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看得见的教堂

看得见的有钟的石砌教堂，圣像——神，他们直接意义上的仪式——这是通向人民心灵最便捷的道路。我想，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尝试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不是这样……在伏尔加大家都知道一个大夫，他像普通百姓一样信教。有人蔑视地嘲笑他：应该给病人治病，而不是要病人向上帝祈祷。而信教的人则相反，他们对于一个人既做医生又当神甫感到十分满意。

我认识了这位医生。我们进行了交谈。我为人的理智辩护，我说，在他对上帝的理智的服从中往往隐藏着对肉体死亡的恐惧，通常人都有这种恐惧，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会有这种恐惧。

“您怎么能相信呢？”最后我说。

“这是个奇迹。”医生回答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像亚伯拉罕那样曾经相信过奇迹，等待过善良的天使到我的茅舍里来。结果没有等到……对于我来说，没有奇迹，世界就变得空荡荡的。有各种各样的欺骗，有形形色色的名堂……现在说到‘奇迹’一词，我就想象出约拿在鲸的肚子里三天受胃液的折磨。”

“难道您也相信这一点吗？”我问医生。

“我信。”

“那么胃液呢？”

“是奇迹。对于上帝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

我当然就不再表示反对。我明白，大夫的话有两重意义：医学的意义和符合这种感情的另一种意义，而我大概就根本没有这种感情。

大夫开始激动地告诉我，为了维护真正的东正教教堂，他不顾知识分子的嘲笑，跟宗教界斗争了九年。现在他抛弃了一切。他确信只有旧教保留了他要追求的东西。古老信徒派的奥地利派特别接近他的理想。只有“天惠”的问题妨碍医生转到这一信仰上去。这一派久远的历史上有一个人似乎擅自在奥地利的白克里尼察举行了圣礼仪式。有过这一类事……奥地利派与全世界教会的良好关系就此中断了。

大夫竭力向我这个旁观者推荐认识奥地利派的主教，给了我一封写给主教的信。

由于这次与大夫交谈，便有了关于看得见的教堂的旅行观感。

我带着大夫的信去找主教，但是地址有点错误。我在街上徘徊了很久，最后问一个穿着黑色长上衣的老人，当然，是个旧教徒。老人对我非常恭敬，亲自带我去见主教。

“颁布了良心自由法令后，”我问他，“你们这里情况怎么样？”

“谢天谢地，”老人回答说，“钟声当当，到处都是当当声，响彻整个伏尔加河的中下游地区，到处在建新教堂，修建老教堂，到处是钟声。”

老人容光焕发。我和他一起回忆了那个严峻的年代。那时古老信徒派教徒连铁板都害怕用劲敲。现在这种年代过去了。

“谢天谢地，”老人用两个指头画着十字，说，“谢天谢地，皇上赐予的是我们的所爱。现在所有的教堂都当当敲响了钟声。”

我们就这样闲扯着，走到了主教的屋子。

“主教就住在这里，”老人指给我看。

我走进了院子，登上木台阶，突然看见面前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钟，而在这些钟之间有一个与送我来的老人完全一样的老人，他手里拿着一根绳子要把所有的钟串起来。

“当当，当当，”我设想着所有这些钟在这里，在木台阶上，在木屋里一齐敲响起来，不由惊愕地喃喃出声。

我把这老人当成了主教。这丝毫也不奇怪。古老信徒派没有一般的学校，也没有神学校，神学院。甚至有人告诉我，现在的主教过去是个普通的士兵。所以，主教对赐予的自由感到高兴，醉心于敲响钟声。我并不感到奇怪。

“看在上帝面上，大主教，”我说，“请等一下敲钟，我这里有N大夫写给您的信。”

老人放下了绳子，拿过信，把我带下台阶。他不是主教，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对我感到惊讶。

“这些主教是什么样的人？”我走进前室时忐忑不安地想。我平生从来没有与主教交谈过。有关他们的概念是从列斯科夫的小说中得来的，想到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与体长好吃的鱼连在一起。但是来自民间的主教使我觉得更加神秘莫测。我想，跟这样的主教打交道，更需要多长个心眼，在我这个局外人与他这个献身宗教的人之间，马上就会开始彼此研究对方，这是令人感到异常不舒服的。

我走了进去。一个小个子、皮肤有点黑的修士坐在圆桌旁看书。他的神色稍显慌张，透出一股书生气。他看的是什么书？——我的眼睛扫了一下书页。是梅列什科夫斯基的《背教者尤里安》，我认出是这本书。

有这一瞥，我们就不需要彼此研究对方了。某种非宗教的特别的东西把我们联结起来。说上几句评论小说的话，我们就熟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一个点上相交了。我们彼此都感兴趣。

教会不应该成为国家的奴仆，这是我们长时间谈话的内容。但这怎么可能呢？虽然现在有自由组织社团的法律，但是今后会怎样呢？现在政府已经要求进行出生、死亡、结婚的登记。这是否已经是政府干预新教会事务的第一步呢？以后就会登记从商人——庇护人那里得到的物质财富，要求这些商人对大臣们低三下四，阿谀奉承。难道这一切不是不祥的步骤？经历了几世纪的磨难，难道现在教会真的能公开于世？主教是个相信自己事业的人，他对此抱着希望。但是对于我这个局外人来说，不可能完全区分尘世的教会和尘世的国家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在古老信徒派教徒的心里，我知道，有两个神秘的圈，一个圈是国家，一个圈是宗教。这两个圈在某个地方交叉。在它们交叉的地方坐着野兽——反基督者并观望着。如果是这样——而这就是这样——那么古老信徒派教徒怎么能相信尘世的古东正教教会呢？

我来到主教这儿时，他正准备去遥远的乌连边区巡视主管的教区。自颁布自由的法律后那里的人还没有见过自己的主教。“去看看那里也好，”我想，于是与主教约好在乌连相见和交谈。

过了许多天，我到了乌连，便打听主教的行踪。那里的人在等他。在这个林区大村中，我第一次碰到旧教群众。我记得，一早喧哗声就吵醒了我。我在窗口看了一下，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却欣赏起日出时喧闹的乌连集市的景象：鬃毛抹上一层金光的马匹，像是倒扣花盆的分裂派教徒的帽子，博览群书的哲学家的眼镜，高高的干草大车上的小仙女——这一切真美。

我听到，窗下有人在讲，他去过谢拉菲姆那里的事：他喝了点茶，身子暖和起来，着了凉，许了愿就走了。这是多么平静、安宁的谈话。在这林区我脑海里浮现出故乡的黑土，那里没有旧教徒这种不安的精神状态。

突然有人打断了说话的人：

“按上帝的儿子基督的话说，”他说，“现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您到谢拉菲姆那儿去，却没有读圣经。如果你自己不拯救自己，谢拉菲姆也不会拯救的。上帝是在心中。”

“对！”大车上有人应声说。

“对！”在燕麦袋旁边的人说。

发生了争论。在乌连不论哪一家，都有新信仰，这里有分裂派的各种派别。现在我的窗下各种派别的人便争吵起来。

“这种信仰里，”一些人嚷嚷着，“没有幸福美满。”

“现在无论哪种信仰都没有幸福美满，”有人回答说。

“它躲到林子里去了，”一个人笑道。

“它挂在树上。”另一个逗着说。

他们忘了干草大车，忘了一袋袋燕麦，忘了木制品，争论着信仰，争论着幸福美满。

嚷嚷声，叫喊声不绝于耳。

“我们那里不大有这种情况，”我想，“我们那里的庄稼人跟麦袋和大车是不分离的。”我脑中明确地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切全是因为幸福美满这一点引起的。与教会的联系中断了，这就触动了某根最主要的、最隐蔽的神经。因此，大概这里的一切——爱情、家庭、社会生活都不是这样的。

“你们这一切是怎么样的？”我问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必须良心对良心。”他回答我说，“就拿爱情来说。在父母那里受到祝福，就一起生活。不喜欢——就分手。”

“那么孩子呢？”

“他们鄙视孩子。”

“瞧这儿，所谓自由爱情的地方，”我想，“现在文学里正在谈论这种自由爱情。在荒僻的地方，我已经多少次体验到一种奇怪的感觉：城里人们曾经谈论过村社，你来到农村，那里庄稼人也在谈论村社。后来谈论起个性自由，农村里父子也按自己的理解谈论这个话题。现在那里在谈性的问题。瞧我面前简直像是打开了一大本生动叙述的书。现在我能解开这个我曾经觉得是奇怪的谜了：任其自然有着一切，它能回答我们的许多问题。”

在集市广场上开始争论起有关爱情和婚姻的问题来。我仿佛身处各种文学流派冲突的中心。

自由爱情的维护者是些年轻人，他们一个面对着另一个人讲述和赞扬着自己的习俗。但是一个皮肤白皙、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人出来说话了。他既不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季普爷爷，也不像古代悲剧中的罗克。

“罪孽！”他制止年轻人说，“我面对着真正的基督告诉你：换老婆是罪孽。我们这里，”老人对我说，“常常有这种情况：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于是兄弟与姐妹结合起来。真是罪孽。应该按法律生活。”

“法律束缚人。”年轻人争辩说。

“根据法律生活稳固些，”老人回答说，“娶了老婆，就好好生活吧。”

“法律束缚理解（爱情）。”

“那就没有理解地过吧。是一回事。”

“一个样。”其他的老人表示同意说。

但是年轻人不想没有“爱情”的生活。于是在白发苍苍的罗克周围，总的应有的涵义变得越来越乱，越来越复杂。与统一的教会一起，这统一的涵义也消失了。平生我第一次懂得，教会对这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伏尔加我遇见的大夫会接受古老的东正教教会，为什么他把它理解成文艺作品，是人民的启蒙教育体系。

“你有什么信仰？”老爷爷问我。

跟在老人后面，别的人也问我。他们走近窗后，那一双双意味深长的眼睛望着我。

“你信什么？你们那里是什么信仰？”

“我受过东正教的洗礼。”

“那么你信什么呢？”

我信什么？我想告诉他们某种好的信仰，但是落到我嘴里的却不是那些话。结果我感到的只是这个问题引起的新的不快和困窘。在那里，即城里，我的石砌的住宅里，谁也没有问我，我信什么。在这里不能不了解这一点。我甚至不敢说，我根本就不信教，因为这是很粗鲁的。

“我们那里，老爷爷，”我最后说，“大家各信各的。”

“各信各的？听见了吗？各信各的。对我们来说，你们是些可怜的人，唉，你们真不幸，真不幸。”

“不，不像你们这里，”我回答说，“我们那里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找到自己的信仰。”

“不是按照父母的信仰？”

“不是。”

“原来是这样，你瞧，他们那里是什么信仰，”白发苍苍的罗克惊讶地说。

“新的信仰！新的信仰！”喊声传遍了广场。一批又一批人涌向我的窗口。

“老爷，”我的好朋友米哈伊尔·埃拉斯托维奇在我耳边低声说，“关上窗户，警察盯着呢。瞧，召集了多大的集会。”

我关上了小窗，大家才渐渐回到自己的燕麦袋、干草车和木制品那儿去。

我像他们一样不信教，但是我能猜到，几乎是感觉到人民对统一的教会怀有的痛苦。这统一的教会犹如一座漂亮的水晶建筑被打碎成许多小块，每一小块就像安徒生的镜子反映了被歪曲了的整体。

我猜到痛苦的心灵中折射出来的看得见的教堂，因此集市上那座也叫作教堂的普通石头建筑就使我觉得非常奇怪。

我走近教堂。燕子绕着教堂的尖顶盘旋，叽叽叫着，鸽子则在壁龛里咕咕作声。我完全用新的眼光来看这石头建筑。在这里，在这使人民的心灵受到折磨的地方，就像是个剖面。我理解到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整个教会机制的巨大意义。这看得见的石头建筑以及尖顶旁的燕子和壁龛里的鸽子，现在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的意义。

我就这样望着教堂。敲钟人从钟楼上走下来。他的头发抹得亮闪闪的。他像个痴呆人那样朝我微笑着。神父大概住在教堂旁边一座两层楼的木屋里。

“神父住在楼上还是楼下？”我问。

“楼上住着神父，楼下也住着神父，到处都住着神父。”敲钟人回答说。

神甫，就像这座石砌的教堂，是我习惯上不去注意的对象。这些独特的人过着自己的一种生活，在人民旁边做着什么，社会上到处都嘲笑他们。现在有一种新的认识在我身上苏醒了。我想用新的眼光来看一下神父，就像看教堂那样。

这就是他：刚从澡堂回来，脸色红润，身材魁伟，体毛浓重，真正是画中的神父模样。

就像石教堂里那样，他身上有一种安定的怡然自得。我，一个普通人，应该失去和寻找自己的信仰，我应该跌跤，再重新向上爬。他却不是这样。他是有保障的。燕子叽叽叫，鸽子咕咕响。

神父见到我很高兴。

“对于这样的客人，”他说，“需要有一瓶啤酒。好吗？”

“很好。”

“是否愿意享用一下澡堂？对于漫游和旅行的人来说，这是需要的。”

不可能抵御神父这种无微不至的好意。

“跟这些人，我的大夫斗了九年，”我想，“需要有多么坚定的信仰，多大的狂热，多么脱离实际，才能去反对这种好心的生活。只有靠奇迹才可能做到。”我忽然想到：如果带着我曾经在伏尔加向信教的大夫提出的约拿在鲸鱼肚子里的问题周游整个俄罗斯，像果戈理笔下的主人公去各地收买死魂灵那样，会是什么样——那就会得到一幅景象。

“神父，”我问，“请坦率地告诉我，您相信约拿在鲸的肚子里待了三天的事吗？”

“我相信，因为鲸的喉咙口很大，它的肚子也很大。”

“不，不是指这个，”我说。于是我，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就向他解释整个消化系统，证明人根本不可能在消化液的作用下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生存三天。

我说着并听到，神父连声附和着我：对，对。

“怎么个对呢，”我最后生气了，“有什么地方不是这么回事。”

而神父的眼睛狡猾地望着我，伸出一根指头警告我。

“嗯，”他说，“要是约拿不是待了三天，而只是待了一瞬间呢？而他觉得这是三天。您对此又作何解释呢？”

我茫然了，而神父给我满满地斟了一杯啤酒，他很得意自己取胜了。

他是个多面手：既是个神父，又是监督司祭，还是个传教士和诗人。他写了并在宗教杂志上发表了颂诗，写的是在分裂派地区牧羊人生活有多艰难。他现在在构思讽刺诗：是与奥地利派教徒做斗争。据我了解，这新创作的激情是源于良心自由的法律。分裂教派之一，即最正确、最接近东正教的一派根据新的法律，恢复了所有的等级，恢复了老教堂，建设了新教堂。在教堂上面挂起了钟。出现了新的教会，完全像彼得一世以前那样，有着各种权利，但是对国家几乎没有义务。

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这个可怕的敌人，据神父所见在日益强大，普通人大概将探索真理：古老的圣像，长时间的祈祷，两个指头画十字。还要什么呢？而敌人却在强大。

我对神父说，我认识奥地利派的主教。

“是伪主教。”神父纠正我说。

“嗯，是的，当然是，”我说。主教马上就要到乌连地区的令人吃惊的消息使他激动不安。

需要的正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讲完话，教堂的工友就进来大声说：

“神父，主教来了！”

“你说什么！”

“他正在路上。广场上摆开了桌子。他将对人民讲话。”

“不——！我不许。他不敢在广场上讲话。我们走。”

神父手中有一根多节的大木棍。广场上摆着放了面包和盐的桌子，那里有许多人。我稍稍有点害怕：棍子虽粗，但人民更强大。

但是我们越是走近人群，神父就变得越是卑微，最后，他畏怯地对我轻声说：

“似乎在这里，我与教职不相称……还拿着棍子……”

他没有来得及说完自己的话。这一刻我成了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在分裂派地区，从前只有一个小教派敢在夜间用搭着粗席篷的大车接送自己的主教，即使那样，主教也还得戴上便帽，穿上紧腰细褶长外衣，可是现在还是在那个地区，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正古老信徒派主教穿着镶紫边的法衣，后面跟着一列神甫，堂而皇之坐着车来了。

我回头看神父。他不在了。等尘雾散去，我看见他那拿着大棍子的离去的身影。又过了一会儿，从那个方向急急忙忙赶来一个满脸通红的老大娘，她要听听新主教讲什么。

但是神父是白操心了：主教什么也没有说。何必还要说话呢？古老信徒派教徒用真正的钟声，而不是像从前敲铁板那样，迎接了自己的主教。到处都是欢乐的泪水和高兴的低语。经过了与尼康派的两百年的斗争，彼得一世前的罗斯终于敲响了钟声，这时哪顾得上说话呢！此刻父亲、祖父、曾祖父们欢天喜地，林中的坟墓，半毁的小教堂和八角的大十字架也洋溢着喜气。

当当，当当！

小个子的主教沿着深红色的地毯走进教堂，人群跟在他后面蜂拥而进。这里有许多人，他们已经倦于为教堂而斗争，已经不会单独做祈祷。现在看到穿着法衣的真正主教，重又唤起了他们心中的信仰。他们想纯洁自己的良心。

好信仰！好神父！

一个人怎么做祈祷！

挥一下手，挥两下手，却没有祈祷。

他们的信仰很容易：一起鞠躬，一起画十字。你知道开始和结束。

当当，听这当当声！

黑压压的一排排人站得整整齐齐。圣像上的绦带闪耀着。苍老沙哑的声音唱着歌。但是唱得很坚定，很整齐，如同一人。点起了灯火：一盏，两盏，三盏。古老而严峻的上帝用一根引火线就把信教者的心联结起来并点燃它们：星火点星火，星火点星火。点燃了，他就安宁了。现在他在上苍觉得，尘世的生活是一长排平静的灯火。

我也点燃了火，背靠着墙，深深地沉浸于黑暗、宁静之中：不是陷于永恒岛的最初的混乱，不是夜间悄悄地在点着煤油灯的街上走，不是听着僻静的城市里木槌的敲击声。

两叉灯和三叉灯垂向黑压压的一排排祈祷者，非常漂亮。这里是统一的教堂，是一致的灵。

但是在我黑暗的平静中不知为什么产生了一个尖锐的，如钉子般钻心的念头：要是主教错了，怎么办呢？要是他因为不习惯而不是那样挥动两叉灯和三叉灯或者不是用两个指头而是用三个指头画十字，怎么办？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时黑压压的人群中一定会有结实的颧骨，厚颜无耻的灰眼睛，拳头，没有梳理的大胡子闪过我眼前。

主教主持得非常出色。大家都一起画十字，像按信号似的，大家又一起倒向自己的垫子。祈祷是照古老的方式进行的，时间很长。我早就已经不习惯这样的祈祷仪式，两只脚不停地倒换着，手交叉在胸前，又把它们伸到口袋里——丝毫也无济于事：像钉子一样的念头不断地钻着心：好是好，但是，要是这位新主教犯错了呢，那会怎样？但愿上帝保佑！

[1] 奥地利派为古老信徒派牧师派中的一支，它承认教会等级，但认为官方教会是异教教会，因此有独立的古老信徒派的等级。教派名得自主教阿姆夫罗西最初到的地方白克里尼察的村名。——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