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燕京大学还存在

一

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北大的校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楼群、南北阁、六院、钟亭等，包括形制古朴、姿态优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时代的北大校园，坐落在城内五四大街的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原先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园景致来说，原来的北大远不如燕大。而就学术影响力来说，燕大与北大也是伯仲之间。燕大的这一切，得力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泽东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中所指的那个人。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四个由美英教会资助的不知名学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并立即对学校进行改革，开始建设燕园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二十个系。这时期的燕大，有充足的外汇经费，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风景优美的校园，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销，并入北大、清华等，它的存在时间只有33年。33年虽短，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仅举一例：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有7名是燕大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几十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一一列举。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内，把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建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他凭什么？

首先，在教学思想上，虽然燕大是教会资助的学校，但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

其次是师资，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洪谦等人，都是学界翘楚、学术精英。周作人当时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任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担任讲师。

第三，有充足的经费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他院系与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有关系。因而燕大的经费、学术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

司徒雷登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对此无不烂熟于心。

问题是：我们的校长们为什么不能做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一个制度与管理问题。

燕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立法和体制，其次要有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校长。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要给教育家创造机遇和条件，教育家要善于适应和利用国家教育机构的体制和资源。

当前中国大学校长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只要体制好，就能够选拔出教育家做校长；体制不好，再多的教育家也选不上，选上了也无用武之地。

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

二

本文特别关心并试图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不同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燕大的成功还向我们提供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如何管理民间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如何适应国家教育体制和行政机构。这是当前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燕京大学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涉及中国国家的教育主导权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1922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7300余所，学生有21万多人。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以及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课程问题。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同时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

根据这些规定，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氏任校长。1935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但是，校务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同时，在教育方针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这样燕京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各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妥协、调整。

一个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司徒雷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当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让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达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之外，也保持适当的弹性，给私立学校以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

当前中国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导致私立大学教育名存实亡（仅存的民办学校实际是公司，不是学校）。从当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与燕京大学的管理模式的协调，我们或许可以受到启发。虽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教育和办学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会变的。因此，我想现在的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借鉴这种模式，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国际的资金。燕京大学的基金仍然存在，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有几百亿之巨。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

三

今年5月，中科院院士、98岁的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我从燕京大学来》。从书名即可看出侯老对于母校燕大的深情。燕大消失了，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消失了，对于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时候，经常设想：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第一，燕大只要用美国教授一半的薪水（5万美元左右的年薪），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聘到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学界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些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当杰出的华人学者。就是当下的“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也没有达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是无法与之竞争的。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给整个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

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

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者开辟了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光环和头衔，所谓“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书记、部长等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投机钻营因此在学界失去意义和价值。学者们自然沿着这个路向追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否则将一无所获，荒废人生。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

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彻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那样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京大学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其他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复旦，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请一流的师资，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样，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现象——处长薪水高于教授——将不会持续，学校有限的财力会集中使用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处长们决定的。

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推向真正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而是花拳绣腿，它就无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预自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平均水平。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现在北京大学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千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1/25。这样的薪水，在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会的中下水平。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做买卖，当律师，作顾问，挂名董事，等等，与此待遇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

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

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关于这一方面问题，笔者有专门论述，故不赘言。这些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出现，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健康发展。

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过去，燕京大学是中国私立大学健康发展的第一只春燕。现在，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中国教育春天的到来！

2009年10月19日夜阑人静时于京西菂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