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楊守敬和他的藏書

一、楊守敬生平

楊守敬一生未曾中過進士，但在學術界卻負有盛名。他在歷史地理學、版本目録學、金石學、書法等方面皆有很高的造詣，其中歷史地理學方面的學術成就最高，代表作爲《歷代輿地圖》、《水經注疏》。近代學者羅振玉曾將他在這方面的成就與王念孫、段玉裁之小學和李善蘭之算學並譽爲清代“三絶”。楊守敬對日本書法界的影響也非常之大，被日本書法界譽爲“近代日本書道之父”。

《清史稿》有楊守敬傳。《清史稿》以外，又有楊守敬年譜三種。清宣統三年（1911），楊守敬憶及“三十年前，日者推余命，流年止七十三”[1]，認爲自己“今年命將盡，乃徇其請，追述生平”，曾自定年譜。民國四年元月九日楊氏去世。楊氏自撰年譜止於辛亥（1911）十一月十一日，之後至其去世之日的這段經歷由其弟子熊會貞補編完成，這便是我們今天見到的《鄰蘇老人年譜》[2]。《鄰蘇老人年譜》只是一本簡譜，僅一萬多字，臺灣學者吴天任在此基礎上對楊守敬的事跡做了大量增訂，撰成《楊惺吾先生年譜》[3]，十分詳備。近年楊守敬的族重孫楊世燦又撰有《楊守敬學術年譜》[4]。本節主要依此三譜來介紹楊守敬生平，側重於其在日本的經歷。

楊守敬（1839—1915），譜名開科，榜名愷，後更名守敬，字鵬雲，號惺吾（又作星吾、心物），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

楊守敬出生於一個商人家庭，四歲時父親去世，六歲時“母教以識字讀書”，八歲起出外就師學習，二十四歲考取舉人。這中間曾因家里經濟困難而兩次輟學，回家經商。不過，他學習十分勤奮，即便是輟學，“每日雖專心生意，夜間仍讀書學文不輟”。[5]

從同治元年（1862）楊守敬二十四歲時中舉，至光緒十二年（1886）四十八歲“絶意科名”，楊守敬曾先後七試進士，終因時運不濟而落榜。可以説楊守敬在功名仕途上很不得志，但是也正因如此，他能將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及古籍收藏的領域。楊守敬每次入京赴考期間，都會廣交學者文人，遍遊京師書肆，廣泛搜羅古書和碑版文字，這些經歷鍛煉了他在古籍版本、金石碑帖鑒定方面的眼力。

光緒五年（1879）底，楊守敬收到時任駐日公使的何如璋邀請，邀請其赴日任隨員。光緒六年（1880）三月，楊守敬第六次會試不中，無奈之下，遂於四月攜眷前往日本。楊守敬初到之時，由於何如璋和副使張斯桂之間的矛盾，他的隨員名分一直未定，半年多以後楊守敬才以“英語通譯”的身份受事。而實際上楊守敬根本不懂英語，很顯然這是一個只拿俸禄没法干事的閒散職務，於是楊守敬每日遊於市上。

楊守敬剛到日本時，時任駐日參贊的黄遵憲就告訴他要留意搜集日本所藏的珍本古籍。吴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指出：“先是，先生初至日本，嘉應黄公度方任使館參贊，告以中土珍本古籍，唐鈔宋刻，時復邂逅相遇，勸其留意搜輯，先生因有日本訪書之舉。”黄遵憲於光緒三年（1877）末至八年（1882）任駐日參贊，其《日本雜事詩》第七十九首：“鐵壁能逃劫火燒，金繩幾縛錦囊苞。採鸞詩韻公羊傳，頗有唐人手筆鈔。”自注言：“余到東京時，既稍加珍重，然唐鈔宋刻，時復邂逅相遇。及楊惺吾廣文來，余語以此事，並屬其廣爲搜輯，黎純齋星使因有《古逸叢書》之舉，此後則購取甚難矣。”

於是，每日遊於東京市上的楊守敬開始大量收購各種古籍。除了直接購買之外，楊守敬有時也採用置换的方式，“覩書店中書多所未見者，雖不能購，而心識之。幸所攜漢、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見，又古錢、古印爲日本人所羨，以有易無，遂盈筐篋。”楊守敬去日本時，曾帶去了漢、魏、六朝、隋、唐的碑帖及各種古錢、古印譜等一萬三千多册，他用這些“以有易無”，换回許多珍本。同時，這些碑帖也向日本傳播了我國的書法藝術，楊守敬“近代日本書道之父”之稱正由此而來。

光緒七年（1881）三月，清廷正式任命黎庶昌爲駐日公使，不過，黎氏正式到日本，卻已是本年十二月[6]。起初因爲楊守敬的去留問題，黎、楊二人有過一些摩擦。當黎庶昌見到楊守敬所作《日本訪書緣起條例》後，很受感動，於是有了與楊守敬一起將當時尚存於日本而國内久佚的珍本古籍刊刻流傳的想法。[7]

在黎庶昌的委託下，楊守敬開始更爲用心地訪書。這時，他得到了一本對他成功訪書至爲關鍵的目録學著作《經籍訪古志》。《經籍訪古志》由日本漢學家森立之、澀江全善等合著，該書主要收兩類書：一是漢籍的古抄本，主要是日本的古抄本，二是傳入日本的宋元古本。[8]《經籍訪古志》指導着楊守敬的訪書，楊守敬按目索驥，得到其中的大部分書，並以《經籍訪古志》爲綫索得到了此目之外的多種珍本。

訪書的同時，開始刊刻《古逸叢書》。《古逸叢書·敘目》説“經始於壬午，告成於甲申”，在光緒八年（1882）至光緒十年（1884）兩年的時間里，楊守敬爲《古逸叢書》的刊刻付出了極大的心力。“於是黎公擇取付梓人，囑守敬一人任之。守敬日與刻工磋磨善惡，又應接日本文學士，夜則校書，刻無寧晷。”

訪書收獲頗豐的同時，楊守敬在學術上的視野和境界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楊守敬在致其友人黄萼的信中説：“學問一事，敬以前皆毫未聞。自來此，因給覽數萬卷書，始知此中門徑。”[9]夏日新指出：“楊守敬來日以前，雖然對目録學已開始留心，但關注的重在圖書的學術分類，版本收藏情況等。具體對古籍辨别鑒定，並不十分内行。在同日本學者的交往中，他在這方面得到很大提高。如對日本鈔本中注文多有無謂虚字的原因[10]，就是通過森立之指出後才悟得的。”[11]

光緒十年（1884）五月，楊守敬差滿歸國，任黄岡縣教諭。光緒十七年，任黄州府儒學教授。光緒二十五年，楊氏應張之洞電邀，任兩湖書院輿地門教習。光緒二十八年，轉任武昌勤成學堂總教長。光緒三十三年勤成學堂改爲存古學堂，楊守敬仍任總教長，第二年，辭教長職。宣統二年，任通志局總校。民國三年（1914）受袁世凱聘爲顧問、參政院參政。民國四年元月九日楊守敬因中風去世。

楊守敬著述很多，詳見《楊守敬集》[12]。與本論文相關的主要是他自編的《日本訪書志》和後人所輯的《日本訪書志補》，兩者皆已收入《楊守敬集》。楊守敬在日本時每得一書，都會作篇跋文，歸國後又有補撰修改。光緒二十三年開始選録其中字跡清晰的付書手清稿，陸續上板，經過五年刻成《日本訪書志》十六卷。[13]楊守敬去世後，觀海堂部分藏書一度歸於北平故宫博物院，當時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王重民先生曾遍録當時他所經眼的楊守敬手跋，並參以他書，輯爲《日本訪書志補》，共收楊氏題跋逸文四十六篇，民國十九年作爲中華圖書館協會叢書之一鉛印出版。王先生之後，又有一些續補之作，如臺灣“中央圖書館”於1982年編印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中收録楊守敬題跋真跡二十篇[14]，劉昌潤先生又輯得楊守敬題跋逸文十九篇[15]等等，不過，這些題跋逸文皆與《古逸叢書》無關，這裏就從略了。

二、楊氏藏書

在日本的四年時間里，楊守敬得到了大量的古籍珍本。楊守敬在致友人黄萼的信札中説：“弟現在所藏書已幾十萬卷，其中秘本亦幾萬卷。就中有宋板藏書可以相併，其他皆不足言也。自幸此身有此奇遇，故一切富貴功名，皆漠不關懷。”[16]對其藏書顯出相當的滿足和自信。光緒十年五月回國時，楊守敬將在日本訪到的書全部帶回了國内。光緒十四年在湖北黄州築園藏書，因與蘇東坡舊居相鄰，故名“鄰蘇園”。光緒二十九年，楊守敬將藏書搬至武昌，建“觀海堂”，後人多稱楊氏藏書爲“觀海堂藏書”。

辛亥革命時，楊守敬避居於上海，在武昌之書來不及運出。幸運的是，當時的都督黎元洪發出了保護楊守敬藏書的指示：“照得文明各國，凡於本國之典章圖籍，罔不極意保存，以爲國家光榮。兹查楊紳守敬，藏古書數十萬卷，凡我國同胞，均應竭力保護。如敢有意圖損毁及盜竊者，一經查覺，立即拿問治罪。楊紳係篤學老成之士，同胞咸當敬愛，共盡保護之責，以存古籍而重鄉賢。”楊氏藏書安然無恙。民國元年，楊守敬將倖免於難的藏書從武昌運到上海。

楊守敬去世後，楊氏後人欲將其藏書出售，經過時任教育部長的大藏書家傅增湘先生的努力，民國八年（1919）楊氏藏書以七萬餘金（一説爲三萬五千金）由當時的北洋政府撥款收購。起初，這批書藏於政事堂。不久之後，北洋政府將其中“約十之五六”的書撥給“松坡圖書館”，另一半儲藏於集靈囿。[17]民國十五年北洋政府又將儲藏於集靈囿之書撥給故宫博物院，民國二十一年何澄一將這部分書整理編目。[18]大陸解放前夕，故宫博物院的這批楊氏藏書大部分被國民黨運抵臺灣，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書很少，北京故宫博物院圖書館前館長朱賽虹先生稱：“南遷之後，本院所存觀海堂藏書已十不及一。”[19]而“松坡圖書館”之書後來皆歸入今中國國家圖書館。也就是説，楊氏藏書今天主要分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過，楊氏後人當時其實並未將楊氏藏書的全部售給北洋政府，而是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這部分主要是日本手抄卷子本文書。1965年，楊守敬的孫子楊先梅將家中當時所存的全部手抄卷子本捐獻給了湖北省博物館。2006年湖北省博物館將這部分卷子本整理出版。[20]其他在1965年之前散出而轉由私家收藏的零散卷子本有些今天也已有目録發表，比如濟南張景栻先生所得楊守敬舊藏就已編成《楊守敬舊藏日本卷子本目録》[21]。

這裏還需要指出的是，楊氏不少藏書在其生前就已經出售。從日本歸國後，楊守敬便出售過他的一些藏書，這點在其同時代人的筆記和藏書志中有不少記載。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卷三記載：

（甲申九月）初三日得翼甫書，寄來楊星吾出售書目二紙，有古鈔《易》《書》單疏，宋刻《尚書注疏》《春秋集傳》《玉篇》《廣韻》，《玉篇》又有元刻三本，《廣韻》四本，各不同板，《文選》李善注亦有宋、元各一本，又有宋刊《唐文粹》《宋文鑑》《禮部韻略》，金刊《五音集韻》，影宋本《尚書正義》《爾雅》及舊槧舊抄醫書甚夥，皆是日本携歸者，洵大觀也。[22]

“甲申”爲清光緒十年（1884），也就是説，楊氏回國當年就開始售書了。又如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一指出：

北宋刻《廣韻》五卷，一函五册。黎星使庶昌奉使日本，宜都楊星吾廣文隨軺東渡，訪得宋元槧甚多，攜歸售之。此本及南宋刻《謝幼槃集》皆歸滂喜齋。[23]

這裏的“北宋刻《廣韻》”即《古逸叢書》之十二《廣韻》的底本，楊守敬將此書售予了潘祖蔭。今此書藏於上海圖書館，詳本書第三章。

楊氏之所以售書，多因經濟窘迫，《鄰蘇老人年譜》稱：“乙未，五十七歲，……又故家鄧姓率余舊友，多有求余書者，余以扶柩葬母需費，乃留一月，得五百千而歸。”又，“及（辛亥）十月九日，驚傳漢陽已失，武昌民軍亦捨城而逃。……而自兩兒去後，吾每夜不能成寐，若有差失，吾命休矣，全家何所依賴？今幸日本人知余在此，尚有求余書者，所得潤金亦略可補濟，若余復死，則全家餓莩矣。”楊守敬在光緒二十七年刊印的《日本訪書志》中已記載了某些書的去向，如：（下文所列，除第1條外，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一書皆已引用）

1. 宋刻《尚書正義》二十卷條，“乃從書記官巖谷修借原本用西法照出，意欲攜歸，醵金重刊，久不能集事。丙戌又攜入都，以付德化李木齋，許以重刊。旋聞木齋丁艱，恐此事又成虚願也。”[24]

2. 宋槧本《尚書注疏》二十卷條，“此書今歸南皮張制府”。[25]

3. 南宋槧巾箱本《周禮鄭氏注》十二卷條，“江陰繆筱珊編修愛不釋手，乃影摹一通，而以原本歸之”。[26]

4. 日本覆刻宋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條，“又稱此外唯狩谷望之藏一本，而余乃並得之，以一部與章君碩卿”。[27]

5. 宋刊監本《論語集解》條，“余攜此書歸時，海寧查君翼甫不惜重金力求，余不之與。章君碩卿酷愛之，余與約，能重刻餉世則可，碩卿謂然，乃跋而歸之。後章君罷官，以抵關君季華夙債，關君攜之都中，又轉售于李君木齋。”[28]

6. 宋槧《五代史記》：“此本今歸江陰繆筱珊編修。”[29]

此外，楊氏藏書售出者應該還有不少，趙飛鵬指出臺灣“中央圖書館”所收劉承幹嘉業堂藏書以及張鈞衡適園藏書中就有一些書爲楊氏舊藏。而北京大學圖書館中也有一些楊守敬舊藏，頗值注意，詳見本書附録一。

[1] 楊守敬、熊會貞《鄰蘇老人年譜》，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1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楊守敬、熊會貞《鄰蘇老人年譜》，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1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 吴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

[4] 楊世燦《楊守敬學術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5] 本章此處及以下引文如無特别説明皆出《鄰蘇老人年譜》。

[6] 據黄萬機《黎庶昌評傳》書末所附《黎庶昌年譜簡編》。

[7] 《鄰蘇老人年譜》：“見余所爲《日本訪書緣起條例》，則大感動，遂有刻《古逸叢書》之志。”《楊守敬集》第1册第17頁。

[8] 澀江全善、森立之著《經籍訪古志》是繼日本《見在書目録》後最重要的目録學著作，是對日本古代目録學的一個總結。楊守敬在日本時，該書只有抄本形式流傳，楊守敬回國的第二年（1885），《經籍訪古志》在公使徐承祖主持下，由公使館隨員姚文棟負責，以六卷並《補遺》一卷的鉛印本形式排印出版。

[9] 容肇祖《史地學家楊守敬》所引，《禹貢》半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禹貢協會1935年。

[10] 《日本訪書志》唐玄宗開元注《孝經》一卷條下，楊氏指出：“日本古鈔本經書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校謂是彼國人所加，森立之謂是隋唐之遺。余通觀其古鈔本，唐本最多虚字，至北宋始多删削而未盡，至南宋迺翦截八九，遂各本爲一律，頗與立夫之説相應。但此本注腳較石臺每多‘也’字，兩本雖有初注、重注之分，不應違異若此。余後見鈔本至多，乃知古鈔者因注文雙行難于均齊字數，故往往於對行字懸空數字者增添虚字以足之，故所增之字總在注末而各鈔不同。其在注中者，則原本皆如是，故各鈔皆同。至於經文，則毫無增損，其有異同，故是隋唐之遺。阮説、森説各據一邊，爲發其凡於此。”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8册《日本訪書志》第71頁。

[11] 夏日新《楊守敬日本訪書成功原因初探》，《江漢論壇》2007年第4期。

[12] 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13册末有《楊守敬著述總目》。

[13] 關於《日本訪書志》刊刻情況及其版本詳見劉昌潤先生整理《日本訪書志》“前言”，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8册第19頁。

[14] 臺灣“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臺北：臺灣“中央圖書館”1982年12月。

[15] 劉昌潤《日本訪書志續補》，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8册。

[16] 容肇祖《史地學家楊守敬》所引。

[17] 楊氏藏書的收購和收藏經過見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在其1986年碩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臺北：臺灣漢美圖書公司1991年出版；2005年修訂再版，收入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初編》，臺北：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8] 何澄一編《故宫所藏觀海堂書目》，民國二十一年（1932）北平故宫博物院圖書館出版。

[19] 朱賽虹《觀海堂藏書與日本漢文典籍的回傳》，《紫禁城》2002年第3期。

[20] 見《湖北省博物館藏日本卷子本經籍文書》一書卷前唐剛卯《概述》。湖北省博物館編《湖北省博物館藏日本卷子本經籍文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21] 張景栻、張旻編《楊守敬舊藏日本卷子本目録》，《藏書家》2001年第4期，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藏書家》同期並有杜澤遜先生介紹張景栻先生之文：《長伴蠹魚老布衣——記藏書家張景栻先生》。

[22]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海蟫隱廬石印本。

[23]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民國十三年（1924）海寧陳氏慎初堂鉛印本。

[24] 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第8册《日本訪書志》第41頁。楊守敬攜歸之本爲照相本，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見《楊守敬集》第1册書前所附書影。

[25] 《日本訪書志》，《楊守敬集》第8册第42頁。

[26] 《日本訪書志》，《楊守敬集》第8册，第46頁。

[27] 《日本訪書志》，《楊守敬集》第8册，第57頁。

[28] 《日本訪書志》，《楊守敬集》第8册，第64頁。此書實應名《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詳本文附録一。此本卷末有楊守敬長跋，跋文末稱：“余初攜歸時，海寧查君翼甫一見心醉，不惜重金堅求得之，余與約能重刊此書者方割愛。後查君東歸，不果。而碩卿章君亦酷愛此書，余亦與約，必重刻餉世，碩卿許諾，乃跋而賚之。”與《日本訪書志》所記相符。

[29] 《日本訪書志》，《楊守敬集》第8册，第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