，对事件E的解释才是真实的。参见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杜蒲、柳卸林译，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69-970页。

[2] 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3] 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4] 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5] 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6] 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7] 所以以王瑶为例，实在是因为中国学者的命运与中国这片土地的特殊紧密关系。就我有限阅读所知，欧美学者鲜有此类情况发生。即便有，也不似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样独特。这也说明我的论点和论证存有一定的缺陷，有待同仁指正、完善。或许本节以“中国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为题更为妥贴些？

[8] 参见夏中义、刘锋杰：《从王瑶到王元化·代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5页。

[9] 夏中义、刘锋杰：《从王瑶到王元化·代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0] 夏中义、刘锋杰：《从王瑶到王元化·代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1] 钱理群：《“挣扎”的意义——读<王瑶全集>》，见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编选：《王瑶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12] 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5/content_2094338.htm>（2009/2/13）

[13] 王瑶：《王瑶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14] 钱理群：《“挣扎”的意义——读<王瑶全集>》，见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编选：《王瑶和他的世界》，第318页。

[15]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7月第一次重印，第8页。

[16] 姜玉琴：《肇始与分流：1717-1920的新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17]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代序》（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修订重版，第3页。

[18] 司马长风：《新文学的分期问题》，《新文学丛谈》，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第1-2页。

[19] 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25页。

[20] 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30-31页。

[2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2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