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早期发展与历史遗产

一、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教育的含义

（一）社会工作的含义

社会工作被认为是舶来品，它是英文“Social Work”的翻译语。关于“Social Work”一词的翻译，国内学者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可以译成“社会服务”“社会事业”（言心哲，2012：6—8）。关于社会工作是相当于“Social Work”，还是用“社会服务”或“社会事业”更适用于中国实际，学者们也有一些讨论。不过，明显的是，社会工作作为“Social Work”的翻译语，更多受到美国的影响，而不是受到英国或欧洲的影响。

既然学界选择了“社会工作”的用法，那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工作研究也要按照源自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工作的内容和界定展开。按照后来确定的、经过数十年积累和大致形成的说法，社会工作可以界定为：由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的人士、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运用社会工作方法，连接资源，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促进其与环境的相互适应的服务活动。这样，专业教育、专业理念、专业方法和目标追求就成了界定社会工作的基本要素。

当然，给出这个界定，不是要有意回避各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正像多年来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致力于讨论“什么是社会工作”的一般定义，并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答案一样，各国的社会工作实践确实在共性之下表现出各自的特点。近些年来，我们了解到，德国、西南欧的社会工作与美国的有很大不同，东亚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也有不同。但是，为了讨论，我们先不去分析这些差异，而是从它们的共同点，即上面所说的几个要素出发。这就是说，本文所说的社会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是与国际经验基本衔接的社会工作。

（二）社会工作教育的含义

社会工作教育是为了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而举办的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教育依据社会实践需要而产生并得到发展，其中社会工作实践与教育培训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虽然我们至今并不能清楚地描述二者之间具体的互动和发展过程。按照现有文献，西方的社会工作教育有三个起源：1893年由英格兰济贫院和慈善组织会社建立的两年制的“慈善训练”学校，荷兰1896年开办的社会工作教育和美国1898年开办的对慈善人员的培训（孙立亚，1999：236；柳拯，2002：162）。由于美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较快，专业体制建设较好，发展规模较大，再加上其较高的国际地位等原因，所以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在推动世界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得到了更多重视。实际上，美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04年美国的纽约慈善学校建立，至1915年，弗莱克斯纳也不承认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到1919年，依据美国自由结社的传统，美国的17家社会工作教育计划联合成立了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学员协会，社会工作教育有了自己的组织，也应该有一个基本认可的共同课程。到1952年美国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学院协会（AASSW）和国家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联合提出了社会工作学院标准（孙立亚，1999：236—237），其中应该包括社会工作教育的标准。

社会工作教育是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制度化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它经历过从短期培训到正规教育的发展进程，通过培养本科、硕士和博士，社会工作教育的培养层次不断提高，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工作教育是社会工作教育机构的专业活动，本文所说的社会工作教育即指社会工作专业院系开展的、制度化的专业教育活动。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自20世纪20年代始，50年代之后停顿，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恢复重建。这里社会工作教育指的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承认的从事社会工作本科、高等专科和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教学单位所从事的、与承认学历和授予学位相关的教学、专业实习和实践活动。

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历史遗产

（一）外国教会办学校的社会工作教育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起始于19世纪后期现代高等教育传入之后。鸦片战争之后，不少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其中包括考察英国和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王子今、刘悦斌、常宗虎，2002：388—394）。现代教育作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于是，各类新学得以建立。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宗教大肆进入中国，并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左芙蓉，2005）。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出于文化渗透等多方面原因，在中国开办学校和教育，包括宗教人士到中国传教。在遇到挫折后他们转向开办高等教育，其中包括社会工作教育。

关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现代教育的初衷和性质，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指出：“从教会的开始起，教育就一直是传播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媒介……没有教育作为工具，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传教的努力，是最徒劳无功的。……‘科甲出身’是中国所有通往出人头地之门的敲门砖。一如我们所提议建立的大学，在中国将比在其他地方更可能产生也许远远超过我们最乐观期望的结果……我们所提议建立的大学，无疑将成为吸引帝国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最有效的手段。”（田正平， 2007）。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时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毛泽东，1991：1506），这种判断是有根据的。

在中国，开办和推动社会工作教育的西方宗教界人士当首推步济时（J.S.Bugees）。1912年作为传教士的步济时在华创办“北京社会实进会”（Student Social Service Club），这是一个组织大学生对北京下层社会开展济贫帮困，并连带社会调查的社会组织（杨齐福，2002），其目的除了社会服务外，还在于要培养一批有知识的年轻人。无独有偶，在上海，传教士葛学溥（D.H.Kulp）与1914年在美国教会办的沪江大学组织成立了社会学系，并在上海浦东创建了杨树浦中心（浦东公社），成为沪江大学学生做社会服务的基地（励天予，1994：18）。

后来，步济时等认为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培养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年轻人进度缓慢，于是开始倡导对年轻人进行现代教育，而最接近基督教的高等教育是社会工作教育。步济时于1922年倡导成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社会团体及社会福利机构培养社会服务工作的专门人才（杨齐福，2004）。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至此，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有了制度化建制，可以说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中国的开端。在这之前，在教会办的一些大学里也开设过社会工作方面的课程，如沪江大学1914年开办后曾开设“社会服务”课程（阎明，2004：10），但是，它们是作为社会学的辅助课程而开设的，所以还说不上是社会工作教育。

关于社会工作教育的目标和方向，葛学溥认为，社会工作是基督教使用的一种科学技术，它应该被认为是基督教宣教的方法、目标和组织的一个逻辑性的发展结果（葛学溥，1923/2001，转引自杨齐福，2004）。步济时曾于1924年撰文《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培训》，阐明社会工作课程的设计及原则，说明如何训练社会工作者，是关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文章（步济时，2005）。

关于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与社会工作发展的关系，学者们做过专门研究（孙志丽、张昱，2011）。由于掌握资料等方面的原因，下面我们主要以燕京大学为例说明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在中国，成体系的社会工作教育从步济时1925年燕京大学办“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始。如果我们看一看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社会服务的课程（表1-1—1-3），发现当时燕京大学的课程应该是与美国国内相差不多的。

从表1-1可以看出，在社会学系的课程表中有不少社会工作方面的课程，社会工作方法导论、社会服务实习、教区问题中的社会服务实习都是典型的社会工作课程。表1-2和表1-3是社会工作的课程，从课程的名字看，这些课程是比较先进和系统的。其中包括了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历史，社会工作的各种工作方法——个案工作方法、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不同服务领域的课程——青年社会工作、医院社会工作等，还包括社会研究方法课程。这些课程反映了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重视社会工作实务。另外明显的是，燕京大学的早期社会工作课程突出了为教会的社会服务培养人才的教学目标。

1926年燕京大学成立研究院，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紧随其后，其他教会学校如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等也纷纷开设该专业。至此，国内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体制在高校层面进入正轨。由于是系统引入西方的社会工作教育体制，所以当时的专业人才培养，无论是在理论教学方面还是实习实践上都已经接近完善（张岭泉，2012）。

燕京大学的社会工作教育特别强调与实践相结合。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系主任许仕廉曾指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是训练时期，第二期是试办时期，第三期是扩充时期，三个时期都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彭秀良，2010：123）。这种看法也影响了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燕京大学与北平协和医院有密切合作。例如，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主任蒲爱德（Ida Pruitt）在燕京大学兼课，并指导学生在协和医院的实习。当时，协和医院的个案工作已相当成熟，这从最近译出的北平协和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个案资料可见一斑（张岭泉，2014）。

从1924年开始，民国政府开始收回教育权运动，外国基督教在华开办学校要在民国政府注册，校长也更换为中国人。这也导致有外国教会背景的外国教师的撤退。自美国教师逐渐撤出、中国教师接手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的教学管理之后，该系越来越强调本土化发展方向。1930年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系主任许仕廉指出该系的发展方向是：在社会服务方面，培养高等社会服务专门人才……特别注重社会调查，使学生明白中国现实社会情况……教育上以结合本国实际为主（胡杰容，2010：214）。在此一教育方针的指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创办了清河试验区，社会服务系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到协和医院、香山慈幼院实习，颇有声势和成就（雷洁琼、水世峥，1991：10—13）。

在培养社会服务专门人才方面，教会大学是突出的。除了燕京大学之外，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十几所教会大学设计了社会工作课程，福建协和大学在30年代组建了乡村服务系，金陵女子大学单独成立了家政系，培养了大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教会大学在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方面是有贡献的：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是从教会大学开始的，它对社会工作教育的系统化和本土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包括明确了社会工作的性质，规定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内容，构建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实践模式，强调了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特征，指明了社会工作教育的独特理念（杨齐福，2004）。

（二）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

除了学校教育之外，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实践派对社会服务的推动。这里所说的“实践派”是指非学院系统开展的，但是具有一定专业特点的社会服务，主要是晏阳初发起并领导的华北平民教育运动。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晏阳初虽然没有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但是在其主持的华北平民教育运动中却有明显的社会工作专业特征。这一“运动”吸引了一大批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学者加入其中，在“运动”开展中更秉持了近乎专业社会工作的准则。

晏阳初后来在总结华北平民教育运动的经验时阐明了《乡村改造运动九大信条》：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二，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三，与平民打成一片；四，向平民学习；五，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六，不持成见，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七，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八，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潜伏力，使他们能自力更生是目的；九，言必行，行必果（宋恩荣，1989）。

可以发现，“信条”的内容是很具社会工作专业特征的，也是具有本土性的。可以认为，华北平民教育运动所开创的社会服务是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开端。我们现在无从考察学院的社会工作教育与非学院的社会工作实践的互动关系，但是可以说它们都为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着基础。

这里我们可能要稍微讨论一下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民国政府开始酝酿收回教权，1929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了《部定私立学校规程》，规定：“私立学校如系外国人所设立，其校长或院长须以中国人充任”“私立学校如系宗教团体所设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可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小学并不得举行宗教仪式。”这使得，以为外国教会在华服务团体培养人才为目标的教会办学校不得不发生本土化转变，这里也包括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转变。

这种本土化转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要更多中国教师承担相关专业课程，二是教学内容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关于第一点，许仕廉就到美国招聘中国留学生回国教授社会学与社会工作课程。但是由于当时在美学习社会工作的留学生很少（或没有），所以应聘回国者基本上是关心实际的社会学学者。例如，主修社会学的雷洁琼就是此时回国的。我们如果比较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1924—1925年与1927—1928学年的课程表，就会发现原来开设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类课程削弱了，而比较宏观的课程，包括社会工作专业与社会学专业共享的课程增加了。在任课教师中，外籍教师大大减少，中国教师（主要是社会学背景的教师）在增加。在课程内容方面，自然是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内容在增加（胡杰容，2010：206）。

关于专业性与本土实践的结合，国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做过一些努力。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大学课程修订会议，大学社会学内设立了社会行政专业（相当于社会工作专业），其课程体系设置如表1-4。

表1-4中课程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界根据当时情况对社会工作课程体系的理解。它比较偏重社会学的基础，重视社会行政，也注重具体的社会工作方法。

但是社会工作教育群体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本土化要求，这应该与当时社会工作教育群体中中国学者数量较少有关，与中国学者没有掌握话语权有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社会学的本土化。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早于社会工作，而且早期有一批赴美、英等国留学，后回国在大学任教的专家。他们不满足在大学里面对中国学生天天讲述美、英的例子，于是在主观上倾向于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再加上当时中国社会有许多结构性问题，所以社会学者就有了用武之地。那些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学家纷纷进入城乡社区进行社会调查，各大学开办的实习基地和教会大学办的“试验区”也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基地，社会学专家以此为研究对象产生了一批社会学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在吴文藻的领导下还出现了社会学中国化——建立“燕京学派”的努力（阎明，2004：10）。相比之下，社会工作似乎在本土化方面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成果。

社会工作在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济贫、救助战后孤儿等方面成果显著。但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在本土化及研究成果方面相对滞后，如果这种判断成立的话，可能有如下一些原因。

第一，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相对缓慢。社会工作教育虽然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就进入中国，但社会工作的成体系进入晚于社会学学科。开办社会工作的学校较少，并主要集中在教会开办的大学，中国的公立学校则少有开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

第二，社会工作专业群体规模小。与第一点相联系，最初的社会工作教师多是外籍人士，1928年后中国教师多是社会学出身（雷洁琼、水世峥，1991：11；胡杰容，2010：200）。由于国际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出国留学学习社会工作的也较少，回国任教的更少。各社会工作专业招收的学生数量也较少，他们很少在国内成长起来并进入社会工作教育和学术体系，这导致社会工作专业群体特别是教育群体规模较小，难以形成本土化气候。

第三，社会工作没有像社会学那样形成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社会工作师资的学术背景和数量影响了社会工作学术群体的形成。社会学界早就谋求建立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在1930年就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社，召开年会，讨论学术问题。但社会工作则不然，似乎社会工作学界并没有专业学术团体。这影响了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和社会工作知识的积累，也影响了社会工作自身的学术反思。这表现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工作教育者留下来的教材、专著和学术文章并不多。这可能也与社会工作学教育的实务性质有关。

第四，当时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结构性特点。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常年的战乱和饥荒产生了大量结构性问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解决。当时大学里教授的主要是个案工作方法和团体工作方法，这些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宏观社会问题反应不足，也就难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得到发展。当时社区工作方法还不成熟，但芝加哥学派倡导的社区研究却被中国社会学学者所赏识，并成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入手点。学术界有大量社区研究成果，但反映社会服务经验的成果却很少。

第五，政府对社会工作缺乏重视。当时国民政府主要关心的社会结构解组和灾荒战乱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使政府和社会主要关注结构和制度层面的东西，而解决细微问题、从事为弱者服务的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40年代之后，国民政府开始重视社会工作，但它是被纳入社会建设的宏观目标之中的。当时的《社会工作通讯月刊》杂志办了没几期就被纳入《社会建设》也算一个佐证（林顺利，2012）。

（三）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教育的遗产

我们来试着说说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教育的遗产。一个从外部引入的社会科学类学科，面对进入国家或地区的国情社情，要能够站得住脚并获得较快发展是不容易的。社会工作一百多年前在美国产生，在它并不十分成熟的时候就被带入中国，面对有巨大差异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和文化下的社会问题，其成长和发挥作用并获得认可自然不易。然而不论如何，社会工作教育已经进入中国并获得发展。如果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教育还是一笔宝贵的遗产，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套比较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课程体系。正因为社会工作是从比较发达的美国引入的，所以社会工作的课程体系也是比较完整和先进的。我们看到，燕京大学的社会工作课程与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成果差不了多少，或者可以说，在很大意义上社会工作的专业课程是从美国搬过来的。这就使中国的社会工作比较快地跟上了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的水平。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大学课程修订会议，确定了社会行政专业（相当于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界根据当时情况对社会工作课程体系的理解，也反映出当时对社会工作理解的国情、社情特点。可以想象，如果社会工作教育不在50年代被停止，可能今天我国的社会工作会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第二，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从美国引入，并在教会办大学里开展的社会工作教育，保持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虽然那时的社会工作教育会多多少少有宗教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工作的助人价值、真诚的社会服务理念是始终贯穿于教学和服务之中的。对于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来说，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严格的社会工作的实践和实习要求。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它的价值观和专业方法最终会反映在社会服务实践上。我们看到，20世纪30—40年代燕京大学等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十分注重实习，它们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和实习都有严格的规定。燕京大学和北平协和医院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它们共同对社会工作学生进行培养。如果我们看一看那时北平协和医院的个案服务案例（张岭泉，2014），可以说，它丝毫不输今天的个案工作。

第四，对服务对象需要的认真回应。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既表现在服务方法上，也表现在服务理念与对待服务对象的态度上。不论是教会办机构的服务，还是社会工作者主持的战后孤儿服务项目的开展，或者华北平民教育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服务精神都是值得赞赏的。这种专业精神至今仍然是社会工作专业要秉持和发扬的。

第五，与相关学科的合作。从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教育及社会工作实践来看，社会工作要发挥作用就要同其他领域的人士进行合作。北平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如此，华北平民教育运动如此，在社会工作师生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也是如此。燕京大学开办社会服务专业不久就与政治、经济等学科合作，招收研究生，反映了社会工作重视科际合作的精神（雷洁琼、水世峥，1991：11）。至今，这依然是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应该注重的经验。

第六，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服务人员。虽然民国时期社会工作院校的招生并不多，但是它们的培养是严格的、毕业生水平是较高的。这些大学的社会工作毕业生日后成为社会服务界的知名人士，其中有机会参与社会工作教育重建的学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如果不是他们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