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与中国文化
中国教育大战略思考之一
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知识、教养、情趣尤其是健全人格的形成，主要依靠教育。因此，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包含起源和导向的意义。河流的上游污染了，下游只能束手待毙。教育要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失序、混乱。这样的社会顽疾一般也是难以根除的。
中国的教育不能完全与西方的education等同，因为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全面照搬西方现成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不会成功。经过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中国教育有很成功的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痼疾、困厄。严肃、深刻、全面思考其中得失成败之因，对于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根本方向性的意义。
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师”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用和意义，试图揭示现代中国教育中“师”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社会问题，实质上就是核心价值观缺失的问题，以期引发思想界对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师”与道统
韩愈《师说》为人们耳熟能详，其辞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接下来韩愈说：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所论核心其实是“师”与“道”的关系。道就是古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为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之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之依附，则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之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之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始。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言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孟子·滕文公上》）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应是无可怀疑的。“礼治”是周朝的立国之本。施行礼治的管理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而统治思想的论证、各种制度的设计等，最终也依赖于人才。因此，教育涉及周王朝长治久安和统治延续接班的根本基业，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周礼》关于周朝的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完全出于杜撰，所谓辟雍、成均等名，应该渊源有自。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应该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地官·保氏》，周朝学校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天运篇》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之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不仅创立了百家学说，同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但是，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乐》亡佚）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排列为“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的崇高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分割的。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手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的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手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师傅的本质区别。孔子之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传道授业延续不绝。战国中后期之齐国稷下，更是名师硕学荟萃之地，成为各地莘莘学子慕名向往之胜地。秦汉所设立博士之官，实际即是各学科之名师，亦为学界翘楚。这些在讲坛上向众学子传道授业者，也是中国思想的伟大创造者。孔子自不必言，从孟子、荀子、董仲舒，到宋明的程、朱、陆、王，直至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他们皆为青年导师，亦为学界首领，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仅通过授课生徒传承中国文化、思想，使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同时创造新的思想、学术，让中国文化、思想的长河更加波澜壮阔。圣贤思想通过师的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孔子和儒家思想通过读经和教化，渗透到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之中。古代中华文明因此延续几千年，即使在19世纪中叶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今日中华民族又展示出复兴的曙光。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这些振铎舌耕的大师们，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之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
“师”是中华文明独有的职业
师在古代中国的这种地位，是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现象。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与古代希腊罗马、印度、伊斯兰、印第安以及非洲等文明不同的特征。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B．Vico,1668—1744）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必须具有原始宗教。按照蔡元培的观点，每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科学、艺术、哲学。[1]从人类历史看，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异常深厚和十分顽强的影响力。一般人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则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西方宗教实际上伴随整个西方文化的进程。在古代，宗教是人们生活的意义指归；在中世纪，宗教是社会的统治思想。近代以来，康德论证了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亦为信仰留下空间。尽管尼采在19世纪末叶宣称“上帝死了”，而且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收缩，依然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宗教与科学、学术在西方是一个互补的整体，是平衡整个社会的精神两翼。不仅是西方，在今天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中，例如日本、韩国，不仅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存在，新兴宗教可谓如雨后春笋。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巨大。
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现象。中国的宗教状况即属于一种特殊。当今考古发现，远古中国也有大量原始崇拜遗存，不仅新石器早期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有大量祭祀的玉器，直到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甲骨文证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请示鬼神做主。《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为确实之论。但是，这种历史发展轨迹在西周之后发生逆转。
边陲小国的周武王，打败了政治、文化中心的泱泱中原大国殷商，仅仅用神灵、天命是无法解释这一巨大历史变革的。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让刚刚立国的西周统治者警钟长鸣、如履薄冰。《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朝开国之君和圣贤，时时告诫后王以殷亡为鉴，崇德爱民，励精图治。为此，西周统治者树立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建立了“礼乐”文化。后世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是以周公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管理体制，即形成了礼乐文明的社会形态。而“礼治”的关键，是理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宰（“礼”即“理”）。于是，社会观念和风气为之大变。鬼神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统治者的活动中，退出了支配人间社会的高高在上位置。巫师在周朝已经远不如商朝那样，只是一般的宫廷供奉。残余的敬神祀鬼基本隐退为仪式性的活动。这种仪式的性质正如后来荀子所言：“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从《尚书》《诗经》《左传》可以看出这一历史变化，国家的管理即处于理性的指导之下。
因此，与古希腊、古印度崇尚天神、梵天等超现实力量不同，中国从周朝开始即崇尚理性。（张光直先生将殷周巫师与萨满在萨满教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影响进行类比，其实很不恰当。周朝的巫师与萨满已经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在春秋末年感慨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并竭力宣扬“克己复礼为仁”，是对于西周礼乐文明体制的深刻认同。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性命与天道”，表明孔子对于崇尚理性的西周文化传统身体力行，是礼乐文明本质特征的有力佐证。
西周建立的礼乐文明，对于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王国维称此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并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礼乐文化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明之总特征。此后，先秦的儒、墨、道、法诸家，皆鲜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尽管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传统的佛教、道教，对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中国古代的儒、释、道理论和影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具有本质的不同。瞿同祖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2]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特点。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除中国以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据权威统计，“当今世界人口约70多亿，各种宗教信徒近60亿，占世界人口的85％，当前中国人口约13亿，各种宗教信徒已逾3亿”。[3]可见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10亿人中，99％以上是中国人。亨廷顿指出：“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4]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相同。
当然，上述宗教有现代宗教与传统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和佛教的世界，与今日世界的政治势力版图仍然具有大致的叠合。今日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地区，也与古代的宗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
如果说，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那么没有国家宗教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各种运作，而且保持高度的文明程度呢？换句话说，一般社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的呢？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读经、科举等途径，渗透在中国智识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也能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与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质上相通。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和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总有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种行为展示的就是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与儒家舍生取义的信念本质上一脉相通。而在这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中，师则是轴心。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师，决不能等同于teacher、professor之类。除了道统的传承、光大，师的人格意义亦为中华文明之特质之一。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的宗教文明，理性的中华文明中没有直接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教、高僧、活佛、大阿訇等，师实质上兼有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职能，兼有主教、高僧、活佛、大阿訇等的职责。在古代中国，道德历来与文章并论，人品比学问更重，这是中国文化中对于为师者的双重要求。孔子为后人尊崇为圣人，是“万世师表”，亦为全体民族的楷模。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行为，成为中国文明中之道德基础。以后历代之为师者，即是这种社会理想的传承人和道德的身体力行者。师之行为方式，不仅为智识阶级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因此，虽然可以说，道为师所存之根本，而更应该说，师之所存为道之具体体现，可以说即是道之肉身化。
可见，古代中华文明中之为师者，虽不能说与西方圣徒相似，却肩负着学术、思想和道德之三重重任，传承中华文明之圣火，贯通几千年圣贤之血脉。
新学之兴与“师”之隐退
但是，随着中国现代教育转型，师失去了依托的载体，从社会生活中无声无息地退场了。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简称“学问”）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即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过程中的院系、课程设置看到其轨迹。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四部之学”之知识范式，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与“四部之学”相比，这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结果，目标是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由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从形态上来说，转换之后中国学术可以与现代西方学术直接接轨，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实现在同样的标准之下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攀登世界学术的顶峰。
然而，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重大问题至今难以解决。
第一是学科建设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种转换几乎是直接进行的。例如屠呦呦先生研究的《肘后备急方》，在古代属于“子”部，现在毫无疑问归入医学。当下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西方没有任何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除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问题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的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当前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与此相关。然而，在人文学科建构中则异常困难，有些重大问题，中国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如何将“四部之学”整合进各自的学科，这一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表面名词、术语的切割、焊接和归类，而是要透过文本内容实现中西思想内在的对接。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史”，绝不简单等同于今日的文学和历史学，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亦是更加复杂，不仅“经”部大多是哲学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学重镇，“史”部和“集”部亦有与哲学相关的不可或缺之作，例如《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
第二是学术功能问题。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学科，承载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却不尽相同。譬如说，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的必修课。故修前朝之史为历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国古典“史”学的这些意义指向和功能，与其说与现代历史学相关，毋宁说与现代政治学更加接近。就现代学术而言，历史学则基本退居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门学术。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学科转换之后，“经”部被肢解，经学消亡。“经”部文本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经师”因此自然消失。读经、修身、科举这种传统儒家的生活模式完全废弃，师与道所承担的中国式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消失殆尽。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四部之学”的消解导致“师”的退场，进而导致读经、修身活动消亡，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
“师”的缺失及其社会问题
师的退场，实质上是中国社会文明形态的转换。
从文明的形态来说，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是不健全的跛足的文明，也是不可能延续、发展的，更不可能辉煌。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照此推论，中国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社会的模式，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那样的中国只能成为现代化的“独轮车”。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这种“独轮车”式的现代化社会在地球上还没有先例。
就今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随着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支配地位自然淡出。当下虽然也有一些“国学院”“儒学院”和“书院”，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他们成为了真正的teachGer和professor。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天地君亲”并列、承担社会教化功能而被普遍尊崇的“师”消亡了。读经修身这种启蒙必修课的废弃，拆毁了智识阶级道德人格建立的基本训练，进而导致智识阶级的精神虚无化。因此，在当下中国，不仅真正的儒家十分稀有，真正的道家、佛家也不多，倒是纵横家们风生水起，各领风骚。为师之道在今日中国已经空心化，其虚无的深度和烈度要远远大于官员、商人的空心化。因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个人道德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官员、商人。由此而导致的虚无主义，是当下游荡在中国国人心灵深处之幽灵。
师的退场也导致社会教化的形态基本终结。就像必修的功课缺失导致基础知识无法建立一样，当下中国庞大的受教育群体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说就必然处于价值真空之中。对于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这正是釜底抽薪。为师之道与为人之道，其根本也是常人的道德，两者之间内在相通。故钱理群先生悲叹：今日如北大、清华这等高校，所培养者亦不免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究其根由，也应了韩愈《师说》之言：“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核心价值观建构与知识创造是教育的两个根本功能。在西方这是由教会和学校分开进行的。建制上大学与神学院分开，并行不悖，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互补。中国教育必须把现代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解决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无非只有两种选项：或者通过教会、寺庙、道观、清真寺来承担全民的教化功能，或者通过学校承担这种教化功能。如果第一个选项没有实施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思考在学校教育中，如何在传授知识的教育之外有效地进行人格教育。试想当下中国，除了在学校中尤其是中小学设立读经学制，大概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两个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从体制上说，为了培养经师，则必须设立经学院。大学与经学院可以独立运行。实际上它们之间在学术上也能够互补。大学必须是现代化教育，西方大学教育是样板。经学院培养经师，应该像西方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一样。
人类历史上湮没的文明很多，例如巴比伦、古埃及、亚述、迦太基等。现在的希腊人与古希腊文明没有关系，现在的意大利人与古罗马文明也没有关系。由民族国家把古代文明一直传承至今，严格地说，只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如何延续、复兴，应是当下中国有识者之首要课题。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兴在于教育，亡也在于教育。
2016年2月19日下午于潜白堂，春风拂面。
[1]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第52页。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2页。
[3] 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下同。
[4] 塞繆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