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学对史学的影响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即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史书的语言上。《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曹操语：“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这句话在裴注所引孙盛《魏氏春秋》中被改为：“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幾在《史通·模拟》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幾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着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最后，刘知幾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幾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书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

晋代以后，史书中还出现了“条例”。所谓“条例”是指作者在撰写史书之前预设的关于史书书法、史书结构的规定。这也是受经学影响而来的。《文心雕龙·史传》称：

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乃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史通·序例》：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

按刘勰所说，史书中的条例是从东晋邓粲的《晋纪》开始的，而按刘知幾所说，则是从东晋干宝《晋纪》开始的。二人说法虽稍有不同，但都认为史书中的条例始自东晋，而且他们提到的著作都是模拟《春秋》的编年体史书。关于《春秋》经传条例方面的书，《隋书·经籍志》记载甚多，如颖容《春秋释例》、郑众《春秋左氏传条例》、杜预《春秋释例》、刘寔《春秋条例》、方范《春秋经例》、吴略《春秋经传说例疑隐》、刁氏《春秋公羊例序》、何休《春秋公羊谥例》《春秋公羊传条例》、范宁《春秋穀梁传例》等。另有不知撰者姓名的如《春秋左氏传条例》《春秋义例》《春秋左传例苑》等。按此，著史设置条例显然也是受经学影响而来的。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此种看法当是来自杜预。杜预《春秋经传后序》就出土竹书说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这与刘知幾所说史书“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以《春秋》体裁著史一端，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诸文倜说，较略不究。

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暗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外内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服虔有《汉书音训》。周一良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2]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条例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1] 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有误。“小学”“为”二字倒置。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

[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