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印本

《古逸叢書》刊刻於十九世紀末的日本，在討論它的刊刻及印本前，我們先來對叢書刊刻的時地背景簡單作一介紹。

從地域上來説。至少從唐代派遣遣唐使開始，日本一直不斷地輸入着中國的書籍，一千多年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藏書特點。至十九世紀中期，日本的漢籍收藏已經十分可觀，當時日本學者森立之、澀江全善等編有一部目録學著作《經籍訪古志》，主要收兩類書，一是漢籍的古抄本，主要是日本的古抄本，二是傳入日本的宋元古本。這兩類書正是日藏漢籍的特點和價值所在。

古抄本較多，尤其是唐抄本系抄本較多，這一點與日本摹寫漢籍的傳統相關。日本學者尾崎康指出：“當時的宫廷中，設立了‘校書殿’，這是一個對傳入的漢籍忠實地進行摹寫的機構。因此，日本至今仍然保存着唐鈔[1]本、以及在奈良·平安時代摹寫唐鈔本的古鈔本——此種摹寫的唐鈔本，我們稱之爲‘唐鈔本系鈔本’。日本古代摹寫漢籍的傳統，在中世的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得以繼續發展。”[2]

這些抄本之所以能在日本保存至今，則得益於日本人的生活習俗及所用紙張，“蓋其國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雖屢經火災而不燬，至於鈔本皆用彼國繭紙，堅紉勝於布帛，故歷千年而不碎。”[3]

從時間上來説。楊守敬訪書時正值晚清和日本明治後期，此時的日本，崇尚西學，而將傳統的中國學棄如敝履，“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4]因爲“欲廢漢學”，所以各種珍本古籍大量散出，而“論斤估值”的低廉書價，使得楊守敬能夠廣搜各種珍本，可以説，擺在楊守敬面前的正是收藏日本漢籍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在這樣的背景下，刊刻《古逸叢書》似乎又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1] 抄本之“抄”引文多寫作“鈔”，兩字可通，爲尊重引文起見，本書仍保留引文中的“鈔”字，但行文一律作“抄”字。

[2]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録》卷前尾崎康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3]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前《緣起》，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8册第28頁。

[4]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前《緣起》，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8册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