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性情与唐宋
元末诗人戴良有一段论唐宋诗及本朝诗的文字，常常被研究元诗者引用。他说：“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1]唐诗主性情，这并非戴良个人的一己之见，旧传为范梈论诗之作的《诗法源流》也说：“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2]此前的严羽以性情论诗，并以盛唐诗为“吟咏情性”之高标，已为学者所熟知。金元之际的元好问也说：“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3]元诗宗唐，也是古今论者的普遍认识。如明人胡应麟所言：“近体至宋，性情泯矣。元人之才不若宋人高，而稍复缘情。”[4]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将元诗宗唐与元代诗学主性情联系在一起：以性情论诗，便是去宋归唐。这种认识自有一定道理和根据，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确实，南宋末年“四灵”、江湖诗派宗法晚唐，标榜性情；江西诗派作为宋诗的代表，则重学问，重义理，重诗法。两者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为性情与义理的矛盾。有关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依据。元初人刘壎，记录下了学晚唐的“四灵”、江湖诗派与代表宋诗精神的江西诗派的矛盾：
晚唐学杜不至，则曰：“咏性情，写生态，足矣，恋事适自缚，说理适自障。”江西学山谷不至，则曰：“理路何可差，学力何可诿？宁拙毋弱，宁核毋疏。”兹非一偏之论欤？[5]
由此即可见出，当时江湖一派与江西诗派的矛盾具体体现为“情性”“生态”与“理路”“学力”的矛盾。元代诗论家倡导性情，有不少是针对宋诗之弊而发的，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应该充分认识。如吴澄要求以性情之自然矫正宋人的刻意为诗，说：“奇不必如谷，新不必如坡，工不必如半山。性情流出，自然而然。”[6]
但是，准确地说，元人所崇尚的不是全部的唐诗，元人所批判的也不是全部的宋诗。在多数元代诗论家看来，晚唐季宋诗，都是缺乏性情的。在宋之末年，不仅江西末流诗无性情可言，“四灵”、江湖，尽管以性情自我标榜，其实志趣尘下，情趣鄙俗，也不符合诗歌“吟咏情性”之要求。所以，元人的批判，乃集矢晚唐季宋。在元人看来，“四灵”、江湖诗的“敛情约性”“轻愁浅笑”，也不符合“吟咏情性”的要求，“四灵”、江湖诗对技巧的追求，由其追求而造成的气格卑弱，也是缺乏性情的表现。南宋叶适对“四灵”的特点有这样的表述：“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7]元人刘将孙对宋诗的批判，就既针对不复可道性情的江西派，也针对“敛情约性”的晚唐派，他说：
盖余尝怃然于世之论诗者也。标江西竞宗支，尊晚唐过风雅，高者诡《选》体如删前，缀袭熟字，枝蔓类景，轧屈短调，动如夜半传衣，步三尺不可过。至韩、苏名家，放为大言概之曰：“是文人之诗也。”于是常料格外，不敢别写物色；轻愁浅笑，不复可道性情。[8]
在他看来，江西诗与晚唐诗虽然追求不同、风格有别，但“不复可道性情”是一样的。刘将孙是元代以性情论诗的突出代表，他对宋诗的批判，也常常从性情论出发。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宋末学晚唐的“四灵”和江湖诗派。如他说一些人写诗“斤斤为格律”，求对偶之工，“岂复有情性哉？”[9]就是针对晚唐诗派的。他在为其父刘辰翁文集写的序中说：“词章翰墨，自先生而后，知大家数。笔力情性，尽扫江湖晚唐锢习之陋。”[10]他的有些语言，虽未明言，也包含了对江湖一派的否定，如说诗非“观美自鬻之技”，批判一些人志尚不高，嗜欲重，作诗俗[11]，都是针对江湖诗人发的。与刘将孙趣味和主张最为接近的赵文，也是诗学性情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情性”是诗之“天”，他也抨击江湖一派，说：
江湖者，富贵利达之求而饥寒之务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不全而神伤矣，而又拘拘于声韵，规规于格体，雕锼以为工，幻怪以为奇，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12]
赵文论诗重人格。他对诗人性情的要求，显然也包含了人格的意义在。而宋末以宗唐相标榜的江湖诗人，人格不高，性情鄙俗，当然是在赵文鄙弃之列的。另一论者王礼在《吴伯渊吟稿序》中叙述了自己学诗所得和作诗的感受，并发表了自己的诗学见解：
余儿时从师学诗，辱教之曰：“吾之道本乎性情，寓乎景物，其妙在于有所感发。苟无得于斯，不名为诗。”因举古诗优游不迫、意在言外者，每夜讽咏数语，久之真觉淘去尘俗，神思清远。于是令录《三百篇》中可兴可怨者，及《离骚》而下，苏李汉魏等作，沉潜诵玩，参以唐诸名家而止。常曰：“诗在山巅水涯、人情物态。故纸上踵袭非诗。”暇日率子弟徜徉临眺，仰掇俯拾，无不可诵。然后戒以语忌俗，意忌陈，调忌卑，味忌短，少者不可使多，难者不可使近。得之悠然，挹之渊然，而诗在是矣。[13]
他认为，诗乃诗人性情之感发，“得之悠然，挹之渊然”，是纯心灵的直观感悟，而不是学问的表现或理性的表达，“纸上踵袭非诗”，所以他主张学诗应学《诗经》至唐诗中那些优游不迫、可以感发人意的诗篇。这显然包含了对宋诗的否定。但“语忌俗，意忌陈，调忌卑，味忌短。少者不可使多，难者不可使近”。其说显然得自江西诗学，也是对江湖诗病的批评。他认为性情之作，能“淘去尘俗”，能使“神思清远”，在他心中，诗应该是圣洁的；诗人诗思，乃得自“徜徉临眺”之中，“得之悠然，挹之渊然”，自有世外高致。这也是对江湖尘俗的否定。宋末“四灵”、江湖标榜宗唐，但元代诗论家认为，唐诗主性情，而宋末晚唐体无性情可言。从这一角度，他们就将唐诗与宋末自称宗唐的江湖诗区分开来。
人们之所以把元人以性情论诗与去宋归唐几乎看成是一回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元诗宗唐，整个诗坛一片宗唐之风。但事实并非如此。本节开头所引戴良的《皇元风雅序》，就认为宋之“欧、苏、王、黄之徒，亦皆视唐为无愧”，对宋代杰出诗人，是高度推崇的。该文还说，元人之诗“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14]取汉唐之“格调”，取宋人之“理趣”。于唐于宋，都有所取，都有继承，成就有元之诗。这绝非他的一己之见。这一问题，将在《“主唐”论与“宗宋”论》一章详论，此不赘。
[1] 戴良：《皇元风雅序》，李军等校点《戴良集》，第325页。
[2] 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3] 元好问：《陶然集诗序》，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第46页。
[4]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5，第206页。
[5] 刘壎：《刘玉渊评论》，《隐居通议》卷10，清《读画斋丛书》本。
[6] 吴澄：《王实翁诗序》，《吴文正集》卷11。
[7] 叶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叶适集》卷29，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11页。
[8] 刘将孙：《黄公诲诗序》，《养吾斋集》卷11。
[9] 刘将孙：《胡以实诗词序》，同上书。
[10] 刘将孙：《须溪先生集序》，同上书。
[11] 刘将孙：《九皋诗集序》，《养吾斋集》卷10。
[12] 赵文：《萧汉杰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1。
[13] 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李军等校点：《戴良集》，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