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卷帙浩繁、优美动人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好似用离奇突兀的情节、神奇瑰异的想象绣织出的一幅宏伟辉煌、绚丽多彩的画卷。在世界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哪部文学作品能像它传播那样广，影响那样深，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
《一千零一夜》的书名是来自主线故事：相传古代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发现王后不忠，一怒之下，除将她及与其私通的奴仆杀死外，还存心向所有的女人报复：每娶一个处女，枕宿一夜之后，翌晨便将其杀掉再娶。如此三年，致使当时妇女不是死于国王刀下，便是逃之夭夭，弄得十室九空，全国一片恐怖。聪慧、美丽的宰相女儿山鲁佐德得知情由，为使姊妹们不再惨遭虐杀，她毅然挺身而出，让父亲将自己送进宫去。她请国王允许将其妹敦娅佐德召进宫，以求死别。其妹按照事先约定，要求姐姐讲个故事以消遣一夜。于是山鲁佐德便征得国王同意，开始讲起故事。翌晨天刚亮，那引人入胜的故事却正值精彩之处，留下悬念而未完结。国王受兴趣和好奇心驱使，想知道故事结局，只好免山鲁佐德一死，让她第二夜接着讲。就这样，故事接故事，故事套故事，每到夜尽天亮时，正是故事兴味正浓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其间，山鲁佐德还为国王生了孩子。最后，国王受到那些神奇迷人的故事感化，翻然悔悟，弃恶从善，决心与聪明、美丽的山鲁佐德白头偕老。
这部鸿篇巨制的民间故事集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它实际上是古代中近东各国、阿拉伯地区的民间说唱艺人与文人学士历经几世纪共同创作的结果。
众所周知，阿拔斯朝建国初期，即8世纪中叶到9 世纪中叶，有长达百年的“翻译运动”，大批外文书籍被译成阿拉伯文。据阿拉伯学者迈斯欧迪（al-Mas‘ūdī ？—957）在《黄金草原》（Murūjath-thahab）一书称：“在从波斯、印度、罗马语文翻译过来并传到我们手中的群书中，有《希扎尔· 艾夫萨乃》（Hizār afsānah）一书，由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的意思就是‘一千个故事’。故事一词的波斯文就叫‘艾夫萨乃’。人们称这部书叫《一千零一夜》”。[1]另一位学者伊本·奈迪姆（Ibn an-Nadīm 890—989）在《索引》（al-Fihrist）一书中则说：“最早将故事编撰成书，并将其保存于文库（其中有些是动物寓言）的是古代的波斯人……这些故事在萨珊王朝时期数量更多，面也更广。阿拉伯人将它们译成了阿拉伯文。一些善于言词、长于修辞的人们把它们拿过来，进行修饰润色，并按其类似内容进行整理。在这类内容方面搞的第一本书就是《希扎尔 ·艾夫萨乃》，意为一千个故事。书的成因是：有一个国王，一旦娶一个女人，枕宿一夜后，翌日便将她杀死。后来，他娶了一个王家的女婢，是个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名叫山鲁佐德。她同他在一起时，她便向他讲故事，夜尽时，故事正讲到有趣处，国王只好让她留下，要求她第二天接着讲。就这样，直同她过了一千夜。与此同时，他还同她交欢，以至于她同他生了一个孩子。她告知了国王自己对他使的计谋。国王认为她很聪明，便倾心于她，让她留在宫中。当时国王有位女管家，名叫敦娅佐德，在这件事上与山鲁佐德相互配合。”伊本·奈迪姆并随之加以评论道：“事实是——如蒙天佑——最早在夜晚进行夜谈的是亚历山大。他有一伙人逗他笑，向他讲故事。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取乐，而是为了记下，作为殷鉴。此后，国王也都因此而利用《希扎尔 ·艾夫萨乃 》一书。全书有一千夜，却不到二百个故事。因为一个故事也许要讲几夜。我曾分几次读完全书。事实上，这是一本粗俗无聊的书。”[2]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一千零一夜》的雏形是译自波斯的名为《希扎尔 ·艾夫萨乃》一书。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串联起来的主线（引子）故事的基本情节连同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山鲁佐德的名字都是来自这本《希扎尔 ·艾夫萨乃 》。学者们又多认为，波斯的《希扎尔 ·艾夫萨乃 》又可能来源于印度。
《希扎尔 ·艾夫萨乃 》原书已佚，原貌已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它与现在所见的《一千零一夜》大不相同。因为它在当时还只是一只“丑小鸭”，远没有成为羽翼丰满、令人赞叹的“天鹅”。事实上，《希扎尔 ·艾夫萨乃 》只是为日后的《一千零一夜》提供了一个主线故事，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故事框架——山鲁佐德为国王讲了一千或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据学者考证，《一千零一夜》定型于1517—1535年之间的埃及。[3]从8-9世纪《希扎尔 ·艾夫萨乃 》的译出，即《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开始在阿拉伯人中间流传，到16世纪定型，这七八个世纪就是《一千零一夜》由“丑小鸭”变“天鹅”的成长过程，即成书过程。而在定型成书前，“它是一些故事集。编写出来不是为了阅读，也不是为了保存于图书馆的，而是一种散乱的故事集子。将它们写下来的目的在于要通过讲述它以娱乐公众。几百年间，说书人带着这本书的各自抄本，可以随意抻长，随意增删。直到后来的时代，人们用赞赏的目光来看待这些故事，于是要么通过印刷，要么通过图书馆对那些抄本的保存，这些故事便被限定下来。”[4]即可以认为，在16世纪《一千零一夜》定型前的各种手抄本，实际上多是说书人备忘的“底本”。
《一千零一夜》除了主要源自《希扎尔 ·艾夫萨乃》的印度、波斯故事外，还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出自阿拔斯朝的伊拉克；一是出自马木鲁克朝的埃及。
阿拉伯人自古就有讲故事的传统。到阿拔斯朝，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形成、稳定，政治、军事的强盛，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达，促进了城市的昌盛和市民阶层的成长，于是以说书、讲故事为主要形式的市井文学便应运而生。《一千零一夜》正是这种市井文学的代表作。
说书，不仅是当时市民阶层即民间文化娱乐的需要，而且也受到宫廷哈里发及贵族们的青睐。许多说书人不仅在街头巷尾、茶馆、集市上为平民百姓说书，而且有时还要被召进王宫、官府向哈里发和大臣们讲故事，供他们消遣。哈里发、权贵们有时为故事内容新奇颖异、说书人讲的生动感人而不惜赐予重金。群众的喜爱，上层统治阶级的奖掖、鼓励，促使说书这一类民间市井文学在阿拔斯朝一直长盛不衰。
阿拔斯王朝衰亡后，马木鲁克王朝依靠人民的积极支援和英勇战斗，打退了蒙古人的进犯，清除了十字军在东方的侵略势力。这一时期的埃及在东方经济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13—15世纪，埃及的商业，特别是与欧洲、印度的转口贸易十分兴旺。蒙古人西侵和安达卢西亚失陷后，西亚地区和安达卢西亚、西西里岛的阿拉伯文人学士多集结于埃及。因此，阿拔斯朝灭亡后，马木鲁克朝的埃及实际上成了当时阿拉伯的经济、文化中心。自阿拔斯朝后期开始出现的文学作品向文野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在这一时期显得益甚。那些以雕词凿句、浮文巧语为特色的所谓高雅诗文很难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倒是民间艺人的说唱——市井文学使以商人为主的市民感到更为亲切。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者原是突厥、塞加西亚等异族人。他们由于自己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较低，自然也更喜欢通俗的市井文学。而且，由于埃及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兴起于阿拔斯朝初期伊拉克的市井文学，在马木鲁克王朝的埃及再次繁荣。《一千零一夜》在此时此地又注入新的血液，而最后定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千零一夜》的成书、定型过程，实际上是说书人在《希扎尔·艾夫沙乃》这一粗俗、松散的底本上，在内容方面不断增加、扩充，使其更加丰富多彩，在艺术性方面不断修饰、润色，使其臻于完美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文人学士和民间艺人共同完成的。其方式方法大约有三种：一是将现成的书面故事塞进或揉进这本故事集中；二是将民间口头流传的传说、故事加工整理出来，补进书中；三是将书中原有的故事修补、抻长。如在迈斯欧迪的《黄金草原》与伊本·奈迪姆的《索引》书中，在提到从印度、波斯等引进的书中有《辛迪巴德》《舍玛斯》等书，独立地与《希扎尔·艾夫萨乃》并列陈述，但现今的《一千零一夜》却包含了这些书中的故事。移植进《一千零一夜》后，《辛迪巴德》成了《国王太子和将相和嫔妃的故事》，《舍玛斯》则演变成《国王赫理尔德和太子瓦尔德·汗的故事》。此外，伊本·奈迪姆在《索引》一书中还提到阿拔斯朝曾写过《大臣和书记传》一书的著名作家杰赫希亚里（al-Jahshiyārī ？—942）曾搜集了阿拉伯、波斯、印度、罗马等各国、各族人的故事，企图加工成一千个故事，称《千夜谈》。每篇故事约50页。但他只写了480篇就因逝世而中断。杰赫希亚里的《千夜谈》可能是阿拉伯文人编写《一千零一夜》之类故事较早的一次尝试。书虽未成，稿亦散失，但其中的一些故事肯定也被融进了现今的《一千零一夜》中而得以流传。
值得注意是《一千零一夜》发源、流传、成书、定型过程的空间与时间。须知，《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集中地产生于印度、波斯、伊拉克、埃及。这些地区有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波斯文明的积淀，而且由于伊斯兰初期的开疆拓域、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通过战争、占领、混居、通婚、商业贸易、作品的译介，阿拉伯、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希伯来、柏柏尔乃至中国等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印度教、祆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文化，都在这一空间，这一时间，相互撞击而融汇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一体中。所以，《一千零一夜》同《卡里莱和笛木乃》一样，是多种文化撞击、融合的结果；都是具有承前启后、贯通东西特点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作。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文野、雅俗不同。《卡里莱和笛木乃》是雅文学的代表作，《一千零一夜》则是俗文学的代表作。
《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既然产生于不同的民族、地区，就难免带有不同的胎痣，可供识别。如印度成分的故事多为故事套故事的框架式结构，即树状结构，在“节外生枝”时，多以“那是怎么回事儿？”的问句导引出另一个故事。有关动物的寓言故事也多半来源于印度，这可能与印度教—佛教关于轮回转世投胎的信仰有关。源于波斯的故事多是一些有关风流才子聪明、机智的单篇故事。有关阿拔斯朝的伊拉克和马木鲁克朝的埃及故事则有着较浓厚的地方色彩与时代特征，表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如写巴格达王宫的豪华，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的微服私访，这些自然是源于阿拔斯朝的伊拉克；而有关魔法、巫术、符咒之类的故事则多半源于埃及，因为那是这一地区的传统习俗。
《一千零一夜》全书包括有大小近300个故事。其中有神话传说、爱情传奇、寓言童话、宫廷奇闻、名人逸事、冒险奇遇不一而足。故事发生的时间自开天辟地直到成书当时；故事发生的空间是阳世阴间、山南海北、宇宙太空、世界各地，更多的则是巴格达、巴士拉、开罗、大马士革等阿拉伯的都会名城，无所不包。故事的主公则是上自仙魔精灵、帝王将相、王子公主、才子佳人，下至商贾、僧侣、工匠、渔翁，农夫、童仆奴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乃至飞禽走兽、鱼鳖虾蟹应有尽有。这些故事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古时期阿拉伯的社会风貌、价值观念；贯穿于全书的主旋律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
中世纪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昌盛，使市井商人、工匠的故事在《一千零一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富商巨贾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连哈里发都愿意与他们结交，常委以重任，封以高官，招为驸马。有的商贾竟成了宰相，乃至国王。这种重钱财、商贾的价值观念显然与古代中国的“学而优则仕”的“重学轻商”的传统大不相同。
这类以商人为主角，描写他们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出生入死，不畏艰险而发财致富，衣锦还乡，成为权贵的代表作，无疑是《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辛伯达原为巴格达城市的一个纨绔子弟，在将巨额遗产挥霍一空后，痛下决心去海外经商发财，以求重振家业。他前后进行了7 次远航，每次都是惊心动魄的冒险，都是死里逃生；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成为巴格达成首屈一指的富商巨贾。
关于爱情的故事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故事往往歌颂了真正忠贞不渝的爱情是不畏艰难险阻的；宣扬了尽管爱情的道路是崎岖不平、坎坷曲折的，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思想。如《巴士拉银匠哈桑的故事》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敢于冲破天上与人间的重重阻挠，经历了生与死的重重考验，越过了七道深谷、七重大海、七座高山而终于找到了妻子，阖家团圆。故事中的神魔世界，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诸如此类的故事反映了广大男女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专制、反传统礼教的倾向。
《一千零一夜》既然是一部民间故事集，很多故事就很自然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爱憎鲜明地描述了百姓的苦难和不幸；表达了人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控诉；歌颂了劳苦大众的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的美德，他们忠于爱情，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嫉恶如仇，执着地追求幸福、正义，憧憬美好的生活。与此同时，很多故事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穷奢极欲；斥责了社会的黑暗不公；嘲笑了上层权贵的昏聩、贪婪。书中在每一场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黑暗的斗争中，总是让前者战胜了后者，从而鲜明地表达了劳动群众的感情与倾向。如在《女人和她的五个追求者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聪明、美丽的女主人公如何机智地将企图利用职权调戏、占有她的国王、宰相、省长、法官……分别锁进五层的橱柜里，使他们整整三天没吃喝，又被迫在橱柜里面便溺，结果，每个人都淋得满头满身的粪尿，狼狈不堪。
由于说书艺人不仅在民间市井中讲述故事，有时也要进入王宫、官府中为君王、权贵们说书消遣，又由于很多平民百姓往往把改变丑恶现实的希望寄托于“明君”、“清官”身上，因此，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描述哈里发微服私访、惩恶扬善的故事，起到了粉饰太平，美化统治者的消极作用。
《一千零一夜》一书既然是中古时期世界各种文化，尤其是东方各民族文化相互撞击、融会的产物，我们从中自然不难看到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佛教、波斯——祆教、希伯来——犹太教、希腊——罗马、基督教……诸种文化的影响。当时中国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从书中亦可看到。如很多故事都提到中国和中国人，其中有些著名的故事（如《驼背的故事》《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等）还以中国为主人公活动的舞台。
如前所述，《一千零一夜》是在印度——波斯的《希扎尔 ·艾夫沙乃》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扩充、完善而成。它不仅增添了反映当时阿拔斯朝、马木鲁克朝社会现实的内容，同时也吸收、消化了很多古代和当时其他民族、其他宗教的一些故事。虽然如此，但不能认为《一千零一夜》是一种集各民族、宗教的一些故事的“大杂烩”。这是因为它实际上一方面是伴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形成而形成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反映这一文化的镜子。它在对外来故事的取舍、消化过程中，是以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的道德价值观念为准则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对拜火教（祆教），对犹太人，对拜物教……都是持丑化、贬斥、否定的态度，认为是异教徒，是邪恶势力或反面形象。与此同时，全书却宣扬真主无时无处不在，是世上一切唯一的主宰，具有无穷的威力；敬畏真主、虔诚笃信，就会遇难呈祥，化险为夷。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对违背伊斯兰教戒律事物的描述。如有些故事写到了人们纵酒狂饮的场面；原书中亦有一些富于感官刺激的色情场面和词语，致使埃及宗教界曾于1985年通过由其控制的宗教法庭指控《一千零一夜》为淫书，勒令对其禁售、查收、销毁，并对出版商课以罚款。应当指出，那些有关酒色的描述，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作为市井文学，为吸引听众，有些色情的描述和词语，也不难理解。还应看到，文学本来就是“人学”，《一千零一夜》的人文思想的反映，可以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的先声。
《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民间故事集，一部世界名著，其艺术特色也是非常突出的。
该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在结构上采取了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中又套更小的故事的框架式结构，亦称树状结构或连串插入式结构。这种结构源于古代的印度。印度的《五卷书》《故事海》《鹦鹉故事七十则》等都是这种结构。《一千零一夜》不仅整部书是一个有头有尾包含了几百个故事的大故事，是框架结构，而且，书中有些故事，如《脚夫和巴格达三个女人的故事》《驼背的故事》《商人和魔鬼的故事》《渔翁和魔鬼的故事》等，也都是故事中套故事的框架式结构。这种框架式结构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使当年的说书艺人和后来整理、编写全书的文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可把不同时代、地点流传的，以不同时间、空间为背景的故事编织在一起；故事可多可少，可伸可缩，编排起来，一个个故事可前可后，可分可合；讲起来，忽而天南，忽而海北，忽而是神话传说，忽而是故事逸闻，机动灵活，变幻莫测。
亦幻亦真，幻想与现实交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是《一千零一夜》艺术手法的一大特色。时而，大胆的夸张、非凡的想象，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奇妙的神话世界：法力无边的神灯、魔戒指、魔杖，可在天上自由飞行的乌木马、飞毯、仙魔、精灵、鬼怪，使我们觉得一切都神奇无比，妙不可言；时而，真实的描写，细致的刻画又把我们领进中古阿拉伯现实生活中：在巴格达、巴士拉、大马士革、开罗，平民百姓在凄风苦雨中辛劳奔波，王公贵族在花天酒地中淫逸骄奢，富商巨贾在尔虞我诈中贪婪牟利。许多故事又似一幅幅色彩绚丽的风俗画，真实地勾勒出中古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不管是幻想的虚构，还是真实的写照，都反映或折射出中古阿拉伯人民的现实生活和他们美好的愿望。
《一千零一夜》的再一个特点就是运用了鲜明的对比方法。在一个个故事中，把代表真善美的人物与代表假恶丑的势力进行强烈的对照，使人物形象、性格特征和思想意识显得更加突出。如把山鲁佐德与山鲁亚尔、渔夫与妖魔、阿拉丁与魔法师放在同一个故事中对比，在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的创作者们爱憎分明，褒贬清楚，体现了人民大众传统的惩恶扬善的美学观。同时，在对比中，也会使读者（或听众）深切地感到，那些代表真善美者越发可亲可爱，那些代表假恶丑者越发可鄙可憎。这种对比的写法，也往往是古今中外民间文学的一大特点。
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作，《一千零一夜》在语言上亦有其特色：文白相间，散韵结合，诗文并茂，相得益彰。书中穿插、引用了大量的诗句、格言、谚语、成语、警句；叙事、写景、状物时，语言通俗流畅，词汇丰富，善用比喻，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同时它也具有民间创作的一些通病：有些描写、比喻显得程式化，如提到女人的美丽，往往都是把她们比喻成月亮、羚羊……犹如中国民间文学一提到美女就用“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倾国倾城”来形容一样，有时让人感到单调、刻板；有些语言也还不够精练，显得粗俗。
《一千零一夜》在自8-9世纪至16世纪的流传、成书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手抄本。至今发现的手抄本多为残篇。这些手抄本虽然基本框架故事相同，但其中所包括故事篇什的数量、内容或次序却都不尽相同。阿拉伯原文的《一千零一夜》1818年于印度的加尔各答首次印行，称“加尔各答头版本”，不过它仍是一个残本，只有约200夜的故事。1833年，出版了“加尔各答再版本”，那是据来自埃及的一部内容完整的手抄本印行的。1835年依据这一版本于开罗出版的“布拉哥版”被认为是阿拉伯原文的善本。1888—1890年于贝鲁特出版的“萨里哈尼神父版”的《一千零一夜》则是据“布拉哥再版本”删改的“洁本”，删去的主要是一些迎合小市民口味的色情描写和淫词秽语。现在出版的各种阿拉伯文本子和外文译本，多是依据这两种版本。其实，这两种版本虽是按“夜”分的，全书共有1001夜的故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全，因为法国东方学者左登堡（Zotenberg）据一个巴格达手抄本于1888年于巴黎发表的《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和另一东方学者麦克唐纳（D. B. Macdonald）据他自己发现的一个手抄本而于1910年发表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都没包括在内。
《一千零一夜》“这部故事是在西方各国最普及的阿拉伯文学作品，甚至比在穆斯林东方本地还要普及些。”[5]
1704—1717年间，法国人加朗（Antoine Galland）首次在西方翻译出版了《一千零一夜》。这一译本虽说是依据四册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手抄本，但译文并不忠实于原文，很多故事是加朗在听了一个来自阿勒颇的名叫哈纳的天主教马龙派的教徒口述后，根据笔记再创作的。加朗是个颇具讲故事天才的人，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增删、改写，以迎合欧洲人的口味。这一译本一出，立即在西方引起轰动，掀起了一股“东方热”。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依据加朗的译本，《一千零一夜》被重译成欧洲几乎全部文字。自阿拉伯原文的“加尔各答再版本”和“布拉哥版本”于19世纪30年代问世后，英国的东方学者们开始努力从阿拉伯原文直接翻译。其中最著名的是莱恩（Edward William Lane）于1839—1841年出版的译本。
但《一千零一夜》的许多故事早在中世纪就通过当时属于阿拉伯帝国版图的安达卢西亚、西西里岛，通过十字军东侵和其他接触与交流的途径，传到了西方，而对西方的文化、文学乃至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叙述10名青年男女在10天的避难期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 100个故事；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写一群要去坎特伯雷朝圣的香客聚会在一家小旅店里，旅店老板建议他们在去朝圣的路上每人各讲两个故事，讲的最好者，可以白吃一顿好饭，全书共有20多个故事。学者们多认为，这两本书的框架式的结构、许多故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现的人文主义思想，都反映出《一千零一夜》的影响。再如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斯威夫特的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德国莱辛的诗剧《智者纳旦》，直至美国朗费罗的叙事诗集《路畔旅舍的故事》等名著，都在取材、写法和风格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千零一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近现代和当代的西方著名作家、诗人，如伏尔泰、司汤达、大仲马、歌德、普希金、托尔斯泰、狄更斯、安徒生、爱伦·坡、卡夫卡、莫拉维亚、杜伦马特、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没有哪一个没读过这部神奇美妙的故事集，被其吸引，受其影响的。从西欧的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的兴起，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出现，《一千零一夜》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可谓大矣！
我国最早有关《一千零一夜》介绍，见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编辑的《四洲志》，其中在谈及阿拉伯的文化成就时，写道：“……本国人复又著辑，论种类、论仇敌、论攻击、论游览、论女人，以至小说等书。近有小说一千零一夜，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6]
在我国，开译《一千零一夜》故事之先河者是周桂笙。1900年，他在《采风报》上发表了《一千零一夜》中《国王山鲁亚尔及兄弟的故事》和《渔者》两篇译文。1903年，上海清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新庵谐译初编》，凡二卷，其第一卷为《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
《一千零一夜》又称《天方夜谭》。最早用这一译名的是严复。据考，他很可能是最早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介绍到中国的译者之一：《大陆报》（月刊）1903年5-9的第6-10期连载的佚名者所译的《一千一夜》多半是出自他的手笔。在该报1903年5月6日刊载的《〈一千一夜〉序》中提到：“……，故名其书曰《一千一夜》，亦曰《天方夜谈》，……”[7]严复还在译述于1900年至1902年，正式出版于1905年的《穆勒名学》一书的一则按语中写道：“《天方夜谭》不知何人所著。其书言安息某国王，以其宠妃与奴私，杀之后，更娶他妃，御一夕，天明辄杀无赦。以是国中美人几尽，后其宰相女自言愿为王妃，父母涕泣闭距之，不可，则为具盛饰进御。夜中鸡既鸣，白王言为女弟道一古事未尽，愿得毕其说就死。王许之。为迎其女弟宫中，听姊复理前语。乃其说既吊诡新奇可喜矣，且抽绎益长，猝不可罄，则请王赐一夕之命，以褒续前语。入后转胜，王甚乐之。于是者至一千有一夜，得不死。其书为各国传译，名《一千一夜》。《天方夜谭》者诚古今绝作也，且其书多议四城回部制度、风俗、教理、民情之事，故为通人所重也。”[8]寥寥数语，既简要说明了《一千零一夜》故事的来龙去脉，又介绍了其反映的社会内容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同时以《天方夜谭》为译名，最早将《一千零一夜》介绍给我国读者的还有奚若。他先是以《天方夜谭》为题，在《绣像小说》（半月刊）上，自1903年10月20日的11期起，至1905年的55期止，先后发表了《一千零一夜》中的14篇故事。后又于1906年4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所译的《天方夜谭》一书，共4册，包括50个故事。该书曾多次再版，流传颇广，影响甚大。
无论是严复还是奚若，他们所读或据以翻译的都是莱恩的英译本。英译本既称TheArabian Naghts’ Entertainments（《阿拉伯夜晚趣谈录》），汉译文又是文言文，那么《天方夜谭》这一译名无疑还是很贴切的。因为在中国（尤其是明、清学者写的）古籍中，“天方”就是指中国穆斯林“西向拜天 ”即朝向真主礼拜的那个方向、那片地方，即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世界。“夜谭”即“夜谈”，当然是指书中的所有故事都是山鲁佐德在那“一千零一夜”中谈的。
在20世纪初或清朝末年最早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前辈中，还应提到：1903年5月文明书局出版了钱楷译的《航海述奇》（即《辛迪巴德航海历险记》），1904年8月苏州《女子世界》刊登了周作人署名“萍云女士”所译的《侠女奴》（即《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并于1905年出了单行本。
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一百年间，在我国，《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故事的各种译本或有关它的书林林总总竟达四五百种。大概是外国文学作品中汉译版本最多的一部著作。鉴于《一千零一夜》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鉴于它是译介到我国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又是译本种类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它对我国近现代文学及作家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还应提到的是，不少研究者发现，《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与我国一些古籍记载或民间流传的故事相似或类似。如：唐传奇《博异志》中《苏遏》与《一千零一夜》中的《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幻异志》中《板桥三娘子》与《一千零一夜》中的《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又如：维吾尔族民间故事《木马》与《一千零一夜》中的《乌木马的故事》，藏族民间故事《阿力巴巴》、哈萨克族民间故事《四十个强盗》与《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苗族民间故事《猎人老当》与《一千零一夜》中的《渔夫的故事》……等等，其中有些是整个故事相似，有些则是部分情节类似。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无疑是比较文学研究最好的课题。总体上讲，这种相似或类似的原因大概不外乎这样几种可能：它们在各自的环境中独立产生；中阿两大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著名的“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自古就把两大民族连在一起，因此，有些故事可能从中国传到了阿拉伯；也有些故事可能从阿拉伯传到了中国；但还应注意到：《一千零一夜》并非是纯粹的阿拉伯故事，而是如前所述，是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其他民族，特别是东方各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撞击、融会的结果，而各种文化是呈放射状对外施加影响的，因此，有可能印度、波斯等的一些故事在传入阿拉伯构成《一千零一夜》的组成成分的同时，也传入他们的近邻中国，成为中国某些古籍或民间故事的组成成分。
[1] [阿拉伯]迈斯欧迪：《黄金草原》第4卷，埃及希望出版社，第89-90页。
[2] [伊本·奈迪姆]：《索引》（阿文版），第436页。
[3] 艾哈迈德·哈桑·宰亚特：《〈一千零一夜〉及其成书史》（阿文版），第37页；穆罕默德·阿卜杜·蒙伊姆·海法吉：《自巴格达陷落至近现代的文学生活》（阿文版），第37页。
[4] 苏海尔·盖勒玛薇：《论〈一千零一夜〉》（阿文版），第12页。
[5]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79页。
[6] 转引自李长林：《清末中国对〈一千零一夜〉的译介》，《国外文学》1998年第4期，第121页。
[7] 参见盖双：《千夜之花谁先采？》，《阿拉伯世界》1999年第3期。
[8] 严译名著丛刊《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根据1905年金陵金栗斋木刻版再版，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