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型城市化”与“经济型城市化”的“得”与“失”

世间万物都要辩证地看，新和旧也是相对的。我国的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也是如此。在最初的阶段，它们各有各的合理性，朝气蓬勃，“适我无非新”。如新中国刚成立时，为了维护新生政权，以准军事化的手段迅速解决资源的分散状态，形成强大的国力，不仅无可厚非，也是不二选择。而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问题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必须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促使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国资本活跃起来，恢复城市受压抑和变畸形的经济本性，以彻底改变中国当时的落后和停顿状态。分析旧城市化的得失，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评判其历史功过，是对我国为什么提出以及如何才能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最有力的辩护。

平心而论，两者均有成有败，有得有失。首先，政治型城市化最大的“成”，是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后来一切事业和奋斗的基础和母体。最大的“败”则是“政治”压抑了“经济”，导致了城市人口减少、生产凋敝、城乡分化加剧、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普遍窘迫与贫困。原因在于，由政治主导的城市化，正如拿破仑说“政治就是命运”，国家和政府垄断了所有的生产资料，也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行政手段不仅决定了生产什么和不生产什么，也决定了人们“进城还是出城”。新中国前30年，这一特色集中体现为“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经济发展，均非出于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需要，由此导致了两大后遗症：一是1.59亿的“半城市化”人口，二是难以打破的“土地财政”问题。这两方面已成为我国城市深入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一些学者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看做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经济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目前我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不仅顺利抵抗住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而最大的“失”则是和所有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的国家一样，一方面，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广泛运用恶性损耗和污染了大自然，使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已逼近“红线”，另一方面，现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严重冲击和破坏了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心理危机方面的矛盾愈演愈烈。与政治型城市化造成的土地与户籍问题相比，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可以说更为严重。经济型城市化是现代城市化的主流，我国也被挟裹在其中。对此一般研究比较关注的是工业化。但实际上，比工业化更需要关注的是，作为经济型城市化核心的“浮士德精神”，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贪得无厌、以感官欲望满足为目标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它一方面以消费文化深度解构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亵渎了一切传统的美好价值和信条，使当代人精神空虚、无家可归。另一方面又以现代工业彻底改变了自然环境和小农生产方式，尽管这直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商业的繁华，但却使城市深陷于各种“城市病”而无法自拔。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芒福德所说的“罗马化”，即“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12]。在中国，这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大跃进”。国内曾有183个城市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什么都要求最大、最高、最能吸引眼球，但在中国城市道路继续拓宽、新建筑层出不穷、人口大量增加等繁华表象的背后，以“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为代表，人们对城市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与言行与日俱增，使“城市文化病”^[13]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新挑战。这种挑战败坏着人们的“城市梦”，触及建设城市的目的和意义，是根本性的和深层次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本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巨大合理性的两种城市化模式，大约都在持续了30年后开始陷入困境，由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蜕变为文明的绊脚石。这是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的逻辑条件和社会背景。由此可知，新型城镇化一定是不同于政治主导或经济主导的城市化，同时也要看它能否真正解决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的各种后遗症。国家对此已有警觉和对策。如针对“城市大跃进”，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20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强调“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14]。如针对“城市文化病”问题，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议题，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城市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功能区，城市文化在我国文化强国战略中具有核心地位。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并驾齐驱，应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最核心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