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吴澄、虞集“约情归性”的性情论

吴澄、虞集师徒在元代学术史和诗文史上都占据着特殊地位。吴澄是有元一代儒宗，也是诗文名家，他的弟子虞集则是有元一代文宗，又是理学草庐学派的传人。但由于两人生活的时代不同，他们的诗学性情论也就不同。从他们师徒二人的诗学性情论的承变，可以认识元代诗学变化的某些脉络。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所创学派称草庐学派。所谓“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1]，他既“恢宏至道”，又“润色鸿业”，兼具学者和文人的风采。清代四库馆臣评其文“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2]，肯定了他的诗文成就。他自己又说：“余非能文者，喜谈文者也。”^[3]现存文集《吴文正集》中论诗评文之作颇丰，其诗文理论也有较高价值。

吴澄是理学宗师，但他的学术具有浓重的心学色彩，心学宗师陆九渊“收拾精神，自作主宰”^[4]，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在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中都有充分体现。他的个性、气质也深受南宋以来江西士风的影响。所以他虽为理学宗师，论诗却尚“真”。他论诗之性情说：

诗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国风，有田夫闺妇之辞，而后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发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汉魏逮今，诗凡几变，其间宏才硕学之士，纵横放肆，千汇万状，字以炼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拟取其似，功力极矣，而识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韦，则亦以其不炼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于古也。今之诗人，随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归者哉！宜黄谭德生晋明，天才飘逸，绰有晋人风致。其为诗也，无所造作，无所模拟，一皆本乎情之真，潇洒不尘，略无拘挛局束之态。^[5]

元代诗论家要讲自然，就必然拿出《诗经·国风》“田夫闺妇之辞”的榜样作立论之依据，“田夫闺妇之辞”之所以为圣人所不弃，列之于经，成为数千年诗歌的典范，原因就是性情之真。性情之真就是“自然而然”：“夫诗以道情性之真，自然而然之为贵。……《黍离》之诗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情之至也，亦诗之至也。”^[6]论诗主真，尚自然而然，主张表现诗人之真情，且推崇“晋人风致”，从此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家与北宋理学宗师文学观之异趣。

吴澄之所谓“情性之真”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体自然之真感情，也不等同于个性之天真，而是诗人情趣、情志自然真实的表露。从表层看，他之所论与刘将孙、赵文、杨维桢有许多共同处，如都反对雕琢，都反对模拟，都赞赏超尘脱俗的高致，都主张诗应表达真实的感情等，但其实却存在根本的不同。我们先从吴澄对诗歌历史发展的评价中来认识其差别。他说：

古之诗皆有为而作，训戒存焉，非徒修饰其辞、铿锵其声而已，是以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汉魏犹颇近古，齐梁以后靡矣。流连光景，摹写物象，敝精竭神，而情性之所发，意义之所托，蔑如也。唐宋诗人如山如海，其追蹑风雅，固已卓然名家。然有之无所益、无之无所损者，亦总总而是。^[7]

这里透露的一些信息，说明他的性情论与刘将孙等人性情论有极大差异，甚至矛盾：一般诗论家认为最富性情的六朝诗和唐诗，他却以为缺乏性情，原因是六朝诗“流连光景，摹写物象”，唐诗则社会功利价值不高，没有“训诫”和兴、观、群、怨的政教作用。这就看出了吴澄诗学性情论与刘将孙等人诗学性情论的本质区别：刘将孙等人之所谓“性情”是个体的，吴澄之所谓“性情”则是社会的；刘将孙等人之所谓“吟咏情性”是审美的，而吴澄之所谓“吟咏情性”则是伦理政教的；刘将孙的自然性情论是排斥功利的，吴澄的性情论却是重功利的，在他眼里，无益于世的诗，其性情“蔑如也”。进一步，我们再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认识二者的差别。在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上，吴澄主张约“情”以归“性”，他的表述是“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

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智、仁四端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礼也、义也、智也、仁也，皆治情之具也。^[8]

尽管古代儒家各派的性情论有很多矛盾，但多数论者都认为性是善的、纯的、正的，而情则有善与不善、正与不正，是不纯的，所以吴澄要以性约（制约、约束）情：所谓“性其情”就是使情归之于天性之正；所谓“情其性”即人性受情感的扰乱而失其正；所谓“治情”，乃约束、防范感情而不使之泛滥失正。

但是，吴澄是深通诗文之道的，他深刻地感受到儒家诗学性情论中的矛盾，而他又认为这种矛盾是客观的，他希望诗性的“天真”和社会功用的“世教”在诗中并行不悖，两存而不两伤：“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古之为诗者如是，后之能诗者亦或能然，岂徒求其声音采色之似而已哉！”^[9]他想在个体的、抒情的和社会的、伦理的两大对立的诗学主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似乎是他对《诗大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解和阐发。他的这一理解和阐发，既符合儒家诗论的“持情”原则，也是元人反拨宋人理性诗学、要求恢复诗歌的抒情但又不希望感情的抒发失去制约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理论选择。当时持这种理论的并非吴澄一人，而是一种诗学倾向，如张之翰主张诗应“出乎喜怒哀乐之至情，合于仁义礼智之中道”，程钜夫要求诗要“抒性情之真，写礼义之正，陶天地之和”等。^[10]

吴澄论诗主“情性之真”，他的弟子虞集则主“情性之正”。一般说来，诗学中的“真”和“正”是矛盾的：“真”是自然的概念，“正”是伦理的概念。但上述论述说明，他们师徒的诗学性情论不是矛盾关系，而是承变关系。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元崇仁（今属江西）人。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又与揭傒斯、杨载、范梈并称元诗“四大家”，为“四大家”之首。后人称虞集为有元一代之文宗，明清人论元诗，首称虞集，认为虞集是元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和文章家。但作为大儒吴澄的弟子，他本人则终生以道学自任。故明代杨士奇曾感叹说：“公以道学自任，而今所传者文耳。”^[11]虞集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创作，其文学理论在当时和以后也有很大影响。

虞集论诗，以“性情之正，冲和之至”^[12]作为“治世之音”的倡导，也是元至中期，社会发展和时代使然。我们从虞集的同道欧阳玄的诗论中可以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延祐以来诗“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是治世之音。^[13]此时社会相对稳定，前期诗风，不管是北方的奇崛还是南方的激烈，都已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前期诗人激荡的感情，到中期也已渐渐平复。社会需要“润色鸿业”的诗文，于是要求归乎大雅、发乎正声的理论就应运而生。虞集正是这一诗歌理论的代表论者。虞集对时代的感受是敏锐的，他为扭转诗文风气，对前期诗风作了很多批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前期那种情感激烈风格奇崛的诗文，不符合“情性之正”准则，而“情性之正”则是数千年先儒们的要求。例如，与虞集同时的文章家元明善，要求文章“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然后可”，虞集就批评其“非得情性之正”。^[14]在《胡师远诗集序》一文中，虞集较为详细地阐发了他“情性之正”的主张：

《离骚》出于幽愤之极，而《远游》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与泰初以为邻。陶渊明明乎物理，感乎世变，《读山海经》诸作，略不道人间事。李太白浩荡之辞，盖伤乎大雅不作，而自放于无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然学有以致其道，思有以达其才，庶几古诗人作者之能事乎？^[15]

这里他有一个没有明说的观点：从《离骚》以来的几千年诗史，完全符合他之所谓“情性之正”的作品是没有的。虞集毕竟精于诗史，他深知历代著名诗人和成功之诗作都是感情真实和充沛的，但这不符合他“情性之正”的标准。要让人们接受一种淡化感情、有限抒情的观念和理论，并不容易。于是，他首先对历代诗史作出自己的解读：从惊艳奇崛的屈原作品中，他读出的是“欲超乎日月之上，与泰初以为邻”；从纯任自然的陶渊明诗中，他读出的是“略不道人间事”，一种超脱和冷静；从包举天地、大气磅礴的李白诗中，他看到的是因其伤大雅不作、无可奈何才表现为“浩荡”。接着，他从反正两面论述他之“性情之正”：凡属“深于怨”“长于情”“善感慨”“极放浪”者都非“情性之正”，接近于他所谓“情性之正”的，是那些“嗜欲淡泊，思虑安静”之作。要得“外无世虑之交，内无声色之惑”，外无诱惑，内无私欲，“嗜欲淡泊，思虑安静”，心灵一片澄澈，就近于他说的“情性之正”了。与前几位论者一样，他的性情论也要求有清而且高的志趣，有“飘飘凌云之风”。所以，以水作比，情性之正如水之清（理学前辈讲人性论有此说），“至清莫如水”，如此才有“诗思之清”，那样，“发辞摅思，殊有飘飘凌云之风焉”。但“清”与“正”毕竟不是同一概念，仅仅强调“清”，而不对“清”作限制和规定，那就会走向如刘将孙那样的自然性情论，所以他又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育德者其涵养如水之达，而沛然无不济，故水非徒清之谓也。”^[16]所谓“非徒清”，即要求诗有用：有关于世教，有用于当世。

虞集诗论在元中期居于主导地位，影响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一个时期的诗风。这种诗学“性情”论和与此相应的“治世之音”的诗坛风气，是时代使然，也是适应时代需要的。

[1] 揭傒斯：《神道碑》，《吴文正集》附录。此文为揭傒斯奉诏撰，《揭傒斯全集》不载。

[2]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吴文正集》提要。

[3] 吴澄：《元复初文集序》，《吴文正集》卷19。

[4] 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5页。

[5] 吴澄：《谭晋明诗序》，《吴文正集》卷17。

[6] 吴澄：《陈景和诗序》，《吴文正集》卷23。

[7] 吴澄：《刘复翁诗序》，《吴文正集》卷22。

[8] 吴澄：《邬畇兄弟字说》，《吴文正集》卷10。

[9] 吴澄：《萧养蒙诗序》，《吴文正集》卷19。

[10] 张之翰：《诗学和璞引》，《西岩集》卷17；程钜夫《王楚山诗序》，张文澍校点《程钜夫集》，第186页。

[11] 杨士奇：《录虞学士文》，《东里续集》卷18。

[12] 虞集：《秋堂原序》，《道园学古录》卷27。

[13] 欧阳玄：《罗舜美诗序》，魏崇武等点校《欧阳玄集》，第84页。

[14] 宋濂等：《元史》卷181《元明善传》，第4173页。

[15]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4。

[16]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