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形态及传统模式

“新”必然相对于“旧”而言，同时也主要是一个建构过程。要想科学界定“什么是新型城镇化”，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旧的城市化”。对此不能仅停留在“雾霾”“水污染”“高房价”“拥堵”“半城市化”等具体问题上，而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过于狭隘和功利化，不容易客观地看待现实并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

从世界城市化的历史看，迄今为止主要经历了两种传统形态，分别可称为“古代城市化”和“现代城市化”。自从有了城市，前一种城市化就已出现。与一般的常识不同，古代城市化开始得很早，在起源上甚至早于乡村。芒福德认为，3万年前的原始洞穴就已是具有城市功能的人类聚落空间，而乡村的历史才不过八九千年。^[1]但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古代世界中，城市发展一直步履维艰、进展缓慢。以古罗马为例，卢梭曾指出，早期罗马人对乡村生活的兴趣高于城市，他们习惯于“把农事和军事与自由结合在一起，并且可以这样说，把美术、工艺、阴谋以及奴隶制全都赶进了城市”。“这样，罗马全部赫赫有名的人物就都是生活在农村里并且耕种土地，所以人们也就习惯于只在乡村里去寻找共和国的栋梁。这种情况既然是罗马最尊贵的贵族的情况，所以也就受到一切人的尊崇；人们宁愿过乡村人的简朴勤劳的生活，而不愿过罗马市民的游手好闲的生活；而且在城市里一向不外是个不幸的无产者的人，一成为田地里的劳动者之后，就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公民了。”^[2]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相关研究表明，当时世界城市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1％。^[3]现代城市化进程源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工厂生产对劳动力的强烈需求，使城市人口开始快速增加，到20世纪初，世界城市人口占比已达到13.6％。但全球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人类在20世纪中期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的事情。除了传统的欧美地区，拉美地区城市人口在1980年达到65.6％，接近于欧洲的城市化水平，到2008年，城市人口已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直接表现，是以大自然为主体的传统乡村被以高楼大厦为主体的城市空间取代，这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地球空间发生的最大变化和重构。中国是人类城市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其城市文明在古代世界一直遥遥领先。但在“以农为本”的大背景下，我国古代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7.3％，中间又走过一段以“迁出城市人口”为代表的逆城市化道路，直到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到18％，甚至低于1960年的19.75％，与欧美、拉美等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以后，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契机，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家迅速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一日千里、日新月异。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由此踏上快车道。2011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由此可知，我国仅用了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初步完成了从古代城市化向现代城市化的转型和过渡。

为什么这两种城市化的后果如此不同？这主要可归结为发展模式问题。古代城市化在模式上可以称为政治型城市化，现代城市化则是经济型城市化。^[4]政治型城市化以中国古代为典范。尽管城市天生是最活跃的经济体，但正如芒福德所说的欧洲中世纪，“建立城镇的政治需要早于其经济需要。中世纪新城镇初建时是很粗陋的，那时军事上的考虑从来都是第一位的”^[5]。在我国古代，城市“以政治功能为主”的特点尤其突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都城，皇宫往往占据城市中心，这是城市空间中最好的资源。而最能代表城市天性的商业区和生活区，则被排挤到城市的边缘地带。即使工商业过度发达的江南城市也未能幸免。如明代的苏州，“与政治有关的建筑仍然在城市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城中甚至有二十八座驻扎军队的兵营”^[6]。很多古代城市的兴起，也主要是受惠于政治资源配置，其中最主要的是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调整。以上海在古代江南地区的崛起为例，12世纪早期，南宋在青龙镇设立市舶务，这是一个属于户部在两浙路设的分支机构，掌管周围五县的贸易和税收，很快使它获得了“小杭州”的美誉。现代城市化始于欧洲工业革命，核心是解构了封建政治对城市经济天性的压迫和扭曲。土地和人口是城市发展的两大要素，欧洲中世纪城市之所以不发达，根本原因在于，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不仅垄断着土地，也剥夺了农奴们的人身自由。这种经济与社会状况，使城市既没有足够的空间，也不可能集聚足够的人力资源。工业革命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工业生产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彻底摧毁了封建庄园经济，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对人本身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解除了现代城市化的瓶颈。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7]自此以后，城市的经济天性和功能日益成熟，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这两种传统的城市化模式，在新中国城市发展中也十分清晰。新中国前30年，政治型城市化是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与政治利益、带有浓郁“逆城市化”特点的城市化模式。如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政府从城里迁出了2000万人。^[8]如60年代初，国家撤销了大部分10万人以下的市和大批不符合条件的镇。“城市由1961年的208个减少到1964年的169个，建制镇更是由5404个下降到3148个，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5％下降到1963年的16.84％”^[9]，包括后来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都是出于“减少城镇人口”“减少财政压力”的政治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经济型城市化成为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的全面复兴以及城市建制与城市人口的迅速扩张。以小城镇为例，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为2176座，至2000年猛增至20312座，平均每年增加820个以上^[10]；以中、大、特大城市为例，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11]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

从历史上讲，古代城市化和现代城市化都属于传统城市化形态，从类型上讲，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都是旧的城市化模式。在人类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果必然要出现新的城市化形态和城市化模式，那么，一个基本前提是，新型城镇化在形态上必然不同于古代城市化和现代城市化，同时在模式上也不同于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