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专制制度确立的基础

早期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与“瓦良格—希腊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也被西欧人称作“诺曼人”）经由这条商路落户东斯拉夫人居住区，久而久之被同化。据《往年纪事》记载，公元9世纪中期，因商贸活动而繁荣但也因此饱受内乱之苦的城市诺夫哥罗德邀请瓦良格人留里克建立了俄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开创了留里克王朝。迁都基辅的大公奥列格向周边非斯拉夫的部落实行“索贡巡行”，到公元1000年左右便已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国家。基辅罗斯为未来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和专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俄国历史上也将奥列格尊称为“罗斯大公”。

基辅罗斯历任大公均致力于对外征战，到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期，东斯拉夫人的各个部落基本上都被纳入了基辅罗斯的版图之内，这为今后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地域基础。

在国家赖以生存的君主权力和地域空间都已具备的前提下，早期的罗斯国家急需一种精神文化来作为统一、驾驭人民的凝聚力。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公元988年引入了拜占庭的基督教。从此古罗斯多神教纷乱无章的局面不再，宗教宣扬的“君权神授”思想帮助君主实行对社会的精神统治，俄罗斯的民族思想也因此获得了最重要的养分，开始沿着特有的轨道发展起来。

15—16世纪，由于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商业市场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来维持运作和加强活力；另外，贵族阶层为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保护和巩固自身利益，也迫切需要统一的国家政权机器作为保障和依托；而反抗鞑靼蒙古人侵略的需要，则是促成俄罗斯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最重要政治因素。莫斯科公国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几个世纪以来在与拜占庭希腊人、阿拉伯人以及鞑靼蒙古人等的交往过程中学习到了不少东方国家政治管理的手段和经验，这些因素都为专制制度在俄国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俄国专制制度是在俄罗斯民族反抗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和民族国家走向统一，并最终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在远征西亚和东欧的过程中，为罗斯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却在无意间成就了原本偏安东北罗斯一隅的莫斯科公国，使其成为俄罗斯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中不能被忽视的重要角色。起源于东方的蒙古鞑靼人是突厥民族重要的一支，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建立了独特的军事独裁统治，其统治者“达鲁花赤”（镇守官）一人掌管辖下被编户臣民的行政和军事调配权力，在蒙古入侵罗斯后，这种制度变身为“八思哈”被普遍应用于对各地人口的管理中，一直延续了200余年。虽然罗斯最终摆脱了蒙古侵略者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但是蒙古东方式的军事独裁管理方式却在罗斯大地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俄国专制制度的形成。

在鞑靼蒙古统治期间，本来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一个小村镇的莫斯科，依靠天然优势的地理位置、大公灵活机警的管理手段（大公伊凡·卡利达于1328年获得金帐汗册封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以及权威的宗教地位（罗斯东正教会的中心逐渐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将罗斯的（大公）政权和教权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为日后发展成为全罗斯的中心打下了根基。

继“莫斯科公国权力的缔造者”（马克思语）伊凡·卡利达之后，凭借伊凡三世领导罗斯摆脱金帐汗国统治和将诺夫哥罗德等地并入莫斯科的胜利，莫斯科大公逐渐开始集各种统治权于一身，不仅对治下臣民，而且对其他地方王公也掌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从那时起，莫斯科大公就常常被冠以“全罗斯沙皇”和“专制者”的头衔，伊凡三世有时甚至以“沙皇”（Царь）自居。在娶到拜占庭公主索菲娅为妻之后，伊凡三世更是作为所有基督教徒的首脑，开始被尊为“神圣教会的掌权者”“新沙皇君士坦丁”，享受许多特权，并用拜占庭国徽双头鹰的标志表明莫斯科国家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同一时期，伊凡三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管理权的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分掌全国各地方行政权力的新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限制封建诸侯、大贵族的权力；设立以服役贵族为主体的庞大的常备军，使军权直接掌握在大公手里；统一铸币和税收制度，将全国分散的经济关系联结起来，使商业运作更畅通、便利。伊凡三世在位期间，莫斯科公国的领土扩大了三倍，雅罗斯拉夫尔、罗斯托夫、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先后被并入其管辖范围，伊凡三世实际上已经成为东北罗斯的“专制君主”。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了俄罗斯国家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典，这是统治者巩固和强化国家统一、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重要标志。法典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从法律上将封建主的特权和农奴制的经济关系确立下来，标志着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专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到16世纪初，俄罗斯统一国家的版图已经基本形成。

莫斯科大公的权力在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瓦西里三世自称“统治全俄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宣称“君主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其权力“超过天下一切的君主”，作为上帝意志的代言人，他有权“支配一切人的生命财产”。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第三罗马”理论就是在东罗马帝国陷落、莫斯科专制政权蒸蒸日上这一背景下出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