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仇”时代
（一）与孙中山之邂逅
1909年，戴季陶因留学费用告罄及遭受精神打击，不得不在毕业前中断留学，归国后经上海来到苏州，在江苏地方自治公所谋得一份主任教官的工作。当时正值清朝大搞立宪运动，戴充分利用在日本所学的法律知识，担任宪法学及法学的课程。但因其革新思想及其在日本养成的浪漫的生活态度不被周围人理解和容纳，不得已辞职来到上海。
戴于1910年7月25日成为《中外日报》记者，并于9月被聘为《天铎报》记者[1]，同时还给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寄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其失望，不久便开始撰写明确批判清政府的文章，并使用“天仇”笔名暗示与清政府具有“不共戴天”之仇。戴季陶博闻强记，颖悟过人，他发表的大量激烈抨击时势的文章，笔锋犀利，掷地有声，深受当时变革心切的读者欢迎；遂由一个无名小辈一跃而成为名闻全国的记者，两个月后即被提拔为主编。
此时期革命运动逐渐激化，清朝当局对革命党员的镇压更趋严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经北美、日本逃亡至英国殖民地的槟榔屿，为准备翌年在广州举行黄花岗起义，召开了“槟榔屿会议”。此次行动招致英国殖民当局的警戒，以“妨碍地方治安”罪命令孙离境，12月6日孙中山告别家属，前往欧美。
此时，戴季陶虽非革命党员，但因在《天铎报》、《民吁日报》上大量发表排满反清的文章，故很早开始即受到清朝当局戒备。1911年春发生了因其发表批判清朝言论而遭到通缉的“天铎报笔祸事件”。新婚不久的戴季陶为躲避通缉，只身逃往长崎，两周后秘密回到上海，但因政治形势越发危险，遂逃到浙江省吴兴县的云雀山道观隐居。后得友人雷铁崖介绍来至槟榔屿，担任同盟会南洋支部机关报《光华日报》的编辑。由于他的参加，《光华日报》声威大振，发行部数大增，致使保守派的《槟城新报》失去威势。[2]在这里戴季陶由陈新政介绍、黄金庆主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3]此外他还由同盟会员雷铁崖介绍，为留居槟榔屿的孙中山的两个女儿，十五岁的孙瑗（又称娫）和十四岁的孙婉每天教授两小时国语，成为孙家常客。但因孙中山已赴欧美，故戴未曾有缘与孙谋面。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戴季陶得知后，立刻回国参加革命运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期，奔赴武汉、上海、大连等战斗最前线。[4]1911年12月29日，戴季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主办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在会议之前以记者身份谒见了孙中山。据说当孙中山得知他就是著名记者戴天仇，且是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时，对其留下了深刻印象。两天后戴季陶随孙中山来到南京，1912年1月1日参加了临时大总统就任典礼。两个月后，孙中山将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戴季陶作为报社代表受孙中山派遣，与蔡元培、宋教仁等一同“北上迎袁”[5]。在北京戴季陶敏锐地观察到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提前离京南下，并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词锋劲健、爱憎分明的反袁文章，5月22日以暗杀煽动罪曾被租界巡捕拘留。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掉临时大总统，9月11日被任命为全国铁道督办。10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设立铁道督办办事处，任命戴季陶为其机要秘书，从此戴季陶开始追随孙中山。他之所以能成为孙中山的亲信，是因其对政治的独到见解，对革命的真诚理解，以及敏于国际形势所致。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戴精通日语，对日本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对终生期待得到日本援助，多数时期提倡中日提携的孙中山来说，戴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
（二）中国存亡的危机意识
以前的相关研究指出，辛亥时期戴季陶倾向于立宪君主制，其理由是因其在《宪法纲要》（1909年12月2日—1910年3月1日）中，指出“大人本位制”（君主制）及“民众本位制”（共和制）各有所长，并论述道：“世有不顾利害不问情形，只以崇拜民众本位制度为荣者，亦神经病者之一种耳。”但他指出两者之不同，“大人本位制”是“才智之士出而临上，故其执政便”，而“民众本位制”是“合众人之心思意力以为国家之活动，故进化速”，两者各有所长，“苟合乎社会心理，世界大势，能达国家目的则可矣”[6]。戴季陶认为对于国家发展来说，“大人本位制”或“民众本位制”均不过为一种手段而已。此时期中国遭受列强压迫，濒于亡国危机，戴季陶亦曾在留日期间对中国人国际地位之低深有体会，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国家强弱休戚相关。故可认为此时期其最关心的则是国家存亡与富强。
但是，戴季陶看到清王朝日趋弱化，尤在外交上多次失败，例如因清政府在日韩合邦、扬子江航权等外交问题上的无能而对其产生不信任感，并投身于上海激进的言论界，开始撰文批判清王朝。他指出，“顽冥不灵之政府”，“己之权利而竟弃之，且并举己之脂膏，任人吸取而不顾，更从而保护之曰：此通商也，此交际也，此文明世界所应有者也，是何异引刃自毙乎？”“吾国民试思之，吾国今日之政府，今日之国力，有能与各国抗者乎？有能与各国于国际团体中以手段相战胜之敏捷外交家乎？皆无之也。为今之计，政府即不足尽恃，则除自谋以实力与外人竞争外，无他法也”，从此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对清政府的批判。[7]另外，他还指出：“外人之所以敢于侵害我者，亦由本国政府官吏先有摧折压抑之悖道蛮行故耳”[8]，“以无能之政府，无能之人民，无能之国家，而处于此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世界中，奈之何其不为人鱼肉也”[9]，将中国遭受外国欺凌归因于清政府之无能。
有过留学经验的戴季陶遂将眼光投向国外，开始探讨欧美等先进国家及新兴国日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1909年12月至1912年12月的三年间，在他撰写的多达720篇的文章中，有252篇是关于外国的评论，占全体的35％。其中关于日本的文章有130篇，占全体的18％，占有关外国评论的52％。由此可知此时期他对国际形势表现出强烈的关心，而其中议论最多的则是日本问题。
他指出向外国借款振兴国家事业，无论从经济、财政、法律、政治等哪个方面来看，无疑均为当今“救亡图存之要述”，且主张与外国联合起来，振兴国内实业。[10]此外，戴季陶举例指出在世界上根基最固且最富强的英国，其政略不外实行地方自治及扩张海军二者而已[11]，遂主张“共和政治为最进化之政治，而自治制度为进化之制度”。他说：“共和国家之政治，其精神无他，自治而已”，认为中国应实行地方自治。但是他又慨叹中国的现实却是政治专横恶劣，而人民毫无半点自治能力。[12]
如上所述，在留日期间所学的法律知识成为戴季陶归国后最初的谋生手段，海外留学经验及精通国际大势助其成为记者。而作为记者，得以与社会诸多方面接触，有利于获得各种信息，深入观察、思考社会问题，并用铿锵有力的文字发于报端，甚至有时还会引起大论争。[13]他经常投稿的《中外日报》、《天铎报》、《民权报》、《民吁日报》等，虽非均为革命派机关报，但都因揭露、批判社会黑暗面，介绍、提倡新思想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江苏地方自治公所任职期间，戴季陶并未明确表示出支持君主制或共和制，但在上海作为记者活跃于报界后，其思想迅速激进化，开始提倡民主共和制。这与其在报社经常获得有关革命运动的信息及与激进派人物接触有关。戴季陶因对中国存亡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遂关注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列强，其中论述最多的则为日本。
[1] 据陈天锡：《增订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陈天锡，1967年再版）16页所述，1910年2月以后，戴季陶入上海日报社工作。但是，唐文权指出戴季陶是在《中外日报》社谋到记者工作，时期为同年7月。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前言3—4页。另据戴季陶：《本馆记者戴散红演说辞》，《中外日报》1910年8月14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85页，开头写道，“置身舆论界仅三星期”，由此推算可知戴季陶应是在1910年7月25日进入《中外日报》社。
[2] 刘洪钟：《光华日报七十年》，钟城芳主编：《光华日报七十周年纪念刊》，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81年，116页。此时期的《光华日报》未能得到保存，因此未能找到当时戴季陶发表的文章。
[3] 戴季陶：《解除政治职责宣言》1925年12月13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3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978页。
[4] 戴季陶1911年10月20日左右来到武汉，直接参加了战斗。详情参照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48—59页。
[5] 《南京临时政府为促袁世凯南下所派欢迎专使蔡元培等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廿6—137。
[6] 戴季陶：《宪法纲要》，《江苏自治公报》（旬刊）第8—15期连载，1909年12月2日—1910年3月1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8页。
[7] 戴季陶：《扬子江航权问题》，《中外日报》1910年8月7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36页。
[8] 戴季陶：《本馆记者戴散红演说辞》，85页。
[9] 戴季陶：《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天铎报》1910年10月18—21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181页。
[10] 戴季陶：《借款问题与财政经济》，《天铎报》1910年10月1—3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123页。戴季陶：《民力扩张论》，《天铎报》1910年11月5—9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257页。
[11] 戴季陶：《自治与防外》，《天铎报》1911年3月16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625页。
[12] 戴季陶：《共和与自治》，《天铎报》1911年3月3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561页。
[13] 戴季陶几乎每天发表时事评论文章，有时一日撰写数篇。因他的评论曾导致《民权报》与《民立报》之间发生论争，详细内容参照丁守和主编：《辛亥时期期刊介绍》第4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213—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