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后期诗学
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文宗去世，7岁的宁宗即位后43天就死了，次年元顺帝即位，元代的历史也就进入了后期。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戊申，顺帝退出大都，逃往漠北。中国历史上的元代就此结束。我们所说的后期，即元顺帝时期，共36年。
元文宗是元代历史上少有的有为之君，在位期间，开奎章阁，建学士院，延揽名儒，讲授儒学，撰《经世大典》，开创了文化建设的繁盛局面。随着他的去世，这一切都成为过去。顺帝即位不久，即罢科举，撤奎章阁，改为宣文阁[1]，还发生了蒙古贵族权相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事[2]。
元后期，脱脱更化也曾为大势将去的元王朝点燃希望，宋、辽、金三史，也在脱脱的主持下得以修撰。文人们也曾以为这是盛世重现，欧阳玄有诗高歌：“至正群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3]甲寅指仁宗延祐元年。但总的来说，学术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作为元代文化盛世标志的奎章阁，此时门锁阁空，诗人萨都剌有诗写道：“奎章三月文书静，花落春深锁阁门。玉座不移天步远，石碑空有御书存。”[4]衰落的原因，有社会政治和学术发展双重因素。
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说，元代后期完全失去了学术发展的客观条件。顺帝即位之前，已有权臣燕铁木儿乱政。顺帝即位后又有权相伯颜跋扈，政治进入了极度黑暗时期。此后虽有“贤相”脱脱短暂执政，但元朝大势已去，反元起事接连发生，大江南北已是处处烽烟。在元朝危难之秋，脱脱曾再任丞相，但不久即遭劾罢相，随后遇害。此时战火已经燃遍大半中国，元朝军阀之间也相互攻伐。蒙元朝廷在一片战乱中离开大都，逃往漠北。元代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攻伐与纷争中结束了。这样的时代，政府无暇从事文化建设，学者无法潜心治学，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可安放书桌的地方，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学术的发展。
但元后期诗坛并不沉寂，清代以整理元诗为事业的顾嗣立有“有元之文，其季弥盛”之论[5]。以杨维桢为宗主的“铁体”席卷东南，影响大半个中国，成为元代诗史上夺人眼目的一个诗派，引来后人持续不断的关注。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是中国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文人雅集，吸引了那个时代几乎全部的诗坛名流，又成为明清文人们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它是中国文人失去了的理想国，它是留在中国文人心中的诗坛神话。唱和诗结集成《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至今仍使人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在苏州一带，有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吴中四杰”以及由著名诗人高启主导的“北郭十友”，也取得了大可称道的创作成就。在浙江婺州，金华学派在元中期已流为文派，派中后学吴莱、戴良成为元中后期的著名诗人。在浙东战火中，依附于元将石抹宜孙的刘基等人，在战争的间歇中还聚会唱和[6]。一批“西北弟子”，今人称之为少数民族诗人，崛起于诗坛，其突出的代表是萨都剌，使得元代诗坛有了更加丰富的色彩，也给后人谈论元诗增加了一个独特的话题。
后期诗论，有一杨维桢，在中国诗学史上便占有颇具特色的一页。杨维桢个性鲜明的诗论，对明代诗坛和诗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次则有戴良，他的诗歌和诗论，近些年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元后期的诗论家许有壬、苏天爵等人，也各有建树。
元末诗学批评的一大功绩是开启明代诗学。明初诗学是在元末诗学批评家的影响下展开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但进一步，现在所谓的明初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元末人的贡献。
生活于元后期的杨士弘编选的唐诗选本《唐音》，是元后期诗学必须说到的。杨士弘，字伯谦。襄城（今属河南）人，寓清江（今属江西）。好学能文，尤工诗，有《鉴池春草集》，已佚。他积十年之力而成的《唐音》，去取颇为不苟，分“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收唐诗1341首。据杨士弘书前自序，此书之编选始于乙亥（1335，顺帝后至元元年），成于甲申（1344，至正四年）。元代诗坛宗主虞集为之作序，对其书其人给予了极高评价：“其用意之精深，岂一日之积哉？盖其所录，必也有风雅之遗，骚些之变，汉魏以来乐府之盛。其合作者则录之，不合乎此者，虽多弗取，是以若是其严也。昔之选唐诗者非一家，若伯谦之辩识，度越常情远哉！”[7]虞集之评，决非虚誉。当时此书一出，其他唐诗选本几废。从元末到明中叶一百多年中，广为流传，影响甚大。[8]我们可从明人评价中感受《唐音》在明代诗坛的影响：
杨伯谦诗好唐，集若干卷，以备诸体，仍分盛、中、晚为三。世道升降，声文之成，安得不随之而变也？总名曰《唐音》。既镂梓，天下学诗而嗜唐者争售而读之，可谓选唐之冠。（宋讷）[9]
杨伯谦名士弘……工于诗，又工乐府。尝选《唐音》，前此选唐者皆不及也。（杨士奇）[10]
自宋以还，选唐诗者，迄无定论。大抵宋失穿凿，元失猥杂，而其病总在略盛唐，详晚唐。至杨伯谦氏始揭盛唐为主，得其要领；复出四子为“始音”，以便区分，可称千古伟识。（胡震亨）[11]
胡震亨在这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诗歌发展史和诗学史的事实：杨士弘引导了明人宗盛唐的走向。在《唐音》问世以前，元人的宗唐，在初、盛、中、晚及各家各派中，并无一定之指向。邓绍基认为，元之宗唐与宋末严羽等人的宗唐不同，与明人的宗唐也不同。就风格说，元诗宗唐的结果是万花千木。[12]其实，在这“万花千木”中，元人特别是元后期是倾向于学晚唐的。杨士弘编《唐音》，在某种程度上有对此不满的因素。其自序有明确而强烈的表达：
余自幼喜读唐诗，每慨叹不得诸君子（按，指初盛唐之“四杰”及陈子昂、李、杜、王、孟等人）之全诗。及观诸家选本，载盛唐诗者独《河岳英灵集》，然详于五言，略于七言，至于律绝，仅存一二。《极玄》姚合所选，止五言律百篇，除王维、祖咏，亦皆中唐人诗。至如《中兴间气》、《又玄》、《才调》等集，虽皆唐人所选，然亦多主于晚唐矣。王介甫《百家选唐》，除高、岑、王、孟数家之外，亦皆晚唐人诗。……他如洪容斋、曾苍山、赵紫芝、周伯弼、陈德新诸选，非惟所择不精，大抵多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也。后客章贡，得刘爱山家诸刻初盛唐诗，手自抄录，日夕涵泳，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13]
明人高棅的《唐诗品汇》宗盛唐，一般的文学批评史等著作都以《唐诗品汇》开明代诗必盛唐、前后七子格调说的先声。但《唐诗品汇》是在《唐音》的直接影响下成书的。宗盛唐风气之先导，无疑要上推到元后期的杨士弘。
前人论明诗，说明初诗坛之盛承元季而来。《明史·文苑传序》说：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袆、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它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
凡熟悉元明之际历史和文学史的人，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蔚然之盛并不在明初，而在元末。其所列举元明之际诸诗人，其创作成就都是在元末取得的，入明之后没有什么创作实绩，诗坛当然也难以称盛。不光创作如此，诗学也是如此。
著名诗人高启以格、意、趣论诗。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诧轩，苏州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江之青丘，自号青丘子。洪武元年（1368）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以其才学受朱元璋赏识，复命教授诸王，纂修《元史》。洪武三年秋，擢户部右侍郎，固辞不受，赐金放还。返青丘，教书治田自给。因不受官遭朱元璋疑忌，洪武七年，借故加罪腰斩。高启在明生活前后不过6年，在朝则只有3年。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元代创作的。我们看他的精彩论诗：
诗之要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14]
这是高启为诗僧的诗集所作的序，故文末又谈及诗与禅：“昔人有以禅喻诗，其要又在于悟，圆转透彻，不涉有无，言说所不能宣，意匠所不可构。”高启是元明之际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其诗论也无愧于其诗名。
元末，东南地区有两大文化与文学中心：浙东与吴中。高启是当时“吴中四杰”之首，是吴中诗人和诗论家的代表。在浙东婺州，金华后学宋濂、王袆、胡翰、苏伯衡、戴良等一大批诗人和文章家，也都是诗论家，发表过有价值的诗学见解。我们以王袆诗论为例，获取一个粗浅的认识。
王袆（1321—1372），字子充，义乌（今属浙江）人。师事柳贯、黄溍，在元末以文章名，与廼贤之诗、韩与玉之画并称“三绝”。在元不为世用，隐居青岩山。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取婺州（金华），召见，任为中书省掾史，授江南儒学提举，同知南康府。洪武二年（1369）与修《元史》，与宋濂同为总裁。洪武五年奉使云南谕降元梁王，遇害。他论诗也颇有见解：
诗至于唐，盛矣。然其能自名家者，其为辞各不同。盖发于情以为诗，情之所发，人人不同，则见于诗，固亦不得而苟同也。是故王维之幽雅，杜牧之俊迈，张籍之古淡，孟郊之悲苦，贾岛之清邃，温庭筠之富艳，李长吉之奇诡，元、白之平易典则，韦、柳之温丽靖深，盖其所以为辞者，即其情之寓也。而今世之为诗者，大抵习乎其辞而不本于其情，故辞虽工而情则非。[15]
他以“情”论诗，且他之所谓情，强调的是个人之情。他认为，只要情真，诗便可以“譬如芙蕖出水，污泥不染，而姿态婉然；如春莺出谷，音韵圆媆，而自谐律吕”。当然，真挚的感情还应有好的言辞来表达，“情辞俱至，足以自名其家者也”。[16]这显然是元末论诗之见解。明立国五年，他就去世了。在明初的政治环境里，他的这种诗论，是不为所容的。
明代闽派诗人崛起。闽派诗人向上可追溯到元中期“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杨载，但杨载其实生活在杭州。元明之际的林弼，可以称为闽派诗人之前辈。林弼，字元凯，曾改名唐臣，龙溪（今福建龙海县）人。元至正甲午（1354）进士，任漳州路知事。洪武初，出使安南，还，改授丰城知县，擢登州知府。他以情、理、法、辞论诗，认为好诗应“情真而法严，理臻而辞工”。他给王袆诗集写的序，表达了他的诗学见解：
古人之诗本乎情而以理胜，故惟温厚平易而自有余味。后世之诗，局于法而以辞胜，故虽艰险奇诡，而意则浅矣。夫《三百篇》者，诗人情性之正，而形于温厚平易之言也。后世能言之士，有极力追仿不能及者，则固非无法也，非无辞也。其法非后世之所谓法，其辞非后世之所谓辞也。盖情之所发者正，理之所存者顺，则形于言也，自有其法，自有其辞，有不待于强为者也。惟能有得于古人之法之辞，则后之作者皆可以与之方驾并驱而无愧矣。[17]
元明之际，吴中、婺州和闽为三个诗学中心。我们以高启、王袆、林弼分别为这三个中心的代表。不管我们以上所引的论诗文字写于元末还是写于入明之后，都可以肯定，其中表达的，是在元末宽松自由的环境中的诗学观点。在明初高压文化政策之下，这样的观点就销声匿迹了。
[1] 《元史》卷92《百官八》：“至元六年十一月罢奎章阁学士院。至正元年九月，立宣文阁，不置学士，唯授经郎及监书博士以宣文阁系衔云。”则奎章阁改宣文阁后，不过徒存其名而已。
[2] 《元史》卷39《顺帝纪二》，第843页。
[3] 欧阳玄：《试院倡和》，魏崇武等点校《欧阳玄集》，第8页。
[4] 萨都剌：《奎章阁感兴》，殷孟伦等标点《雁门集》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贡师泰小传，第1394页。
[6] 参考罗海燕：《金华文派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7] 虞集：《唐音序》，陶文鹏、魏祖钦整理校点本《唐音评注》卷首，河北大学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9页。
[8] 参考陶文鹏、魏祖钦：《唐音评注》前言；又先期以《〈唐音〉考论》为题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
[9] 宋讷：《唐音缉释序》，《西隐集》卷6。
[10] 杨士奇：《录杨伯谦乐府》，《东里续集》卷19。
[11]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12] 邓绍基：《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13] 杨士弘：《唐音》自序，陶文鹏、魏祖钦整理校点本《唐音评注》卷首，第28页。
[14] 高启：《独庵集序》，《凫藻集》卷2，《四部丛刊》影明正统刊本。
[15] 王袆：《盛修龄诗序》，《王忠文集》卷7。
[16] 同上。
[17] 林弼：《华川王先生诗序》，《林登州集》卷13，清康熙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