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日本之警戒——上海舆论中的日本观

（一）“兄弟之邦，互助之谊”

辛亥时期的上海舆论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普遍持有警戒意识，但亦有提倡与日提携者。当然这些提携论者并非主张屈从于日本，而是采取对日忠告的形式展开议论。某论者认为日本“惧世界之强将皆不为日本友也。夫唯吾与日本则所谓兄弟之邦，有辅车相依之谊，扶危而定倾，其终有恃乎亲和之力已”，并表明自己的立场，论道：“故吾国民诚无疑于日本，吾新闻之界亦甚不愿以误会伤两国之好”。然而怎样才能消除中日两国之间所发生的误解呢？此论者指出：“唯日本幡然一念兄弟之邦常不失其辅车相依之谊，则岂唯吾之利，固亦日本之利也。”^[1]

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国民外交。国民外交即“立宪国家权在国民。故一言立宪，无论为民主君主，其国民皆可以参与国权，于外交上为之先导及其后援，联合他国国民，泯猜忌之心而收臂肋之效者”。他们认为近来外交重在国民之利害，因此外交关系当以国民为着眼点。而在亚洲“所能保其独立信使往来，不至以兵戎相见，得以外交争长于欧美间者厥惟日本”。而中国与日本因唇齿相依关系，“日本汲汲以谋亡我国为得计，岂不知唇亡齿寒于日本亦大有不利乎。今则欧洲各国之视线，方以我为集矢之鹄，此鹄苟亡，则将移其视线于日本，又以日本为鹄矣”。亦即中国若亡，日本亦将不保。面对西方列强，他们强调中日一体性，并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表示怀疑。此外，他们还将日本的政治家与一般国民区分开来加以认识，指出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只是少数野心家，一般国民不一定都赞成。他们主张在外交方面加快两国国民联合，此不仅为中日两国之幸，亦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之幸，中日提携无论对于日本，还是对于中国，均为唯一之好方法，且呼吁“今日之国民外交为不可缓者矣”^[2]。

（二）“同文同种”难敌“远交近攻”

除上述中日提携论者外，亦有日本警戒论者。某论者指出中国“目前之外患，等于外蒙，倍于西藏，为国人所不甚注意者则莫如日本之于满洲”，日本采取的政策完全是一种“远交近攻政策”。他分析说日本对中国有主张瓜分者及主张保全者两派，即使是主张保全者，亦不足恃。他指出日本人“喜动好利”，因此其性质常“反复无常”。例如日本进步派之首领大隈重信伯爵，“亦昔日主张保全中国之最有力者，今论调已一变，谓中国共和之基础终难确定，内忧外患不绝于目，瓜分之祸终难幸免。其勃勃欲试之心，已见于言外”。此外还指出，虽然“犬养毅曾以保全中国之政见与他党宣战”，然其大多数国民皆认为“瓜分中国为日本最有益之事”^[3]。这些论者将批判对象指向日本首相桂太郎，认为他主张侵略主义，提倡大陆发展政策，而其最危险的对中手段“不但为武力而尤在外交”^[4]。

另外，其他论者针对中日两国本是同洲同种、利害一致，却经常龃龉且终无和好希望，究其原因，归纳如下：日本（1）既认朝鲜为独立国却又并吞之，（2）驱逐南满之俄而自代之，（3）订日俄协约以谋占满洲，（4）复结日俄密约，瓜分蒙古。虽然他们认为中日两国若不相互提携，则不足以图存，但欲保全东亚，联日之说无非是“痴人之梦话，病夫之呓语”。并进而评论道：“日人谋我之狠毒较彼残暴之俄人有过之无不及，我乃欲与之联盟，与之通好，谋一致进行之，方收共同维持之效，是所谓引虎自卫，不智之甚，亦无耻之甚也。”^[5]如此以示中日提携之不可能性。此外，还有人认为：“中日政府与国民间已无感情可言，同种同文之口头禅不能战胜彼远交近攻之大政策也。”^[6]

如上所述，在当时上海舆论界中具有革命性或急进性的报社，对日本露骨的大陆侵略政策，主要持有“提携”和“批判”两种态度。双方均对日本抱有危机感，但前者强调中日唇齿相依关系，寄希望于国民外交，后者则强调中日联盟之不可能性。但无论哪方均未对日本侵华的根本原因或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结果等进行深入探讨。针对这些问题，戴季陶是如何认识的呢？

[1] 猿臂：《忠告日本》，《民权报》1912年11月9日。

[2] 柏缄：《国民外交之关系》，《民权报》1912年11月13—14日。

[3] 霹生：《征库声中之日本》，《民权报》1912年12月2日。

[4] 霹生：《桂太郎与中国之关系》，《民权报》1912年12月23日。

[5] 枕亚：《制俄之方针》，《民权报》1912年12月31日。

[6] 海鸣：《日本与民国》，《民权报》1912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