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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何

出杭州东北向约一百八十公里,便到了上海。这座城市夹黄浦江和苏州河峙立,吴淞口内外巨轮往还,陆海空阔。跟西湖之水晴光雨色的闲静安逸截然不同,二小时车程以外,是河海江洋的滔滔浊浪,为上海带来疾疾催迫的拍岸涛声。要是诗人们仍然愿意以流水比拟光阴,那么上海的时间节奏,它的时态,就像它水质的泥沙浑然,何止相差西湖两个钟点!要是真可以杜撰一种诗学的空间地理,那么咏上海之诗的节律音量速度语调比诸杭州诗词,一定较黄浦江、苏州河跟西湖、钱江的距离还要大,该是十万八千里而非一百八十公里吧。

站在外白渡桥头作此感想,我又记起曾读到过1904年《警钟日报》上蔡元培题作《新上海》的社论,说是:

黑暗世界中,有光艳夺目之新世界焉。新世界安在?在扬子江下游,逼近东海。海上潮流,紧从艮隅涌入坤维,左拥宝山,右锁川沙,近环黄浦,远枕太湖,遵海而南,广州胜地,顺流而下,三岛比邻,占东亚海线万五千里之中心,为中国本郡十八行省之首市。此地何?曰上海。美哉上海,何幸而得此形势!

要把如此这般设想的新上海当成想象中的新世界大肆夸耀讴歌,最配合西湖的旧诗词显然太过拘泥,几乎难展张力。甚至连十几年光景后开始刊行的胡适之温和尝试的白话诗也还不称职,大概得惠特曼那样欣然豪迈的声音才过得去——从那篇社论里,或已能辨出这种声音——而惠特曼的声音,实乃周行不已于现代诗声音穹窿的一颗太阳!后来抒写上海的现代诗,譬如80年代宋琳等人的上海城市诗和2000年张枣赠我的《大地之歌》,正时不时闪现这种声音的强光。大概因为,上海刚好“得此形势”,它那些摩登摩天的玻璃幕大厦,最能反映现代诗的光影幻化。

不过,上海的艳阳天不多,尘蒙烟霾不少。在它被喻为(誉为?)“东方巴黎”的诞生成长拓展繁盛里,其苦闷的阴翳和恶的华美,却刚好又要被波德莱尔那般现代诗星空里的冷月照临。回头再读一下,咏上海的诗篇从来都不阳光普照,声音里甚至总有着恍惚忧郁和黑暗决绝,康白情的《送客黄浦》可算例外吗?那么郭沫若的《上海印象》呢?更别说王独清的《送行》,胡也频的《惆怅》,徐志摩的《西窗》,艾青的《春》和路易士的《潮》了……即使特朗斯特罗姆满是喜悦好奇,“因踏上这条街的甲板而感到幸福”的《上海的街》,也还有其“疲惫时出现”的“腥涩”。

抒写上海的诗篇在上述两类光芒里移转——现代诗声音的日新月异,也许还没有最淋漓、贴切、摄魂动魄地嚎呼啸叫或浅唱低吟出相称于上海那太过迅疾的日新月异,但上海的诗歌可能性,因为其鲜明不含糊的现代性而只属于现代诗,却实在早已不会被怀疑。就像现代诗是世运时势发明给汉语的一种诗式,上海也几乎是世运时势发明给中国的一座超级都市,两者间的对位同构,甚至比西湖之于古诗词还要恰巧密合。

无法在此全面探讨,那么且先试讲一端:上海得以从旧世界里翻新为新世界,其中正不乏翻译功效,有如现代诗所操的现代汉语,怎么也逃不脱翻译的干系。要是嫌谈论上海人徐光启以翻译启发汉语新词扯得太久远,就不妨说,现代汉语的许多词汇,恰是从上海制造局制造出来的——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这位英国传教士为使译事有序而订立的几条造词标准,几乎是伴随现代汉语生成的最初规则。

而现代汉语活力的生成,跟上海人对另一种语言规则肆无忌惮的破坏相关——那种典型皮钦语的洋泾浜英语,在现在筑起了高架的延安路一线活跃了上海人的话语方式及其思维,它蔓延开来,在速度中变异,也为汉语带来了新的说法——为此,杨勋特意戏作了《别琴竹枝词》百首,记咏当时上海洋场的滑稽怪话,这倒也算是另类“诗言志”:以诗的方式志录言俗——忍不住,我要抄下三两首好玩的在此:

清晨相见谷猫迎,好度由途叙阔情。

若不从中肆鬼肆,如何密四叫先生。

谷猫迎:good morning。好度由途:how do you do。肆鬼肆:squeeze,敲诈。密四:mister。

小车名片总称揩,灰二车轮沙四鞋。

买得尘帚勃腊喜,照牌新做煞因排。

车(car)、名片(card)在洋泾浜英语中均读作“揩”。灰二:wheel。沙四:shoes。勃腊喜:brush。煞因排:sign-board。

割价泼来四克丁,临期握别说青青。

雪唐因碎雪里破,坐卧安然在内庭。

泼来四克丁:price cutting。青青:chin chin,此处为再见之意,源于汉语的“请、请”(?)。雪唐因碎雪里破:sit down in side,sleep,下一句“坐卧安然在内庭”即此句的汉译。

实在那一百首每首都好玩,都值得玩味。它们非诗而诗,非汉语而汉语——当然我无法说“雪唐因碎雪里破”之类英语而非英语或非英语而英语——它们似非而是又似是而非,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们。竹枝词本为泛咏风土的传统诗式,杨勋在此将其打油化,盖因一本三正经的古诗正道实在无奈于不三不四的上海洋场,其以滑稽为策略,似可化解这种尴尬。不过其滑稽感的产生,却来自认同那个滑稽之对立面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有时几乎是一种世界观。我想说的是,当有人把这种翻译间的语言别扭翻过来对待,翻过来期望,一种全新的诗歌方式几乎就产生和成立了。站在这全新的诗歌立场上,上海就不会是一个滑稽或一种尴尬,而是一个值得去追问“此地何”的所谓“新世界”。回想起来,现代诗到了黄浦江边就这么追问着,绝不像旧诗词对西湖那么有把握。尽管上海这个新世界之现代性的确立仿佛早已不在话下,可现代诗还是要追问“此地何”。它也一直在反躬自问着。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