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种范式下的思考

1.双重范式的挑战

发展范式对于许多人是一个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推动环境保护的人来说则需要。因为他们在旧的发展范式下做事又同时怀有新的理念与视野。旧的发展范式决定着人们今天关于环境与发展的思维方式，但是敏感的心智已经发现它对许多问题正在失去解释能力，它难以解释上面指出的人的自相矛盾行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提示我们: 旧的发展范式鼓励的已经不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而是自欺、搪塞、暧昧的思想态度，因为它缺乏对世界的更深的因果关系和道德加以正视的勇气。我们当然要在旧的发展范式下做事而且要做好，但是不必对它抱有过多奢望。旧的发展范式下对于未来的设想贫乏而且过时。有想象力的出路需要在新的发展范式助力下展现其生命力。同样重要的是，新的发展范式能够容纳值得追求的理想——那是人最为宝贵的品质之一。

自觉的环境保护者经常感觉到两种范式的存在，倡导并推进新的发展范式的转变自然成为他们的使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是一些舆论中的“最大的问题制造者”，而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她的经济增长又成为另一种舆论中的救人出水的大船。其实，这一“自相矛盾”完全是将全球环境问题与全球经济问题分割开来造成的，是浅薄。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阶段，但是已经不可能享有发达国家崛起时的资源与环境条件了。从近期看可以维系世界既有经济模式的扩张，从长期看却可能转而创造新的发展范式，因为她的规模太大了，以至于她模仿的范式会加速达到极致而最早被终结。这无疑也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因为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这个转折是史无前例的，也将是痛苦与充满风险的过程。如果意识到在旧的发展范式下我们没有真正的前途，就应当在旧的发展范式下建设绿色经济的同时考虑新的发展范式在中国的成长之路。中国的环境-经济上特殊的历史角色，令她的“发展范式转变”具有世界意义。这是一个大国需要的远见。而中国的环境NGO是否能将促进这一转变作为自己的一个历史任务呢？

2.在旧的发展范式下的绿色经济，能否因势利导地促进发展范式转变？

(1)自觉性与方位感

发展范式转变不大可能是一个以新换旧的从容选择的过程。它从长期实践中形成，但是恐怕需要自觉的意识。在许多情况下，明确人们是“在哪一种发展范式下讨论某个问题”是有必要的。这样，你就会被更多地提醒而想到: ① 在旧的发展范式下的正当性不是永恒的，它完全可能会随着历史变得越来越荒唐。② 在不同的范式下争论问题往往是没有结果的，是浪费时间。③ 注意新事物，包括新的发展范式崭露头角的机会是历史（决策）的分岔口，有点像高速公路的出口，一旦错过就只能等下一个选择机会（出口）改正或调整了。小至一个技术、规划，大至一个战略，都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万万不要被眼前的蝇头小利、机械模仿领先者的思维惯性所牵引，使我们一次又一次被锁定在没有前途的路径上。在这里，旧的发展范式往往压缩和固化我们的视野与想象力，令我们失去更好的选择。④ 在旧的发展范式下的许多工作是有长久价值的——它们为新的发展范式转变创造和积累各种条件与能力，后者是在前者的旧巢中长大的。在新的发展范式下的许多工作不能获得完整的成功，但是其意义最大——它们展示另一种生活或做法是可能的，即使被淹没了还会再来。两种贡献都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有时互相排斥。总之，从“两个范式”的视角里，我们可以免去一些不必要的含混与矛盾，提高效率，增加自觉性与方位感。

(2)远见的战略: 纳入有助于新发展范式的内容

① 中国应当是较早甚至率先在世界上实现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国家。从现在起，就倡导、探索、支持丰富而不浪费、幸福而不奢靡的生活理念。

② 新的道路是在应对挑战中实践出来的，重要的是牢记为绿色的新事物创造与保存成长的空间。例如，珍惜和抓住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考虑到新发展方式的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就绝不会仅仅限于对发达国家技术的模仿之“捷径”了。还有更多，特别是我们某些迄今尚未因模仿他人而被锁定或破坏的东西。如新兴中的城市，公共交通模式，没有被开垦的自然区域、传统文化中的活力、绿色潜力……都是我们创新的资源。

③ 创新能力需要社会组织充满弹性与活力。除了政府和市场，不要忽视公民社会，它可以充当创新的催化剂、孵化器，对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和谐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在旧的范式下的绿色经济实践中迎接新发展范式转变，需要对不确定性有一种重视而不回避的态度。这最主要的体现在不能局现或陶醉于经济总量数字的成就，要树立“适应能力最重要”的意识，这里的能力重在每个层次上都有更大的平衡性、弹性、创造性、多样性。

(3)新人的出现？

新的发展范式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具体的体现，或者说它的影子。比如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有一些廻然不同的人群。他/她们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新颖的、自然的而不是虚荣、攀比时髦的生活。他们思想开放、富于创意、愿意分享、善于综合不同学科的知识而不是固步自封，他/她们倾心于公益、深爱自然、关注弱者、常有悲哀与痛苦但不全是为自己，你可以在公益组织中比较容易发现这类平凡而令人尊敬的人。他们当然还是少数，但是你没有发觉这样的人在不断增加吗？不仅我国，在世界上也是如此。他们的某些品质的确与新的发展范式相通相容。不要讥笑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生活与生产范式，因为只要具有新理念的人——尽管他们要在现实规则中积极工作于生活——在增多，就有希望。一个孩子在海边搭建的沙房子被浪淹没了，但是这个孩子会长大，并建造出真正的大房子。

郑易生 多年从事技术经济和环境经济研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担任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1] 张玉林。四十年环保经历：在保护中恶化。绿叶,2012,(5):40.

[2] 杨东平：共同走过十年，引自梁从诫、康雪：《走向绿色文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 王曦. 提升“环保法”的功能，为环保事业主体有效互动提供法律保障. 绿叶,2011,(8):53.

[4] 其中要求 :a. 公开的、客观的、得到不同意见专家充分讨论;b. 包括经济、社会(国内与国外)、环境(包括水资源、水生态系统、地质风险)影响评价。

[5] 我国的环境 NGO 最初就是以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开始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峰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第四章指出: “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并号召各国“促进可持续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即减少环境压力并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更好地理解消费的作用，形成更加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可是20年之后，国际社会的关注程度再也没有恢复到那时的认识水平。对于曾经信誓旦旦的宣言，人们“顾左右而言他”。一些高度自觉的绿色群体(在发达国家较多)不断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但迟迟不能进入社会的主流。人类社会这种整体的“言行不一”并不难解释：人们(特别是那些有较大选择余地的人)知道今天的生活方式应当彻底转变，但是恐惧在这样的变化中失去既得的优越地位。于是倾向于只要有一线希望或借口，就回避自我改变的选择。例如，以技术效率的提高掩饰资源消费的奢侈性，又如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其他人的问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