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与古文经学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以及此后的经史关系，不难看出对史学的影响更多地是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也是如此。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就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上文所说史著中的条例问题，也是与古文经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王葆玹曾指出：“早在何休之前，更为重视条例并明确地以《条例》为书名的经学家，其实都属于古文一派。从刘歆到贾逵，再到西晋的杜预，古文经学有一个条例不断增多以至泛滥的历史。”^[1]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幾《史通》并参考《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本传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七九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同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3]

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也是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4]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5]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6]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倾向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论衡·别通》：

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

《通典》卷二六职官八：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王充、杜佑所说，兰台令史以及后来进入东观的学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校订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此说不误。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7]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二二职官四引《汉官仪》称：“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后汉之末，视古文学家与小学家为一。然此事，自先汉已然，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8]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9]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0]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可知，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则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征。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学派之所以与史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首先是由其自身的学术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有相通之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不同的是，经学涉及的只是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关注点则延伸到了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了。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此外，东汉古文家之所以在“史”的领域内模拟经学，也是与他们对经学的态度密切相关的。在倾向于古文学派的东汉学者心中，始终都存在着一种若明若暗地视“经”为“史”的倾向。只是这种倾向在激烈的今古文之争中受到了制约。王充在《论衡·谢短》中说：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11]所以，他在《宣汉》篇中又说：“儒者推读，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12]其比喻极为恰当。

《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载班彪语：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班彪与班固在介绍《春秋》《左传》时，都很强调古代“世有史官”的传统。这就有意无意地把《春秋》《左传》纳入了“史”的范畴。班彪甚至根本不提孔子修《春秋》事，只是强调“史”的发展线索。所以他后面又说：“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按此，《左传》的价值只是在“史”的方面。如果沿着这条路走，史学可能会显得更主动些，发展也会更快。但是，就以后的历史来看，这条路在东汉前期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因为经学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古文学家所热衷的也只是如何把《左传》纳入经学系统，而不是其他。

东汉前期，古文家围绕着《左传》与今文家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古文家试图把《左传》立于官学中，但却遭到今文家的坚决反对。《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名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我们知道，今文家是强调微言大义的。肃宗倾向于《左传》，所以他要贾逵也在“大义”上做文章。按贾逵的解释，《左传》果然也是传“义”的，而且在这方面还超过了《公羊传》。所谓“君臣之正义”“义深于君父”都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贾逵还把图谶也与《左传》结合起来。这样，今文家所重视的“义”及图谶，《左传》全具备了。这样论证大得皇帝欢心，“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贾逵善于论辩，古文家获得了一次胜利。由此可以看到，在今古文激烈相争的时候，《左传》真正的长处是不能明说的，古文家不大敢强调《左传》“史”的特性，反而要去附会今文家的学术体系，尽可能地将其向传“大义”的今文经学方面靠拢。而《左传》愈是向经学靠拢，它本身“史”的特性就愈是得不到认识。班彪所说的那条“史”的发展线索在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提起。

东汉后期，一方面古文经占据了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今古文也逐渐趋于融合。在此形势下，人们不必再特别关注《左传》是否传经、《春秋》大义如何。这就为重新认识《春秋》《左传》“史”的属性提供了可能。前引《隋志》称，西晋以后的史家把《春秋》视为“古史记之正法”，这实际上就是对东汉古文经学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既然《春秋》也具有“史”的属性，众多的新一代史家以“春秋”命名自己的史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刘知幾说史家“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只是看到了模拟的现象，而未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双重含义。如果全面地看，应该说史著模拟《春秋》，既是对经学的继承，也是对经学的破坏。

在前面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我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今古文之争的结束才为史学的发展打开了缺口。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繁荣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古文经学。

[1] 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五《别史类》，中华书局1980年版。

[3] 《蔡中郎文集》卷一〇。

[4] 《后汉书》卷七九下《杜抚传》。

[5] 《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彪传》。

[6]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附伏无忌传》。

[7]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8]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页。

[9]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0]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

[11] 严格说，王充不是经学家，但在今古文之间，他的态度明显倾向于古文家。

[12]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