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26℃空调节能行动——民间团体在节能和能效提高方面的努力
2004年和2005年夏，多家环境民间机构合作倡导通过自愿行为将夏季室内空调温度控制在26℃或更高，旨在缓解因夏天增长的空调电力消费对电力系统造成的巨大压力。活动起初的倡导对象以高级宾馆和知名购物中心为主，因为这些场所夏季室内温度常常远低于26℃，有的甚至低于20℃。希望通过影响宾馆和购物中心进一步将夏季空调使用的行为改变拓展到普通市民当中。行动 从北京开始，随着各地环保民间机构的加入，影响很快遍及全国。
活动旨在通过倡导一种新的行为习惯来缓解季节性电力负荷过高的问题，并使公众更加重视日常生活中节能习惯的养成。这项活动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支持，而且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2005年，国务院颁布条令，要求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在夏季将公共建筑中的空调温度调至不能低于26℃。这一夏季空调使用规范延续下来，成为应对电力短缺的一项重要节能举措，也逐渐成为许多人使用空调的习惯。此类通过改变人们能源使用的行为来缓解电力负荷过高、电力紧缺的行动，是民间环保机构可以深入发挥作用的领域。
(3)增加可再生能源技术投资比重
自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增长迅速，风电累计装机、太阳能光伏出货量和产能近年来处于全球领先的位置。2005年以来，中国风电装机平均年增长率为100%,2011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已经达到62.4GW(GWEC,2012），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太阳能光伏行业的产能和年发货量自2006年以来位居世界第一（李俊峰等,2011)。2007年以来，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最多的三个国家和地区始终是中国、美国和欧洲。如表2-1所示,2012年三个国家和地区更分别达到666亿美元、360亿美元和799亿美元的投资水平。
表2-1 可再生能源各主要投资国和地区的投资情况（单位:109美元）
资料来源: UNEP,et al.,2013。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持续增加的投资虽然使中国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的大国，但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强国。在全球范围内掌握可再生能源最前沿技术的企业仍然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如德国、丹麦、美国和日本。受访的一位政府政策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起步阶段迅速培育市场，待市场逐渐成熟、规模效应显露时，市场会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使势力更强的企业占据竞争优势地位，经过一番洗牌，市场自然会从先前的重视规模数量的阶段进入重视质量和技术创新的阶段。但这种先做大再做强的模式值得商榷。在中国，企业经营受监管和政策的影响非常大，中国能源市场的自由竞争度还相当有限，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当政策导向主要集中于规模增长、速度推进时，企业将满足于投资带来的短期效益，而忽视那些能带来长期效益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企业不愿“放长线钓大鱼”，更乐于做“立竿见影”的项目。当激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出台时，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又显现出来，毕竟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或者一家企业，创新能力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耐心培育方能结出成果，而这个时期常常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
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资重视程度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仍然差距明显，这或许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前沿技术主要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表2-2所示,2010—2012年，中国、美国和欧洲用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资的绝对量差距在缩小，但占可再生能源总投资的比例却相差较大。三年中，中国和美国的投资比例都在下降，但美国仍将对技术研发投资的比例保持在5%左右的高水平,2012年几乎是中国的两倍。欧洲的特点是先降后升,2012年达到4.1%。
表2-2 中国、美国和欧洲用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的投资及占总投资的比例(109美元）
活跃的技术创新活动需要政府确保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使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享受同国有资本同等的竞争环境和条件，在政府提供的一揽子财政、金融激励政策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投资的力度，使私人资本、国外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技术创新投资上享受类似的政策优惠，通过竞争来提升技术创新投资的效益和质量。中国在创造这样的政策环境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