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父）权批判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女权/女性主义论著的译介，是“西化热”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期”的四本重要论著（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中，与文学和文学批评关系最密切的《性的政治》，却翻译得最晚，迟至1999年。这本书难以被80年代中国批评界接纳的原因，大约是它如此敏锐而激烈地抨击男权制，并且把男/女两性关系纳入“政治”范畴，对于以“两性和谐”为理想的中国批评界，显得过于激进[10]。除了这些专著，不同的杂志都对英美女作家和女性主义理论有介绍。这一时期对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主要偏重英美，而另一流脉，法国的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则相对较少。这主要因为中国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来自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同时也和英美派注重女性经验的表达，法国派则注重与同期理论（尤其是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对话，有着密切关系。80年代中国批评界对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并不十分熟悉，文学批评的主流还停留在前“语言学转型”时期，由于缺乏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上下文的理解，对其接受相对困难一些。即使到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较多地收入了法国的埃莱娜·西苏、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和露丝·依利格瑞的文章，以及80年代以后英美“受到欧洲文学理论的影响”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如佳·查·斯皮瓦克等的文章，但在中国批评实践中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注重女性经验和女性美学的表达那一部分。而“女性文学”讨论中已经显露出来的从女性经验角度为“女性文学”特质寻找命名的倾向，也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较为倾向于“经验的女性主义”一脉。这事实上已经症候性地呈现出了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接受视野。
与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相伴随，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女性主义”一词。90年代之前，feminism主要被译成“女权主义”。1992年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把它翻译成“女性主义”，并提出理由：“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但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它似乎都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不仅作家和批评家们拒绝被称为“女权/女性主义者”，而且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也不多，人们更愿意使用内涵较为模糊的“女性文学”。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是“女权/女性主义”引起的反应常常是“女人霸权”、“女人控制男人”、“反对男人”，或种种女性的负面品质。另外的反应是，feminism本身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只有产生过独立的女权运动的西方社会才接受这一概念，而中国则未必需要接纳这个“西方”概念。在此，中国/西方的差别成为拒绝女权/女性主义的理由。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在她2000年的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也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这一称号的拒斥，“女权主义”这个词被当作一种“讨厌的、不愿意与之有联系的东西”。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意味着“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为之中”，诸如“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11]——引述这段讨论，我企图说明，即使在西方，对“女权/女性主义”也并非一概接受，中国女性作家或批评家对“女权/女性主义”的回避或拒绝，并不能简单地在中国/西方关系中做出说明，也不能作为“中国”（本土）拒绝“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证明。
尽管对“女性主义”一词的接受有着上述的犹疑，但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借重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将“女性意识”的讨论推进到女性主义立场的层面。这种批评实践主要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是挖掘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上被淹没、遮蔽的女作家，通过重新阐释她们的作品来建构女性文学的传统；另一是对同期女作家创作的关注和阐释，对其中的女性独特美学做出阐释。而这两种主要的批评方式几乎一致地采取了“女作家批评”。这一方面是延续了“女性文学”讨论时的界定方式之一，即把所有女作家的创作都视为“女性文学”；另一方面，90年代提出的“女性写作”这一范畴，则更将批评的重点转移到女性作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上来。“女性写作”一词来自法国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她关于创作与女性身体关系的阐释，即“写作是女性的。妇女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12]，引起了评论者和作家们的很大兴趣。
从80年代中期提出“女性文学”范畴到90年代普遍使用“女性写作”概念，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性别差异”论，即试图将“女性”从统一的主流话语中分离出来，寻求其独特的文学表达传统、特定的女性美学表达方式。80年代后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在这一特定文化期待视野中，主要被吸收的是其对性别角色文化构成性的揭示，即波伏娃所表述的“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从而为女性差异性的阐释寻找更为有效的文化资源。“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13]，成为对波伏娃“女人形成论”更有力的解释。90年代初期“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对于性别差异的讨论不再限制在sex，即生理、心理等“自然”层面，而是进入gender，即性别角色、性别制度或秩序等“文化分析”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新启蒙主义话语中的“女性文学”范畴所遭遇的困境。新启蒙主义话语主要从非历史化的抽象“人性”话语的角度来谈论性别差异，它将女性的生理、心理的差异视为文化差异的自然转换，并且认为突出女性差异是为了完善“人性”的丰富性，而非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西方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结构的批判，在这一结构中来解释女性从属、被压抑的位置，这使得人们意识到，所谓“大写的人”、“人类”背后的男性属性。
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实践，影响最大的是《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14]。它提出，所谓“人类”的历史，就是男性统治女性的父权制结构的历史，并且因为压制女性的事实始终是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因此，男性话语和父权制结构也始终是以“人类”的形象出现。20世纪一百年历史中女性并没有能够摆脱她作为“空洞的能指”的命运，随着1949年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女性的历史“走完了一个颇有反讽意味的循环，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始，而以认同中性社会角色终”。使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就不仅仅是完满人类的两性，而是对整个父权制结构的颠覆，所有历史和意识形态话语都需要重新解释。正是在这一点上，《浮出历史地表》为女性写作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解释。
90年代之后，由于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事件造成的广泛影响，同时也因为“全球化”进程使得女性文学批评与国际学术资源之间产生了直接互动关系，译介西方当代女性主义著作再次形成一个高潮，并且促成了多项国内外合作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这种状况的形成，使得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不再如80年代那样仅仅是单方面的引入，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如90年代中国卷入全球化格局之后，已经很难分清何谓“国内”何谓“国外”，女性/文学批评也进入到这样一种不能由单一的民族国家视野衡量的情境之中。一个“老”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这就是“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实践之间的适用性问题。一些批评者再次强调了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特殊性，及其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不相容。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西方”的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事实上20世纪中国诸种关于男女平等思想的讨论始终在借重“西方”的思想资源，关键问题在于，不能把讨论框定在抽象的“中国”/“西方”的本质想象之上，而应当深入讨论中国/西方之间的互动中已经构成本土传统的历史实践，在一种开放的视野中，寻求解决本土问题的更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