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просвещенный абсолютизм）是18世纪风行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潮，这是一股影响颇大的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概念之上的社会政治思潮，是启蒙思想家们与各国君主们的一次特殊联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狄德罗（Denis Diderot）是“开明专制”理论的创建者和鼓吹者，他们认为专制制度的缺点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势必会造成当权者的专权独断和扼杀自由，而共和制度也不是最好的制度，尽管它提倡自由平等，但平等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容易滋生个别人的政治野心。因此，最完善的政治制度是“保存着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的开明君主制度，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君主立宪制度，寄希望于君主们的开明自识，提倡“君主与哲学家的结合”，他们认为“开明专制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的桥梁”。法国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也认为：“当统治者和教育统治者的人意见一致时，国家的最大幸福便实现了”。在他们看来，教化专制君主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因为教育人民要花数百年时间，启迪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用伏尔泰的话说，“在统治者灵魂中……来一场革命”才是捷径。由于这些思想家在法国身处政治上被迫害和思想孤立地位，并且在经济上极为窘迫，在国内无法出版自己的著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想，美国学者盖依（Peter Gay）认为：这种待遇“使哲学家产生了一些错觉……至少在某些场合，他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王室的朋友想象成为努马或利库尔戈。”[1]他们自然地将目光转向国外，将希望寄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身上。他们也在遥远的俄国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叶卡捷琳娜二世早在远嫁俄国，在被丈夫彼得三世冷落和伊丽莎白女皇怀疑之时，即把孤灯青影、埋头苦读作为排谴孤寂的手段。此时，她已经如饥似渴地开始研读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了，她“狼吞虎咽地阅读现代法国和英国作者有关道德、自然和哲学的优秀著作”。她称赞伏尔泰的《论各国的习俗和思想》“可能是人类智慧史上唯一的华章”[2]。她在登上皇位后立即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建立起了频繁的书信联系，并着手实施“开明专制”。
叶卡捷琳娜二世自称是“皇位上的哲学家”（философ на троне），她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和达兰贝尔等人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她甚至用15000法郎买下了狄德罗的私人图书馆，聘任他为图书馆的馆长，并提前支付了5万法郎的薪水。后来又盛情邀请狄德罗来俄国，帮助她进行政治改革。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她被任命为俄国皇位继承人保罗一世的家庭教师。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对被她请到俄国作客的狄德罗说：“我完全理解您的伟大原则，您只是用这种原则很好地著书，但行动上却不在行。您的事业是与纸张打交道，它们是默不作声的。而我是一个可怜的皇帝，我的事业是与人打交道，他们却是多愁善感、小肚鸡肠的。”[3]叶卡捷琳娜二世宣称：“我只希望上帝让我统治的那个国家繁荣富强；上帝是我的见证人……自由是万物的灵魂，没有自由，一切都将死气沉沉。我需要人人遵守法律，但不需要奴役。我需要一个使人得到幸福的总目标，不需要破坏这个总目标的任性、奇想和暴政……”她把“不禁止，也不强迫”（не запрещать и не принуждать）经常挂在嘴上[4]，她有选择地吸收启蒙思想，并且积极实践，力主实现“君主与哲学家的结合”。
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之初，即仿效彼得一世当年所为，亲赴俄国各地视察。1763年她视察了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地区及波罗的海诸省。1767年，她亲率2000人的考察团沿水路视察了伏尔加河流域地区。所到之处，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深入民间了解当地百姓生活状况，倾听地方贵族和官员的汇报和建议。此举动在普通百姓中间获得了空前的亲民效果，并且也使自1644年远嫁俄国即苦守宫闱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俄国真正的国情与民情有了亲身的体验。经过各地巡视和多方思考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俄国当务之急是解决农民问题和立法问题。
叶卡捷琳娜二世看到了农民与地主的紧张关系，在伏尔加河流域，她无数次认真倾听农民所诉苦衷以及对土地和自由的渴望，她也看到了俄国农民传统的忠君爱国意识。视察途中，当地农民视她为降凡的圣母，箪食壶浆地迎接她的到来，热情呼唤她为“女皇！我们的亲爱小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信中，把自己说成是农奴制度的反对者，强调“让那些出生是自由的人沦为奴隶，是同基督教和正义原则格格不入的”。
1765年成立的“自由经济协会”（Воль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ВЭО）[5]，是俄国第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不附属于任何政府组织，因此协会的名称即标榜“自由”。彼得一世时代著名工匠的儿子、科学院顾问和著名活动家纳尔托夫（А.А.Нартов）是该协会的真正创始人，他欢迎土地所有者、实业家、商人、农民、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和政治家加入协会。他还曾多次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建议大量购买国外图书并为俄国科学院引进一流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该协会的实际创始人，协会第一批15名会员中大多是女皇的随从和亲信，如退役将军、枢密院成员瓦龙佐夫（Р.И.Воронцов）伯爵、枢密院成员奥苏菲耶夫（А.В.Олсуфьев）、著名外交家兼枢密院成员切尔尼绍夫（П.Г.Чернышев）伯爵等。叶卡捷琳娜二世任命辅佐她夺取皇权有功的奥尔洛夫（Г.Г.Орлов）伯爵担任该协会主席职务。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批复提供给“自由经济协会”6000卢布补贴，用于购买房舍作为协会的常设处所。叶卡捷琳娜二世经常参加该协会的讨论活动，每次都是认真倾听国内外学者的发言和建议，她还化名“И.Е.”直接与各国学者通过书信往来讨论问题。她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形容自己对协会工作的关心程度，“飞到东飞到西，采得好蜜回蜂巢，这就是我的蜜蜂格言”。
“自由经济协会”章程是根据著名学者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在1763年所写的《关于农业和土地、房屋建设国家委员会机构的意见》〔Мнении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коллегии（сельского）земскогодом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所拟定，章程宣布该组织关心“人民福利在全国的增长”，所有的成员都应该提出“有益的和必要的知识”和“改进农业和畜牧业的建议”。该协会的首项任务是主办解决农民问题方案的竞赛活动，奖金是1000金币或2250卢布。在两年内，共收到了162份方案，其中155份来自国外。最后竞赛的优胜者是法国第戎科学院院士贝当·德·拉阿贝尔（Bearde de l’Abbaye），他在方案中提出不急于废除农奴制，也不急于给农民土地，而应该培养农民的自由意识。叶卡捷琳娜二世也亲自起草了一份解放农奴的草案，宣布1785年以后出生的农奴子女都可以获得自由，但当1773年的普加乔夫起义爆发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把这个草案束之高阁了。
由于文化教育长期落后、国民意识淡薄以及东正教长期把持，俄国的法律体系极不健全，彼得一世大改革后，才开始仿效西欧建立各类法律条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视察全国途中，看到大量的地方官员和贵族枉法营私欺压百姓的事例。在出席枢密院和陆军部等中央机构的议事会议时，她又深感最高决策机构中尸位素餐、议事和决策效率缓慢。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导致上述国家严重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缺乏创之有据、行之有效的法律。她认为应该以基督教义原则和法国启蒙主义精神为基础，为俄国制定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律体系，并以此为先导，继续推动其他领域的重大改革。她立志成为俄国的查士丁尼（Justinian），认为当务之急是废止1649年制定的古老的《法律汇编》（СобоноеУложение1649года），制定一部统筹各个领域的法律。
1766年12月14日，叶卡捷琳娜二世提议召开立法委员会（Улож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的筹备会议，修改1649年法典。为了让该委员会贯彻法国启蒙主义的立法精神，她亲自花了两年的时间，于1767年写出一部法律著作《圣谕：立法委员会文本》（Наказ,данный комиссии о сочинении проекта нового уложения），在这部内容涉及256条、655款的法令中，五分之四的条文来自孟德斯鸠的《法意》（The Spirit of Laws），其余一百条来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的《论犯罪与刑罚》（Essays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在《圣谕》的序论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强调所有立法必须遵守基督教法律，宣称要制定“一部禁止富人欺侮穷人的法令”。[6]同时她又强调尊重自然法则的精神，要求立法委员会在制定新法典之前，一定要认真倾听全体俄罗斯人民的呼声，一定要了解俄国的自然情况，“因为凡是与大自然原则相融合的法律，必然也是最适合于人类的环境”“凡是不容于自然法则的行为，也必不能被法条所准许。至善的法律在于守护中庸之道。任何使人肢体残废的刑法，皆违背自然法律，应该全部废除”。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圣谕》中宣布：
1.“将俄国定位为一个欧洲国家。因为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他就介绍欧洲的文化与典章制度，逐渐削弱俄国与东方的关系，使其变成一个欧洲国家”。
2.“要在这一片幅员广大的土地上处理各项事物和治理国家，必须独裁君主制”，“在一个主人之下顺从法律，胜过顺从许多主人”。
3.“国王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剥夺人民其自然的自由，而在于矫正其行为以使其至臻至善”。
4.“王国的意图与目标，乃是公民、国家与君主的荣誉”。
5.“法律的制定，指在尽可能确保每个国民的自由”，“公民平等的真髓在于他们都应该遵守相同的法律”，“百姓不是为君主创造的，相反，君主是为百姓创造的”。
6.“自由乃是从事法律所允许的每件事情的权利”，“这种平等需要制度，以防富人压迫不像他们那么富有的人”。
7.“刑罚的行使，违背了大自然与理性的所有原则，乃至人类也要高呼反对”，“无辜的人不应该受到刑罚，而在法律的瞩目下，罪行尚未证实的每个人都是无辜的”。
8.“政府有义务制定教育法律，作为教育子女的典范。教育的重点是从培养敬畏上帝开始，牢记十戒和东正教的各种传统与信条”。
9.贵族、农民和商人是俄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各从其业，各居其所。而贵族应该承担起国民领袖之责任，必须体现忠君爱国、奉公守职、品德优秀、操行有持的贵族精神。
10.“农业是人民的首要工作，应该加以鼓励。其次是我们自己的制造业”。[7]
《圣谕》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34年间再版8次，并且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当《圣谕》首次提交立法委员会讨论时，保守派贵族被文中关于人身权利和农民自由的大胆条文而吓倒，多次建议删除，但叶卡捷琳娜二世坚持保留，并令立法委员会全体代表逐字逐句学习和体会。《圣谕》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法令，它被伏尔泰誉为“是一部详尽、完整、业已生效的法典”。伏尔泰在写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说：“这是怎么样的时代啊！法国迫害哲学，而西徐亚人喜欢他们”，“我敬慕叶卡捷琳娜，我痴心地爱戴她，西徐亚人成了主宰一切的主人”。当代俄罗斯学者托姆希诺夫（В.А.Томсинов）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作为《圣谕》的作者，可以列入18世纪下半期俄国最优秀的法学家之列”。[8]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也称赞《圣谕》是“开明专制时期的重要文献汇编”。[9]但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舍夫斯基（Казимир Валишевский）则认为它是“最直接的、完全抄袭著名著作的学生作品”。[10]叶卡捷琳娜二世是有自知之明的，她在给普鲁士国王弗特烈二世的信中承认：“在这部文献中我的功劳只是做了这个句子放哪儿，那个词放哪儿的资料整理工作”。[11]
1767年6月30日，立法委员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天使长大教堂隆重开幕，与会代表共564人，其中来自枢密院、东正教会和中央政府各机构的指派代表28人，其余536名代表则由各行省和哥萨克边疆区按照比例选举出来的。据统计，161名来自贵族阶层，208名来自城镇商人阶层，79名来自国家农民，88名来自哥萨克和其他少数民族。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到会，她表示希望委员会制定出一部绝对平等的法律，这部法律“既适合基督教徒，又适合穆斯林。既适合鞑靼草原的牧民，又适合富庶的乌克兰的农民。既适合莫斯科人，又适合西伯利亚人”。委员会首先宣读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圣谕》，随后开始讨论贵族权利，然后讨论城市市民的权利。无论是俄国，还是欧洲，都对俄国立法委员会的工作予以关注。狄德罗应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亲临俄国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并希望立法委员会成为俄国常设机构。1768年2月，委员会转移到彼得堡继续讨论。由于这次会议是俄国历史上极少见的全民大会，其代表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区，无论是委员会的组织者还是参与代表均无经验，许多来自下层的代表不识字，代表们为《圣谕》的高深理论和华丽词句所迷惑。代表们提交的各类方案层出不穷。在短短的6天之内，委员会共收到来自各阶层和各地区的委托书1500余份。任何议题都会引发无休无止地辩论，很难得出一致意见和决定。但是当某一贵族代表以轻蔑态度对待农民代表的时候，叶卡捷琳娜二世都要当场处以罚金，以示地位平等。旧贵族代表要求取消彼得一世时期设立的“职官秩序表”，因为该文件让非贵族也有权从事公职，但遭到新贵族反对。农民代表激烈抨击地主和贵族的残暴行为，要求立即废除农奴制，给农民以土地和人身自由。贵族代表柯洛宾（Георгий Карпин）提出限制地主对农奴的权利，赋予农奴财产权的折中提案。立法委员会召开一年半，就已经举行了234次立法会议，但未能做出任何一项决议。1768年12月，俄国与土耳其战争即将爆发。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暂停立法委员会的工作，中断一切修订法律的事务。当普加乔夫起义爆发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74年12月4日正式下令立法委员会停止全部活动。
尽管立法委员会的活动无果而终，但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圣谕》和立法委员会声势浩大的活动在国内外赢得了一片的赞美之声。在1767年6月，立法委员会开幕之际，东正教会的唯一代表德米特里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Дмитрий）提议大会授予叶卡捷琳娜二世“伟大英明的国母”称号，她经过数次推辞后予以接受，自此叶卡捷琳娜二世获得与彼得一世齐名的“大帝”（Великая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称号。
尽管立法委员会没有制定出任何法律，但是在其筹备和讨论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文献与资料，来自俄国各阶层的代表所提交的议案中反映了俄国的实际情况和各阶层的愿望，它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沙皇政府了解俄国状况，推行“开明专制”政策和实施进一步的大改革创新了条件。
叶卡捷琳娜二世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她登基的第一年，就将男女儿童的学制由5年延长到18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圣谕》中特别强调教育对于培养忠君爱国和国民意识的重要作用，在立法委员会下设立了专门的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在当时欧洲都非常先进的公共教育两项基本原则：1.公共学校按其职能分为初等学校、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2.对适龄青少年实行强迫性的义务教育制度。1786年，国民教育部成立，正式实施公共教育计划。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各省都必须建立贵族中学（гимназия），省长和总督必须主管本省和本地区的国民教育。1768年起俄国开始建立城市中学教学网络，同时开办大量的技术学校（училище）。
1764年俄国建立了贵族女子教育院（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благородных девиц），后来发展成为斯莫尔尼学院（Смо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和专门招收中产阶级女子的新圣母学院（Новодевичийинститут）。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为其设计世俗非神学内容的课程，如阅读、写作、算术、拉丁文、家政、舞蹈、绘画与室内设计。
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俄国统治者中为数不多的善于通过文字（宣言、法规、法律、文章）的形式直接与她的臣民交流思想，并通过论战文章和讽刺散文的形式直接与她的敌人进行辩论的沙皇。她还是历史著作和教化作品的作者。她一生写了大量的笔记、翻译作品、剧本、寓言和童话，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童话创作基本上是为了教育她喜爱的孙子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 Ⅰ）。1782年她撰写了童话《赫罗尔小王子》（Сказка о царевиче Хлоре）、《费维小王子》（Сказка о царевиче Февее）。她亲自编写了《论时间！》（О время!）、《沃尔恰金娜女公民命名日》（Имениныг-жиВорчалкиной）、《女公民维斯特尼科娜一家》（Г-жа Вестникова с семьей）、《骗人精》（Обманщик）、《诱惑者》（Обольщенный）、《西伯利来的萨满巫师》（Шаман Сибирский）等系列喜剧，并且亲自登台演出，开一时社会风气。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撰写了历史著作《俄国史论》（Записки касательно росс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她还亲自担任1769年出版的《五花八门》（Всякая всячина）杂志、1783—1784年出版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对话人》（Собеседниклюбителейроссийскогослова）杂志的出版资助人的角色。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量作品不过是其他作家和艺术家捉笔代刀而已，目的只是为了沽名钓誉。[12]
莫斯科和彼得堡还建立孤儿保育院（воспитательный дом），为无家可归的孩子提供生活和教育的机会，建立寡妇基金以帮助因战争和灾难失去丈夫而无法生存的妇女。俄国强制推广种植免疫疫苗的活动，为消除国民的恐慌心态，叶卡捷琳娜二世率先接受种植。俄国御前会议（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й совет）和枢密院下设立专门医疗机构，管理全社会抗流行病工作。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法令，在边境线、主要干道和大城市建立防疫的哨所，为此还颁布了《边境和口岸检疫条令》（Устав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и портовых карантинов）。俄国医疗机构也开始了梅毒、精神病学、病毒学的研究工作。
从18世纪初开始，欧洲各国宫廷大量购买或资助艺术家的作品与创作。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加入这个行列，从1763年开始拨巨款从荷兰和弗兰德斯艺术家手中，或者从荷兰和巴黎的著名画廊中购买艺术品。从1764年起，冬宫内开始修建“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到1775年建成。但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立即感觉它过于狭小，又开始了建设“大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最终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完成建筑。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彼得堡市中心的涅瓦大街上建立公共图书馆。她频繁出席建筑、音乐、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的活动。根据她的建议，大量的外国艺术家移居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地，如彼得堡枢密院广场上的“青铜骑士”的设计者、法国雕塑家法尔科内（Tienne-Maurice Falconet）。
但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批评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大量的金钱和奖金用在外国艺术家和科学家身上，对本国人士却极其吝啬，“叶卡捷琳娜并没有支持他们，这些俄国艺术家感觉生活在俄罗斯遭到屈尊和蔑视，俄国优秀艺术家罗先科（Лосенко）告诉法尔科内：‘我是可怜的和受侮辱的人，没有面包，想离开圣彼得堡’。皮列斯（Фортиа де Пилес）在俄国游历时看到，俄罗斯本国的一个才华横溢的雕塑家舒宾（Шубин）挤在小小的画室里，没有模特，没有学生，也没有正式的订单。叶卡捷琳娜为了她的统治只给予少数俄国艺术家补贴，但在购买外国艺术家的作品时却从不吝啬”。[13]围绕女皇周围的都是外国艺术家，而年轻的俄国艺术家的命运却被弃之不顾。曾经在法国学习雕塑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1782年回国的雕塑家斯科罗杜莫夫（Гравер Скородумов）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跟着木匠学习木工手艺。罗先科最终沦为酒鬼而悲惨死去。即使是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宠幸，一生只为女皇颂诗的宫廷诗人杰尔查文（Г.Р.Державин）一辈子才从女皇那里得到300农奴、2个金鼻烟壶和500卢布的奖赏。[14]而俄国作家和艺术家，如拉吉舍夫（А.Н.Радищев）、诺维科夫（Н.И.Новиков）等则因文致祸，遭到迫害或被流放。
从思想和文化方面看，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的意义是重大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革新，不仅仅体现在她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密切的联系以及翻译和介绍启蒙思想著作上，还体现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她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拨巨款发展俄国科学院，改建冬宫内著名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她鼓励兴办各类学校，并且根据洛克、巴斯杜等人的理论，系统地采用新教学方法。莫斯科大学开始聘任本民族的教授。她为贵族建立一个特殊的高等学校，鼓励贵族子女入学，并采取奖励学习的一些措施。1783年她取消国家对出版事务的垄断，准许私人开办印刷所和出版社。在“开明专制”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影响下，沉闷老死的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在实行“开明专制”期间，书报检查制度一度较为宽松。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诺维科夫的讽刺杂志《公蜂》《画家》（Живописец）、《钱袋》（Кошелёк）、冯维辛的讽刺剧等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出版的。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俄国涌现了大量的本民族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发明家，他们的活动为俄国的社会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消息进入俄国社会的最初的日子里，不论是俄国社会，还是主张“开明专制”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都是将其视为法国启蒙思想的延续而接受的，当时俄国许多报纸，包括《圣彼得堡公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ведомость）上都从正面发表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报道文章，包括发表翻译成俄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政府新闻检查机构并未禁止。法国驻俄外交官让·热内（Jean Jeunet）惊喜地写道：“农民贪婪地吞噬从俄文报纸上读来的法国事件的消息。”[15]
叶卡捷琳娜二世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所请的宫廷家庭教师瑞士人弗雷德里希—凯撒·拉阿尔普（Frédéric César de la Harpe）也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被同时代人看成是“瑞士革命党”，后来被叶卡捷琳娜二世看成是“雅各宾派”。拉阿尔普向亚历山大一世“这位未来的绝对君主灌输的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由此可见，不仅叶卡捷琳娜二世实施“开明专制”期间，法国启蒙思想大量被介绍到俄国，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也在“第一时间里”进入并影响着俄国。
沙皇政府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在大张旗鼓地宣扬“开明专制”的同时，也实施了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过分批评政府、过分揭露吏政和影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作品和作者受到严厉惩罚。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研究者，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舍夫斯基认为：“在俄国建立仍然为今天所用的国民教育原则，在彼得堡建立国民教育机构的是诺维科夫，他被叶卡捷琳娜视为敌人并将他投入监狱。”[16]科尼亚什宁（Княжнин）的历史剧《瓦季姆·诺夫哥罗德斯基》（Вадим Новгородский）被禁止，所有的印刷品被销毁。著名出版家诺维科夫主办的杂志《公蜂》（Трутень）第8期（1770年2月）上发表了《中国哲人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以赞扬中国文化背景下统治者治国的最高理念“立志”“立责”和“求贤”为借口，隐晦地讽刺了当政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公好龙”式的“开明专制”，最终引起女皇的愤怒，下令《公蜂》杂志停刊。随后，诺维科夫出版新的杂志《画家》也被政府查封了，原因仍然是因为杂志上的文章涉及了那个时期最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地主对待农民的压迫态度、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等。
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政策同样用于对待书籍出版，所涉及的书籍不仅包括在俄国内出版的图书，而且包括在国外出版的涉及俄国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图书。1768年法国天文学家夏朋·德·奥特罗谢（Chappe d’Auteroche）在他关于俄国旅行游记的书中揭露了俄国官员的贿赂和走私的丑闻，这本书让叶卡捷琳娜二世非常不满。1782年出版了法国历史学家拉威科（L’Evesque）所著《俄国史》，叶卡捷琳娜二世同样认为这本书很少表达对于俄国女皇的尊敬。[17]1781—1790年俄国共出版2685本书，诺维科夫出版的图书达748本书，所占比例达28%。[18]178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命令大主教普拉东（Платон）审查诺维科夫出版的书籍是否有害。普拉东受命审查诺维科夫出版的书籍，发现这些书绝大部分是用于国民教育，最终也没有从中找到“任何对于国家利用和信念有害的东西”。但是几年后他们仍然关闭了诺维科夫的共济会会堂，查封他已经出版的图书。1792年5月1日，诺维科夫被捕后关押在施吕塞尔堡城堡，诺维科夫并未经法庭审判，而是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个人命令称他是“国家罪犯”和“欺骗人们感情的庸医”而被关押15年。[19]
[1] Peter Gay.Voltaire’s Politics.Princeton,1959.p.167.
[2] КазимирВалишевский.ЕкатеринаВеликая（Романимператрицы），кн.2,ч.1,гл.2,I.
[3] СеменниковаЛ.И.Россиявмировомсообщес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Брянск,1996.c.192.
[4] Тамже.c.193.
[5] 全名为“促进俄国农业和住宅建设帝国自由协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воль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к поощрениювРоссииземледелияидом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后来该协会发展壮大，内划三个分部：“农业经济学部”“农业技术生产和土地机具”和“政治经济学和农业经济统计学”， 1766—1915年出版《帝国自由经济协会著作》（Труды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о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220卷，该协会还颁发“自由经济协会徽章”（ГербВольног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общества）。该协会在1918年实际停止活动，1982年恢复活动至今。
[6] ЛеонтовичВ.В.ИсториялиберализмавРоссии1762—1914,Москва,1995.c.35—38.
[7] 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законов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том.17.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ТипографияIIОтделенияс обственнойЕго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величестваКанцелярии.1830.с.346—351.
[8] ТомсиновВ.А.ИмператрицаЕкатеринаII（1729—1796）//РоссийскиеправоведыXVIII-XXвеков:Очеркижизниитворчества.В2-хтомах.Москва,2007.Т.1.c.63.
[9] КлючевскийВ.Курсрусскойистории.ЛекцияLXXVII.
[10] КазимирВалишевский.ЕкатеринаВеликая（Романимператрицы），кн.2,ч.1,гл.2,I.
[11] ПавленкоН.И.ЕкатеринаВеликая.Москва,2006,с.114.
[12] ТруайяА.ЕкатеринаВеликая.Москва,2007,с.346.
[13] Тамже,с.456.
[14] ПавленкоН.И.ЕкатеринаВеликая.Москва,2006,с.389.
[15] СеменниковаЛ.И.Россиявмировомсообщес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Брянск,1996.c.196.
[16] КазимирВалишевский.ЕкатеринаВеликая（Романимператрицы），кн.3,ч.1,гл.3,II.
[17] КазимирВалишевский.ЕкатеринаВеликая（Романимператрицы），Дополнение（ЕкатеринаIIи мнениеЕвропы），I.
[18] ПавленкоН.И.ЕкатеринаВеликая.Москва,2006,с.282.
[19] ПавленкоН.И.ЕкатеринаВеликая.Москва,2006,с.282—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