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即爱人

仁者爱人，这里，“人”指他人。“仁”是处理人己关系的行动准则，它施爱的对象指向他者。不应将这里的“人”泛指为人类，虽然当仁者施爱他人时，他对他人的人类之爱已然是一种内具的深层背景。也就是说，这里的“人”并未将“己”包括进来，“己”与“人”是处在对待的位置，当孔子说爱人时，只是就人自身对他人而言，不涉及爱己的问题，他是在人己之间作了划分的。这样的言说有着对人己关系的特别注重。《墨子·兼爱》分析了人们的自爱不爱他的诸种情形导致的乱害，从而提出了“兼爱”主张。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墨子·兼爱上》）

所谓“兼爱”，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爱人如己。孔子的仁爱说同样说的是爱他人的问题，他关于“恕”的主张尤其显出对人己关系的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这一申说更是突出了他者指向。《国语·周语下》：“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3]此处的“人”意指人类，特别突出了人道的问题，而在《论语》中，爱人是有对象场景的，“人”即“相人偶”说中的“偶”。

仁的爱他指向性，从孔子对人是否许以仁的评价上可以看出来。孔子许人以清，却不许人以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自饰清洁而无济物之量，不得为仁。“‘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阮元《论仁篇》，谓“此但能无损于人，不能有益于人，未能立人达人，所以孔子不许为仁”。^[4]虽然“克、伐、怨、欲不行”的自我克抑是难于为之的，但这还不具备外施于人的发力。

仁者的他人之爱，发之于心而形之于外。首先，仁是有内心情感的，“爱由情出，谓之仁。”^[5]爱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徒然形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性情的坚朴厚重背后，承载的是诚爱挚恳之心。其次，“爱人”是一种行为表现。在《论语》中，凡是弟子正式问仁处，孔子予以回答时，所言之仁皆指行为表现。依次列例如下：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同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同上）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同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同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可以看出，孔子在对仁进行正式解说时，或者直接说出其内容，如“爱人”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样的径直道出显出孔子对所言方面内容的注重与熟悉，关乎仁的主体内容。或者用“仁者”、“夫仁者”开头，用“可谓”、“为仁”结束，这样的陈说则显其郑重。无论哪种方式，都反映出孔子对仁的内容的确认。其中，用“克己复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为仁立说，皆述自古语。^[6]

孔子对仁的立说，是基于人己关系的对待中个人的行为表现而发的。阮元说：“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7]这句话，是对上述孔子言仁基点的很好概括。张燕婴《先秦仁学思想研究》特别注意到《论语》中“为仁”的问题，^[8]仁是为出来的，仁是要为的。“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孔子告诉子贡为仁的途径，就是靠近具有贤能与仁德的人，来效法他们的德行榜样。孔子善言“仁之方”：“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里所说的“仁之方”，是就行仁的问题来说的。《论语·颜渊》中孔子说闻者的“色取仁而行违”，也是说出了仁之行的含蕴。朱熹说仁为未发之爱，与上述孔子就行为表现来为仁立说的观点，是不相符合的。就仁的外现来说，最外围的体现是惠人事功的建立，孔子就是以显著事功的角度来评价管仲的仁：“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这种对仁的论定着眼点在《晏子春秋》、《墨子》、《左传》、《国语》中都有体现，如《墨子·兼爱中》：“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又如《国语·周语中》：“畜义丰功谓之仁。”《国语·鲁语上》：“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国语·晋语一》：“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孔子应该对于这样的视仁角度很熟习。

朱熹在阐释《论语》之“仁”时，特别注重其言“心”的一面，把仁通解为“心之德”、“爱之理”，纯然以性理解仁，有过于内化之弊，由此而带来对《论语》言仁的曲解。如，朱熹解“爱人”为“仁之施”，^[9]按照《论语》，“爱人”即是“仁”本身，而不是“仁之施。”又如，根据以性解仁的思路，朱熹刻意区分仁与行仁的区别，认为可以说孝悌是行仁之本，却不可以说孝悌是仁之本。^[10]而在《论语》中，明明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如此扞格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由于在孔子言仁的德行向度与本真情境发明上有所逸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