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雅集之风
文人雅集古已有之。有人认为，汉代梁孝王兔园会，已经有文人雅会的性质。建安时的曹丕、曹植兄弟与建安诸子的西园游宴、东晋时的兰亭雅集，都成为后人代代相传的佳话，引来后人多少倾慕。唐代的文人雅集进一步发展，到宋代，文人雅集已经形成风气，其中以欧阳修为中心和以苏轼为中心的雅集，对后世影响较大。特别是苏轼参与的西园雅集，上追兰亭，成为文人心目中雅集活动的典范。兰亭雅集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更添风流，西园雅集则因相传为李公麟所作《西园雅集图》让人向望其风采，尽管今人对《西园雅集图》的真伪以及历史上是否有过如图所绘的一次雅集活动有质疑。如果真的不存在《西园雅集图》所描绘的这样一次具体集会的话，那么它就是以苏轼为中心的元祐文人群体多次雅集的一个艺术表现，如此则图中所表现的文人雅集就更令人神往了。
文人之所以向往雅集，不外有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基于某种社会需要（政治的攀缘、社会地位或声望的攀附）的联谊，二是文人雅趣生活的享受。前者可以说是带有一定功利目的的，后者则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追求雅集所营造的理想化、艺术化的文人生活情趣。依据雅集目的的不同，我们大致可以把古代的文人雅集分成两类，或者说是带有两种不同倾向的雅集。西园游宴和兰亭雅集，正好可以代表这两个方面。
元代承宋金之后，文人雅集之风更盛。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文人雅集直到元代才形成规模效应和深远影响”[1]，这当然是以元末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为标志的。玉山雅集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在参与者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上都大大超越了兰亭雅集和西园雅集，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雅集的一个高标。雅集主持者顾瑛，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为同代人所敬仰，为后代人所追慕。他开创并主持的玉山雅集在当时吸引了一个时代几乎全部的诗坛名流。元末那样宽松的政治环境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永远失去了，那样的文人雅集也就永远不可能再出现。玉山雅集也就只能被后人追忆而无法在后世复制。玉山雅集出现在元末，它并非偶然发生、横空出世，而是雅集之风盛行大背景下形成的，如同大山脉群峰拱卫中的巅峰。也就是说，它是元代文人雅集风气中的产物。
1．元代前期有官方背景的文人雅集
研究者认为，元代前期的文人雅集以元世祖至元二十或二十一年（1283或1284）由雪堂和尚主持的雪堂雅集为代表，其地在大都城南天庆寺雪堂禅房，主持者雪堂和尚是皇孙甘麻剌（太子真金之子）的座上客[2]，参与者是以当时翰林文士为主体的十九名公[3]。据姚燧于武宗至大三年（庚戌，1310）所作《跋雪堂雅集后》一文可知，此次雅集中的诗文，编成《雪堂雅集》，此集收有二十七人之作（实二十八人）：“副枢左山商公讳挺，中书则平章张九思，右丞马绍、燕公楠，左丞杨镇，参政张斯立，翰林承旨则麓庵王公讳磐、董文用、徐琰、李谦、阎复、王构，学士则东轩徐公讳世隆、李盘、王恽，集贤学士则苦斋雷君膺、周砥、宋渤、张孔孙、赵孟頫，御史中丞王博文、刘宣，吏曹尚书则谷之奇、刘好礼，郎中张之翰，太子宾客宋道，提刑使胡祗遹，廉访使崔瑄。”主持者是一位颇具文士色彩和文人雅趣的僧人，时人王恽说：“雪堂上人，禅悦余暇，乐从贤士夫游，诸公亦赏其爽朗不凡，略去藩篱，与同形迹，以道义定交，文雅相接。”[4]所以，雪堂雅集就是一次文人趣味的集会。参与者之一胡祗遹作《题雪堂和尚雅集图》诗，专为此发论：“主人学苦空，虚左天下士。衣冠固不同，气味本相似。大道原于天，至性宁有二？”雅集中“性理谈天人，游戏到文字”，主持者的僧人身份对雅集的活动内容和趣味没有影响。胡祗遹很珍视这次集会，将其比作庐山白莲社和兰亭雅集：“三生白莲社，千载修禊事。公案又一新，清诗挂名氏。不知几千年，而复有兹会。”“诗像同刻石，传芳流百世。方驾晋名流，我言不阿比。”[5]不仅集会非常风光，后续活动也颇见声色：绘有雅集图（胡祗遹和王恽都有题诗，王恽《题雪堂雅集图》诗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18），雅集诗及图还曾刻石（据胡祗遹诗句可知）。这都显示了雅集主持者和参与者的地位和影响。但细心者会发现，这是一个以东平士人为中心的、在朝文士的联谊活动，囊括了当时北方在朝著名辞章之士的大多数（南方人物的代表赵孟頫也属辞章之士），而以邢州为中心的经济之士和以怀卫为中心的义理之士（代表人物许衡等人）则基本无人参加。所以，许衡弟子姚燧在《跋雪堂雅集后》中，对其中所收文章有否定的倾向。
再一次影响似乎更大的雅集，是英宗至治三年（1323）由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招集的城南集会，地点也在天庆寺。鲁国大长公主是元武宗之妹，仁宗之姊，文宗的姑母和岳母，是一位著名的书画收藏家。这次集会，是一次规模宏大、层次极高的书画鉴赏之会。与会者之一袁桷《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说：“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鲁国大长公主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命秘书监丞李某为之主。……酒阑，出图画若干卷，命随其所能，俾识于后。”[6]从现有文献看，参与这次集会的起码有袁桷、魏必复、李泂、张珪、赵岩、杜禧、赵世延、王毅、冯子振、陈颢、柳贯、吴全节、王观、孛术鲁翀等人。[7]宴集中，仅袁桷一人所题书画（主要是画）就有：（徽宗）《扇面》《定武兰亭》《牧羊图》、（吴元瑜）《四时折枝》《九马图》、（江贯道）《烟雨图》、（周增）《水塘秋禽图》、（王振鹏）《狸奴》《天王供佛图》、（徐白）《秋塘戏鱼图》、（惠崇）《小景》、（黄太史）《松风阁诗》、（王生）《鬼戏图》《出山佛像》《折枝》、（隆茂宗）《罗汉》、（周昉）《金星》、（黄居宝）《湖石水禽图》、（梵隆）《护法神》、（马贲）《秋塘水禽图》《孤鹤图》、（唐摹钟繇）《贺捷表》《传古龙赞》、（何尊师）《醉猫》《罗汉图》、（钱舜举）《禾鼠》、（徽宗）《
》、（徽宗）《桃核图》、（萧照）《江山图》、（顺宗）《墨行》、（巨然）《山水》、（赵昌）《折枝》《时苗留犊图》、（徽宗）《琼兰殿记》《苏李河梁图》、（燕文贵）《山水》《海潮图》《海狗窠石图》、（王振鹏）《锦标图》、（徽宗）《梅雀图》、（黄宗道）《播州杨氏女》等。[8]泰定元年，袁桷为作记，其记有言：“窃尝闻之：五经之传，左图是先；女史之训，有取于绘画。将以正其视听，绝其念虑，诚不以五采之可接而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达于上下，而草木虫鱼之纤悉，因物以喻意。观文以鉴古，审时知变。其谨于朝夕者尽矣。至于宫室有图，则知夫礼之不可僭；沟洫田野，则知夫民生之日劳。朝觐赞享，冕服悬乐，详其仪而慎别之者，亦将以寓其儆戒之道。”[9]这种聚会，带有浓重的官方意识和礼仪拘束，而缺少文人雅集的心灵自由与放松，故不为文人所乐道，也不是我们研究关注的重点。当时在大都举行有官方背景的文人雅会还有一些，如万柳堂宴游等。
从现有文献可知，在元初的北方，文人雅集之风已经较盛。胡祗遹《寄李参政》诗有云：“日月嗟逾迈，西风又再秋。雁横寒水碛，人倚夕阳楼。尘坌埋佳况，河山阻胜游。传闻好宾主，雅集日相酬。”[10]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一般情况。
2．大都与杭州的文人雅集
元代文人雅集之盛，见于元人文集者，各种雅集（宴集）序（记）及所赋诗，俯拾皆是。读元人文集，感到元人雅集风气之盛超越往古。仅见于戴表元《剡源文集》的，卷10就有《杨氏池堂燕集诗序》《牡丹燕席诗序》《八月十六日张园玩月诗序》（大德戊戌）、《游兰亭诗序》《客楼冬夜会合诗序》《城东倡和小序》，卷11有《千峰酬倡序》（大德四年）等。其中《牡丹燕席诗序》《八月十六日张园玩月诗序》《客楼冬夜会合诗序》《城东倡和小序》所记四次宴集，都在大德二年（1298），可见雅集举行之频繁。以上雅集，都集中在杭州一地。
元代文人的雅集活动以大都为最多。揭傒斯《城南宴集诗后序》就说：“京师天下游士之汇，其适然觏晤为千载谈者之资，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义感，或以言求。其取友虽岐，苟轨于道，均可以著简书而托子孙也。”[11]大都以外，文人雅集在全国各地都时有举行，而以南宋故都之杭州最为集中。与大都相比，以杭州为代表的东南地区的雅集活动又有不同。大都之文人雅集多有官方背景，雅集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以及雅集活动本身都或强或弱地表现出某种政治的或与政治相关的目的和色彩；相应的，雅集气氛也就相对庄重而有序。《城南宴集诗后序》很能说明这一点：
肴核维旅，酒醑惟旨，威仪有数，长幼有节。举盏更属，以亲以友。比往风后，若劝若惩。杂以谈谐，终归雅则。残月既堕，白露在庭。觞酌未阑，赋诗斯举。饮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饮者若素嗜焉。宾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乃合辙。新知旧好，吻然靡间。则斯会也，不已难乎？[12]
这是既讲官方礼仪，又具文人情调的雅集，且在酒的作用下，礼仪渐弛，气氛活跃，最终达到“宾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的境地。这是文人们所渴望的。文人们在雅集中追求的情调，一是清雅，二是在心灵的放松中享受大自然的乐趣。王恽《玉渊潭燕集诗序》就更多地表现了雅集中轻松的一面：
财赋总管王侯明之尚义好客，高出时彦。甲午秋孟，置酒潭上，邀翰林诸公为一日之娱。……簪舄既集，风日清美。红幢翠盖，间见层出。天光云锦，澹滟尊席。沙鸥容与于波间，幽禽和鸣于林际，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机，代清唱而侑觞也。酒有餍饫，宾主胥乐。烦襟滞虑，顿然一醒。清适夷旷，绰有余思。然赏心乐事，良难四并。雅会清吟，乌可多得？信口吐词，不计工拙。诸公走笔赓和，咸有所得。殆山阴禊事之修，幽情畅叙。[13]
这是一次文人色彩更浓的雅集。文中只有“红幢翠盖，间见层出”透露出一些官场气息。这次雅集活动是在郊外：“都城西郊，佛官真馆，胜概盘郁。其间有潭玉渊，盖丁氏故池也。柳堤环抱，景气满爽。岚烟瑞霭，沾渍襟袂。”[14]是一个文人们喜欢的自然之地，放松之处。“天光云锦，澹滟尊席。沙鸥容与于波间，幽禽和鸣于林际，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机，代清唱而侑觞也。”大自然为他们营造了一个可以忘怀世事的环境。在如此环境中，平日郁积于胸的“烦襟滞虑，顿然一醒”。与会的人感到，这是一次值得珍惜的难得之会：“雅会清吟，乌可多得？”他们在雅集中“清适夷旷”“幽情畅叙”，享受到了难得的快乐，所以比之为“山阴禊事之修”，就是东晋时的兰亭雅集。但这还不是纯文人之会。辛文房《唐才子传》对纯文人的雅会，有一个一般性的概括描述：
群贤毕集，觥筹乱飞。遇江山之佳丽，继欢好于畴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于斯能并矣。况宾无绝缨之嫌，主无投辖之困。歌阑舞作，微闻香泽；冗长之礼，豁略去之。王公不觉其大，韦布不觉其小，忘形尔汝，促席谈谐。吟咏继来，挥毫惊座，乐哉！古人有秉烛夜游，所谓非浅，同宴一室，无及于乱。岂不盛也！至若残杯冷炙，一献百拜，察喜怒于眉睫之间者，可以休矣。[15]
尽管从行文看，他是追述唐人雅集，但如此形象的描述，无疑只能以元人雅集为标本。也就是说，他所描述的实际上只能是元代文人雅集的情形。辛文房还特意将这种纯文人的雅集与官场趣味的集会相比较：“一献百拜，察喜怒于眉睫之间”，如此者“可以休矣”，这样的雅集场合是被抛却的。
以杭州为代表的东南地区的雅集活动是南宋文人雅集活动的延续。宋元之际曾寓居杭州的诗人戴表元很清楚地描述和说明了这种历史关系，他在《牡丹燕席诗序》中，首先说前辈交游宴集之雅令人追慕向往：“人之于交游会合，谈燕之乐。当其乐时，不知其可慕也。事去而思之，则始茫然有追扳不及之叹。”接着具体描述南宋四大名将张俊（死后追封循王）曾孙张镃（字功父，著有《仕学规范》《南湖集》，词人张炎曾祖）当年池馆雅集之盛：“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渐渐修还承平馆阁故事，而循王孙张功父使君，以好客闻天下。当是时，遇佳风日，花时月夕，功父必开玉照堂，置酒乐客。其客庐陵杨廷秀、山阴陆务观、浮梁姜尧章之徒以十数，至辄欢饮浩歌，穷昼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诗或乐府词累累传都下。都下人门抄户诵以为盛事。然或半旬十日不尔，则诸公嘲讶问故之书至矣。嗟夫！此非故家遗泽，余所谓追扳而不获者耶？”[16]张镃当南宋宁宗时累官承事郎、直秘阁、权通判临安府事、左司郎中等。有诗名，广交游，建宅南湖，园池声色服玩之丽甲天下。其雅集之客杨万里（廷秀）、陆游（务观）、姜夔（尧章）以及辛弃疾等人，都是当时一流诗人，雅集主人张镃也是诗词书画兼擅之雅士。其雅集之频繁，影响之大，戴表元这里都有简明的交代。张镃之孙字国器者，在入元后的大德二年（戊戌，1298），续其家风，重开宴集：
大德戊戌春，功父诸孙之贤而文者国器甫，复寻坠典。自天目山致名本牡丹百余归第中，以三月九日，大享客。瓶罍设张，屏筵绚辉，衣冠之华，诙谐之欢，咸曰自多事以来所未易有。
尽管改朝换代了，但战争结束，文人们的雅趣生活还要延续。在新朝，文人们失去了宋时的优越地位和优裕生活，同时有了更多的闲暇，当然也多了寂寞和无聊。文人们更有时间也更需要聚会，因而诗酒雅集，较之宋时反倒更盛了。
3．元代文人雅集的心理探寻
元前期南方的文人雅集，在很多方面大不同于宋末的文人雅集。其召集者和参与者，都是宋之遗老，他们或入元后不仕，作为逸士逍遥于故都湖山，或者仅为闲散教职，无权但有闲。戴表元《杨氏池堂燕集诗序》所记至元二十三年（丙戌，1286）春的一次宴集，可以作为同类雅集的样本。宴集的召集人名为宋遗民周密（字公瑾），而实际是依托杨承之之园林。杨承之是南宋高宗、孝宗时大将杨存中（和武恭王）之后，“其居之苑御，多引外湖之泉以为池，泉流环回斗折，涓涓然萦穿径间，松篁覆之，禽鱼飞游。虽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观。而流觞曲水者，诸泉之最著也”。周密和杨家有姻亲关系，周密表示很喜欢杨氏在杭州的住处，杨氏于是就送给他一块地，让他“自营别第以居”，周密也就成了杭州人，因而便有了条件召集一次雅会。参与这次集会的，有客居于杭州的“山阴徐天佑斯万、王沂孙圣与，鄞戴表元帅初，台陈方申夫，番阳洪师中中行”，有“杭人之有文者，仇远仁近、白珽廷玉、屠约存博、张楧仲实、孙晋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日从之游。及是，公谨以三月五日将修兰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即当时杭州的知名文士与客居杭州的著名文人共十四人（包括周密与杨承之）。宴集在杨氏之池堂。杨承之具礼招待，“公谨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为好，或膝琴而弦，或手矢而壶，或目图与书而口歌以呼。醉醒庄谐，骈哗竞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穷达壮老之历乎其身也”。集会中的狂欢，显然是心灵压抑的释放，已经远远超出文人雅集的自由与自然，超越“雅”而至于“狂”。这次雅集在元军破临安后的十年，对于参与雅集的人来说，最初的亡国剧痛已渐渐淡去，他们要面对新的现实，理性地思考自己的人生。但这时他们发现，先圣先贤留下的关于士人生存价值的所有理论，都不能给自己的人生找到支撑点。面对人生的尴尬，他们需要聚会，希望与同样尴尬的人在一起互相肯定，给自己的人生找到支撑点。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既希望自己浑浑噩噩忘怀一切，又希望清醒过来为自己找到一种人生价值的解释而明明白白地活下去。戴表元此序中“醉醒庄谐”四个字，不管是作者有意揭明还是偶然得之，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本文的点睛之笔，极好地表现了这类雅集中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当一部分人希望清醒一下为自己的人生找到解释时，又立即发现这是很困难的，“于是坐中之壮者茫然以思，长者愀然以悲。向之叹者，欲幡然以辞。既而欢曰：事适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饮酒而已，非叹所也。且我何用远知古人？”[17]他们不知道应该清醒地活还是糊涂地活，这种矛盾也使他们痛苦。终于似乎所有的人又无奈地达成一致：复归于沉醉。在这样矛盾和微妙的心理支配下，东南地区的文人雅会空前频繁，也呈现出历史上文人雅会所没有过的气氛。
大约过了十来年，这种醉也无奈、醒也无奈的尴尬随时光的流逝而淡化，而忘怀。一部分人热衷于仕途，奔走于京城权势之门，一部分不汲汲于当世之事的文人们，则在雅集中寻找快乐。他们给自己寻找很多理由聚会，在自然山水和诗酒唱和中体验文人独有的快乐。比如说，孔子说诗“可以群”，既然有如此堂皇的理由，诗人们为什么不群集以赋诗呢？戴表元就说：“余少时学诗，诵夫子之说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易知也。至于‘可以群’，而难之。”那时不了解诗“可以群”。后来才懂得“群”之难：一对一的交往容易，而多人的“群”聚难得。幸而他们都生活在杭州，“交之群莫盛于杭”，又有可以作为群贤交往的核心人物，何乐而不聚会呢？戴表元的《城东倡和小序》，就记录了大德二年的一次诗酒宴集。兹集“清谈剧饮甚适”，当然有诗歌唱和，唱和之作“其气如椒兰之交袭而郁也，其音如箫钟之迭居而不乱也，其类如针芥磁铁之不相违而相入也”。[18]至元二十三年“杨氏池堂燕集”时的苦闷与尴尬，已云雾散尽，剩下的只有远离世事的诗人世界带给他们的快乐。他们都写了什么诗，已不得而知。清人厉鹗《东城杂记》卷上载《城东倡和序》，后有按语说：“顾伯玉名文琛，尝为郡国所举辟，游燕不遇归。陈无逸名康祖，龙泉人，官澧阳教。张仲实名楧，号菊存，杭人，系出西秦循王五世孙，牟巘翁之婿，官江阴学正。白廷玉名珽，号湛渊，杭人，官江浙儒学提举。屠存博名约，号月汀，杭人，官溧水教。诸公皆知名可考，惜倡和诗已散佚不传矣。”[19]诗不存，是遗憾，但也不必遗憾。对于当时的诗人来说，写出什么诗，好像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只在于聚会写诗，在于活动本身，在于写，而不在于写出了什么诗。那么对于近千年后的研究者来说，了解活动本身，比了解所写的诗更重要。有时候他们给自己找的理由很简单：需要放松。“斯人之居斯世，虽学道，不可以过劳。于是乎必有时节燕游咏歌之乐，以节适其筋骸，而调娱其血气。其尽游之乐，非远之乎山林宽闲旷野之处则不畅。”这是戴表元《八月十六日张园玩月诗序》开篇的话。这次宴集在“城东倡和”数月前的中秋次日，他们选择了“在杭廛阛阓中，略无嚣声。深垣窈径，芳林远榭，居然令人有山谷意”，在杭城之中而有山谷之趣的张楧仲实家之园林。“是夕也，云河豁舒，风露娟爽。客主诸人，谈谑庄谐，啸歌起止，各尽其趣。”在雅集中，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心灵满足：
夫其游足以散劳而不烦，饮足以合欢而不乱，气清而能群，乐最而有文，是岂非学道者之所许，而骚人逸士之事也耶？
如果说十年前的聚会是发泄和释放的话，现在则变成了享受，享受清雅与放松，享受自然，也享受群居之乐。当然也还有人停留在过去的时光里，触动了世事变迁之怀，并制造了些伤感和无奈的气氛，但已经引不起与会者的共鸣，“酒半，有歌退之《赠张功曹》长句者，遂取其末章分韵赋诗以为乐”。[20]所歌是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月何。”[21]这种“声酸辞苦”的歌，极有可能把大家带回过去，唤起人们心中的悲凉。不过，根据记载，它没有改变宴集“合欢”的气氛，只是给大家提供了分韵赋诗的材料。在戴表元写的这篇序中，歌者这种酸苦的不和谐之音，被完全掩盖掉了。
4．文人自身价值的重新发现与托诗留名的驱动
在宋亡之初的苦闷与尴尬中，元代文人也在寻找和重新发现其生存价值。
汉代以后文人的人生价值，其实现途径，或是治国平天下，则其人生价值依附于政治；或说进而行道、退而明道，则其人生价值依附于“道”。依附于政治或依附于“道”，其实是一回事，因为所谓“进而行道”，还是治国平天下。其实现途径主要在进，进则在政治上实现人生价值；不得已而退，退则在明道中显现其人生价值。进则学伊尹行道于天下，退则学颜渊明道于万世，“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22]。进而行道，在元代文人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退而明道，在元代也缺乏条件。程钜夫对宋代学术的批判和对元代学术的表彰，让我们从反面认识这一问题：
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文儒轻介胄，高科厌州县，清流耻钱谷，滔滔晋清谈之风，颓靡坏烂，至于宋之季极矣。穷则变，敝则新，固然之理也。国朝合众智群力壹宇内，自筦库达于宰辅，莫不以实才能立实事功，而清谈无所用于时。[23]
他没有指明批评对象，但显然所指是“理学误国”。在元代当时，蒙古贵族和色目高官既不知心性义理为何物，南宋灭亡后又有理学空谈误国之反思。在这样的学术导向和世风下，像宋儒那样“为往圣继绝学”，沉潜于心性义理之辨的学术，没有社会土壤，也难以为社会所认可。学术史的实际也证明，元代学者在学术承传上是有贡献的，但要像宋儒那样发明“圣贤不传之学”，元代学者不可能，也没有。
千百年来，文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两大途径，即治国和明道，到元代都行不通了。儒者无用之论，从耶律楚材所处的蒙古时期的西夏造弓者常八斤以来，一直是比较流行的观念。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文人自身还有没有价值？元代文人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困惑。文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为自己寻找精神与心理的支撑。当治国与明道都与自己无关时，他们才发现，原来治国与行道，对于文人来说，都是外在的东西。既然是文人，其价值和优势就在于自身的“文”，即文化、文才。“文”是他们的自身属性，也是他们社会角色的优势。这时他们才发现了真正属于自身的价值，其价值不依附于政治，不依附于道统，为他们自身所具有。不治国，不明道，其价值依然，不会因社会的改变而失去。与“文”的属性相连，还有高雅不俗的生活情趣。曾被孔子赞赏的曾点舞雩之适，在忘怀世事的轻松中享受自然与文人雅趣之乐，追求人格的完整和精神的独立，在与尘俗的鄙野、官场的污浊的鲜明对比中展示清雅之趣，突出文人独居文化高地优越感的人生价值，就成为很多文人自我调适的选择。他们有文化，有情趣，以此区别于世俗的鄙庸和富贵者的污浊。诗人戴表元称此为文人的“清能灵识”。在他看来，诗人之“清能灵识”是独得于天者，天既不以之赋予世俗之人，也不赋予富贵中人。文人有此，足以傲世。诗须“清言”，为了诗之“清言”，他们鄙弃干扰诗思清言的“世俗膏粱声色富贵豪华豢养之物”。[24]赵文进一步认为，人之“清才”远比富贵难得，因而也更可贵：“宰物轻与人以富贵，重与人以清才。”[25]不仅不可以强力取，甚至不能以智巧取，它为文人所独有，其得来是灵妙难言，不知其所以然的。与清才相比，可以强力取、可以智巧取的东西不可贵，只有清才才是真正可贵的。贡师泰说：
富贵可以知力求，而诗固有难言者矣。是以黄金丹砂，穹圭桓璧，犹或幸致，而清词妙句在天地间，自有一种清气，岂知力所能求哉？[26]
文人在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中获得了心灵的平衡与满足，有了这样一种人生意义的解释，他们不再苦闷与尴尬，所以他们珍惜这样的宴游与雅集。戴表元在《千峰酬倡序》中写道：
方其濯缨清流，连镳层云，雍容雅言，优游燕歌，固当他有汲汲于今时之为者。风霜摇落，砂砾净尽，平生扳援驰逐之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俯首从事于山川篇翰间，一以逃喧远累，一以忘形遗老，寒暄、荣悴、嚣寂、禽虫、卉木、百物之变出没于前，忧愁、喜乐、穷达、贵贱、史册古今之感往来于中，一一可与吾接而不得为吾累也，何莫非诗之助者？呜呼，快哉！[27]
在山水和诗酒中可以“逃喧远累”“忘形遗老”，一切自然的和人事的，可能触动人的情绪的东西，都只成为“诗之助”而不会带来心之累。他们完全从消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了。
托诗留名，也是元代文人作诗以及宴集诗酒唱和的驱动力。中国古人有所谓“三不朽”的人生追求。当立德立功已经无望时，立言的可能也很渺茫[28]，便转而希求以诗传名。特别是金元之际元好问编《中州集》，给元初南方文人两点启发：第一，渴望有人（自己或他人）汇编宋末一代诗集，借以为宋末存一时之史[29]；第二，自己要作诗，以备他年有人辑录，以便托诗留名以不朽。甘复《山窗余稿·章子渔诗稿序》就谈到了士人的此种心理：“士之生长草泽，不见用于时以行其志，则有穷愁焦槁无闻之叹。幸而托于诗歌以自见，庶几有声一世而流辉将来尔。”[30]贫贱者如此，富贵也难免与草木同朽，只有诗人，因有诗作流传人间而不朽。李继本为王颙写的《冰雪先生哀辞》就说：“从古以来，富贵磨灭，与草木同朽腐者，不可胜纪。而诗人若孟郊、贾岛之流，往往有传于后。”[31]同样的意思，赵孟頫用诗表达：“功名亦何有，富贵安足计。唯有百年后，文字可传世。”[32]这种心理也并非元人才有，李白《江上吟》诗：“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33]已经表达了这样的心理。不过在元代，不朽事业已经与自己无关，只有靠文字留身后之名了。渴望以诗留名的心理，在文人更为普遍了。
5．元代文人雅集的纯文人化色彩
在现存元人别集中，文人雅集的记载普遍较多。从这些记载看，元代文人雅集少官方背景，多民间性和纯文人色彩。比较早的如程端学《游赤山诗序》所记的一次游宴活动：成宗大德八年（1304）腊月廿日游赤山。雅集参与者鄙弃富贵者的“人作之境”，喜爱自然山水的“天作之境”：“自然之山，自然之水，远澜近薄，可眺可止，风气自清，闲云自生，幽鸟清猨，时来自鸣。”他们认为，在这样自然山水中“浊酒盈壶，钓水采山。二三同志，提携以攀。狂谣醉舞，乘兴往还”，这是“贫贱者资以乐其境者也”。这种乐趣，是富贵者在“人作之境”中无法体验的。他们“同上赤山，得佳趣焉。于是纵酒赋诗，穷搜极讨”。[34]这与戴表元所记大德年间的若干雅集的情调，是很接近的。柳贯《跋鲜于伯几与仇彦中小帖》记载了北方几位文人仕宦于南方，在杭州与几位南方文士的宴集。与程端学《游赤山诗序》所记之宴集不同，柳贯所记，参与者都有官职，有的还可称为高官。但他们的宴集，却是地地道道的文人宴集，他们聚集在一起，是因为“风流文献，盖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睹也”，聚会中只有文人雅趣，在这里，他们都是文人，没有了官职。这种聚会，成为他们心中最美好、最珍贵的记忆。多年以后，柳贯追忆，还是那样神往，并为逝去的美好不可复追而倍感失落：“文士相从之乐，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虽欲累取迭致，得乎？……企音徽之遂远，怅文会之寂寥。志其盛以悲其衰。邻笛有声，予将掩耳而避之。”[35]今天读来，还为他的深情所感染。再晚一些的，杨翮《上巳日燕饮诗序》记载了泰定帝末年（致和元年戊辰，1328）三月上巳日在杭州的一次雅集，宾主在远离官场和世俗的自然中充分享受文人们无拘无束的心灵完全放松的快乐：
凡得于游衍之适者，皆乐也，而有备不备焉。晋永和兰亭之会，自昔以为美谈，或图而传之，至于今不衰。是岂独以其书耶？……岁戊辰，以暮春之三日，从钱塘之士来燕于湖滨莫氏之新堂。悦风日之恬舒，适心体之旷闲。来会之人，复彦且嘉。思有以全其乐也，于是位以齿从，无别崇卑；酒以令行，罔间疏昵。郑卫之乐不设，雅颂之辞代举。官府之政靡言，林壑之谈交应。……已而欢甚，分韵为诗，皆若有慊焉。……今兹却丝竹而乐寓，遗世俗而礼存。览时序之昭融，洽主宾之忻愉，真足以踵芳昔贤，作矩后人，庶几乎乐之傋者。[36]
其他如邓文原《巴西集》卷上《送黄可玉錬师还龙虎山燕集序》、戴良《九灵山房集》卷21《书画舫燕集诗序》等，不胜枚举。“位以齿从，无别崇卑；酒以令行，罔间疏昵。郑卫之乐不设，雅颂之辞代举。官府之政靡言，林壑之谈交应。”这里除了年齿，再没有别的次序。一切尊卑高下、亲疏远近，那些官场和儒家伦理最为重视的东西，在这里都被抛弃，起码是置而不用了。人们展示的，都是最本真的自我。
在有功利目的和无功利目的这两类雅集中，元代文人的雅集多属于后一种，他们对前代文人雅集的理解与评价也多从后一种着眼。魏初《山庄雅集图序》中历数前代雅集，进入他视野的基本上是民间的、休闲的、无政治背景和功利目的的，他说：
古今一天地也，人物一元气也。元气一，古今不可以二。故山阴兰亭之集，春夜桃园之宴，竹林七逸、洛下九老，虽巨细不同，其托物兴怀，自得天地之妙者，岂以古今？[37]
元代的文人雅集，即使是有官方背景，甚至有如鲁国大长公主那样皇亲国戚为背景的，其参与者，依然是比较边缘化的在朝文人。这一点，可以在上文所列雪堂雅集和天庆寺集会参与者的名单中得到印证。这些人虽是朝官，但大多是有盛名而无实权者。
元代的文人雅集到元末更盛。元末的文人雅集以昆山富豪兼诗人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深远。玉山雅集是元代文人雅集的巅峰。
由于今人对玉山雅集的研究已经很多，故关于玉山雅集的一般情况不再细说。《四库全书总目·玉山璞稿》提要评玉山雅集：“池馆声伎、图画器玩，甲于江左。风流文采，倾动一时。”[38]玉山雅集起码在四个方面成为历代文人雅集之最：一是极园池台榭之胜，二是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知名诗人，三是持续时间之长为自古以来所无，四是它是决去功利之求和攀附之意的纯粹文人追求理想化、艺术化生命与生活方式的体现。《四库全书总目·玉山名胜集》提要则说：“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于辋川、云溪，其宾客之佳、文辞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而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3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列举有“玉山草堂饯别寄赠诸诗人”，一共三十七人，而刘季在她的博士论文《玉山雅集与元末诗坛》里说：在顾瑛等人编纂的雅集的各本诗集里梳理出来的、有诗歌留存的诗人大概有二百三十多位。他们的参与情况也很复杂，其中有一些人只是以诗投递，并未亲到玉山佳处，所以上述二百三十多人中，实际亲到玉山的应该小于这个数字，但也有一百多位。如果算上资料的散佚和雅集中没有留下作品的宾客，实际上与顾瑛有交往的人数应该远大于以上这两组数字。另外，这个交游群体的构成十分复杂，年龄最大的如黄公望，已经有八十多岁，年轻的不过二十多岁，年龄跨度至少有三代。参与者的族属包括了汉族士人、蒙古人、色目人。[40]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直到元末，大大小小的聚会在这里持续二十年。时人李祁《玉山名胜集序》说：
昆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顾氏，顾氏之有才谞者曰仲瑛。仲瑛即所居之偏辟地以为园池，园之中为堂，为舍，为楼，为斋，为舫，敞之而为轩，结之而为巢，葺之而为亭，植以嘉木善草，被之芙蕖菱芡。郁焉而阴，焕焉而明，阒焉而深，一日之间不可以遍赏。而所谓玉山草堂，又其胜处也。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来与朝士之能为文词者，凡过苏必之焉。之则欢意浓浃，随兴所至，罗樽俎，陈砚席，列坐而赋，分题布韵，无间宾主。[41]
玉山雅集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文人的“真率之会”，表现得极其充分。集会者超越礼法，疏放自适，按杨维桢《雅集志》的描述，宴集中有“岸香几而雄辩者”，有“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之外者”，有“捉玉麈从容而色笑者”，有“席皋比曲肚而枕石者”，有“坐蟠根之上者”。[42]可以说是越礼法而任性情，完全可以放任自己，任性而为。玉山雅集的玩文化，在元代文人雅集中达到了极致。除了诗酒，玉山还有古玩与图书，“商樽周彝，秦钟汉鼎”“牙签玉轴，左图右书”，参与者个个是才俊，“胸襟星斗，咳唾明珠”，他们可以以此自信自负：“玩弄大块，睥睨庸奴。”[43]那些“委巷之人，崛起而有千金，跨大马，称达官”者，纵权倾一时，富甲天下，在这些文化贵族面前，应是自惭形秽。自然的清秀与文人的清才相辉映，“碧梧翠竹与清扬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44]，这是一个截然高出于尘俗、判然有别于官场的文人世界。“风流文献”永远是属于他们的优势。
但是，到玉山雅集的后期，东南烽火四起，社会动荡。雅集的高扬与自足气氛，也为凄凉情调所取代。
与雅集之风相关的是唱和之风。文人诗酒雅集，聚会中分韵或分题赋诗，有时则同题唱和。这种同题唱和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轻而易举地就延伸至雅集之外，一人唱而多人和。这在元代诗坛也很盛行。学者兼文章家陈栎写有专论《和诗说》，文章考查了自舜庭赓歌一直到宋代诗歌唱和的变迁，最后批评元代同题唱和之风。[45]从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同题唱和之盛行。明人朱存理《珊瑚木难》卷1卷2、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15所载《听雨楼》《破窗风雨卷》大规模的同题唱和诗作，可以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当时同题唱和风气之盛。[46]
[1] 黄仁生：《顾瑛在元末文坛的作为与贡献》，《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 雪堂和尚为临济禅师，住大都天庆寺，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57《大元国大都创建天庆寺碑铭并序》介绍其生平：“师讳普仁，字仲山，姓张氏，雪堂其道号也。世为许昌人。”其召集的雪堂雅集：“即寺雅集，自鹿庵、左山二大佬以下，至野齐、东林，凡一十九人。作为文字，道其不凡，时方之庐阜莲社云。”
[3] 参考叶爱欣：《“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诗人文学活动考》，《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4] 王恽：《雪堂上人集类诸名公雅制序》，《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3。
[5] 胡祗遹：《题雪堂和尚雅集图》，魏崇武等校点《胡祗遹集》，第25页。
[6] 袁桷：《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李军等校点《袁桷集》，第640页。
[7] 参考王进：《元代后期文人雅集的书画活动研究——以玉山雅集为中心展开》，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年博士论文；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诗歌风貌》，南开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8] 袁桷：《皇姑鲁国大长公主图画奉教题》，李军等校点《袁桷集》，第634页。
[9] 袁桷：《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同上书，第640页。
[10] 胡祗遹：《寄李参政》七首之六，魏崇武等校点《胡祗遹集》，第91页。
[11]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第290页。
[12] 同上。
[13]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2。
[14] 同上。
[15] 辛文房：《钱起传》，《唐才子传》卷4，周绍良《唐才子传笺证》，第658页。
[16] 戴表元：《牡丹燕席诗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36页。
[17] 戴表元：《杨氏池堂燕集诗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36页。
[18] 戴表元：《城东倡和小序》，同上书，第140页。
[19] 厉鹗：《城东倡和序》，《东城杂记》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戴表元：《八月十六日张园玩月诗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37页。
[21]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22] 周敦颐：《通书·志学》，《周敦颐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7页。
[23] 程钜夫：《送黄济川序》，张文澍校点《程钜夫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24] 戴表元：《吴僧崇古师诗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24页。
[25] 赵文：《王奕诗序》，《青山集》卷1。
[26] 贡师泰：《葛逻禄易之诗序》，廼贤《金台集》卷首。
[27] 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84页。
[28] 在古人看来，作诗非立言之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79页。
[29] 据赵汸为虞集所撰行状，虞集曾“慨夫吾党之士，知之者微矣。尝欲取太原元公《中州集》遗意，别为《南州集》以表章之。惜篇目虽具，而书未及成”。见赵汸《东山存稿》卷7《邵庵先生虞公行状》。
[30] 甘复：《山窗余稿》，《豫章丛书》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1] 李继本：《一山文集》卷7，《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金侃抄本。
[32] 赵孟頫：《酬滕野云》，《松雪斋集》卷2。
[33] 李白：《江上吟》，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第480页。
[34] 程端学：《游赤山诗序》，《积斋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柳贯：《跋鲜于伯几与仇彦中小帖》，《柳待制文集》卷18。
[36] 杨翮：《上巳日燕饮诗序》，《佩玉斋类稿》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傋”或为“備”之误。
[37] 魏初：《青崖集》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8，第1460页。
[39]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8，第1710页。
[40] 刘季：《玉山雅集与元末诗坛》，南开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41] 顾瑛：《玉山名胜集》卷首，第6—7页。
[42] 杨维桢：《雅集志》，顾瑛《玉山名胜集》卷2，第46页。
[43] 赵麟：《玉山草堂赋》，顾瑛《玉山名胜集》卷1，第33页。
[44] 杨维桢：《雅集志》，顾瑛《玉山名胜集》卷2，第46页。
[45] 陈栎：《和诗说》，《陈定宇先生文集》卷5，《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46] 参考左东岭：《玉山雅集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其诗学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