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的通俗化与历史的庸俗化

历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概念，如果人类的眼睛可以穿越时空，那么，当你转身回望过去，将会看到一幅怎样波澜壮阔的图景呢？而这正是历史可以赋予我们的力量，历史是一个博物馆里陈列着的蒙着薄薄尘垢的线装书，是照亮未来的一面镜子。

今天，当我们放眼世界，站在当代的制高点上俯瞰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时，似乎才刚刚找到合适的历史定位。当我们放弃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负后，并没有感受到一丝的轻松，却更多了一份发展的焦虑。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用“上下五千年”“悠久辉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四大发明”等单向度的符号来激发起民族的自豪感了，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和反思去感受其中的悲怆、屈辱与苍凉，接受一次集体的洗礼，从而找到一个民族由盛而衰的原因，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然而，随着后现代消费文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刚刚呈现出的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感也受到了挑战，历史的解读出现了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仅以当下文化市场上流行的清史文本和清宫戏为例，目前除官方的教科书和史书以外，大众所乐于接受的历史，多是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了的历史。书刊市场上流行的是《正说清朝十二帝》《细说清朝十二帝》《清朝悬案之迷案》《清朝那些事儿》等一些比较通俗化、大众化的清史文本，而五花八门的清宫戏更是占据了荧屏的半壁江山。“戏说”遮蔽了“正说”，“野史”胜过了“正史”。其受众之广、影响之大，足以错置或者改变普通民众的历史观，成为亟需我们认真面对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清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阶段，之所以说它特殊，首先因为它是继元朝之后，又一个被迫接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朝代，一个历史悠久、庞大的强势文化族群被一个新兴的、边陲的弱势文化族群打败，并被统治了近300年。而在这段时间里，从康乾盛世的繁荣到宣统末世的衰亡，清朝的国势也经历了中华历史上少有的盛极而衰的大起大落。也正是在这种大起大落中，日益显露出了封建统治的痼疾和末路。当我们闭关自守，陶醉于中央大国的农耕文明的辉煌时，西方完成了从中世纪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换。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当他们从闭关自守拒绝西方文明到被迫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其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全球性殖民扩张中走向政治上的解体几乎就成了命定的。从内部机制来看，随着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引入，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改变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与社会政治变革的迫切要求相呼应，也必然导致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到来。因此我们说，清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是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时代，是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这段历史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有些东西甚至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还原。

清宫戏是指以清代宫廷生活为背景、以帝王与周围人的活动为主要故事内容的影视作品。而一般的以清代生活为题材的剧作不能笼统地称为清宫戏，如20世纪中后期的《武训传》《宋景诗》《甲午风云》《大清炮队》等。近年，清宫戏的泛滥已经成为文化市场的一件烦心事儿，由于大众对于清代满族文化和宫廷生活的猎奇心理、清代与现代中国的近缘关系、清代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等诸方面的原因，使得编导们的商业目的和大众的审美欲求、心理期待一拍即合，产生了强共振效应，造就了清宫戏市场的一路走红。

其实，清宫戏的创作不是从近年才开始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就已经出现了一种苗头。1928年王元龙执导的《清宫秘史》和1929—1931年由邵醉翁等编导的《乾隆游江南》（共9集）是比较典型的“清宫戏”。到了五六十年代，《清宫秘史》的再创作可以视为清宫戏的延续。到了80年代，以《火烧圆明园》《末代皇帝》等为代表，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清宫戏创作热潮。而90年代的《戏说乾隆》《宰相刘罗锅》则把这种热潮推向了极致，创下了收视率的最高纪录，同时也引领了“戏说”之风，比如此后的《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李卫当官》等。具有“正说”意味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一代廉吏于成龙》《天下粮仓》《梦断紫禁城》等也相继火爆荧屏，屡攀收视高峰。而且《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戏一而再，再而三地拍续集。从帝王戏、大臣戏到皇妃格格戏，轮番登场，占据了影视剧的半壁江山。那些清代帝王们做梦也想不到百年之后他们会再一次卷土重来，对中华子孙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征服。在这种文化征服的背后，历史解读也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这就是历史的庸俗化。真正的历史开始悄悄隐退，代之而起的是那些被市场经济和消费大众扭曲了的、庸俗化了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庸俗化背后包含着引人关注的社会意识。

第一，是对皇权意识的欣赏。

在众多的清宫戏中，编导者对帝王极尽美化，似乎清朝十二帝都是英明神武、忧国忧民的有道之君，个个勤政爱民、风流潇洒，即使有时杀害无辜，那也只是因为政治需要，不得已而为之，似乎历史的发展完全仰仗他们的智慧和努力。这些描写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即使是康熙、乾隆这两位盛世之君，他们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康熙确实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王，他八岁登基、除鳌拜、定三籓、破台湾、平准噶尔、败沙俄，不仅重新统一了河山，而且使中国的版图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但在这种武力征服中也滥杀了许多无辜，而且对内大兴文字狱。作为少数民族的清王朝统治者，文化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心理极其敏感脆弱，屡屡用文字狱来扼制人们的思想，制造政治恐怖。当时社会正如著名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所说的那样，“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字狱是导致清代社会“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的重要原因，而且使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大大倒退。康熙统治期间，较大的文字狱就发生了11起，并开启了清王朝文字狱的先河，暴露出他作为君王的专横和政治上的残酷；他主张廉治，重视文化建设，但晚期比较平庸，吏治不严，浪费严重，造成国库亏空。

雍正被誉为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在位13年励精图治，每天处理国事从早至晚没有停息，甚至连吃饭时也不忘政事。《雍正王朝》对他正面的歌颂比较多，但对他性格的另一面——心胸狭窄、为政苛刻、性格残忍却没有揭示。由于他登基时的情况比较复杂，皇族大臣们多有不服，所以他派了许多亲信监视他们的行动，大臣们稍有异动便会招致不幸。他采取的一些措施都是非常严酷的，滥杀了许多无辜，当时“士子以诗文为戒”^[5]，著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的文字狱案例就发生在他当政期间。

乾隆是清代最有福分的皇帝，他毫不费力地登上了皇帝宝座，雍正的勤政、苛政都为他做了最好的铺垫。他执政期间国力强盛，达到了清代社会的巅峰。可是皇帝做得轻松也就滋生了他的另一面：贪图享乐，好大喜功，比如他六下江南都非常奢侈。最令人恐怖的是他大兴文字狱，超过了清王朝的任何一代皇帝。整个清王朝文字狱170多起，而他当政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大约有110多起^[6]，杀戮无数，令人发指。乾隆后期吏治败坏，贪污之风大盛，国库空虚，已显露衰微之象。然而《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宰相刘罗锅》等影视剧却片面书写皇家的伟业，剧中的乾隆风流幽默，知情重义，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真正面目的。何况这种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就是扼杀美好人性的，制度越完备往往也就越远离人类发展的目标。在剧中，乾隆等人具有明显的平民性，而帝王性格与平民性格的混淆不仅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也背离了人性判断的标准。在皇权神圣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奴性，在清宫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就是：“吾皇万岁万万岁”“遵旨”“喳”“奴才该死”“臣知罪”“臣罪该万死”等。关键不是这些已经死去了的词语的使用，而是剧中把皇帝与身边人的君臣关系、主仆关系、长幼关系等描写得十分亲切、平等而风趣，本来“伴君如伴虎”的中国封建纲常伦理等级秩序在这里却呈现出一派其乐融融的气氛。

第二，对黑幕与权谋政治的热衷。

清宫戏表现出对官场黑幕、权谋文化的极度热衷，无论是剧中人还是旁观者，无论是正剧还是戏说，大都把这种官场的权谋文化作为看点，津津乐道于皇帝的驭人之术，臣子间的尔虞我诈、互相斗法，仿佛没有这些就不足以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珅们把官场的潜规则玩得炉火纯青，为后人驾驭官场上了最为生动的一课。在这种新版的历史中，不再书写英雄、书写人民，不再由岳飞、杨家将那样的民族英雄主宰历史，而人民的苦难和利益也沦为权力之争的道具和背景。“权谋”与“历练”是清宫戏反复渲染的话题，细细品味，观众接受清宫戏的原因之一就包含有“官场教科书”的阅读动机。当然我们不能否定揭露官场黑幕的现实批判意义，但是这种批判意味已经被剧中精到的政治法则大大地淡化了，留下的更多是中国官场厚黑学。

第三，游戏历史的态度。

在“戏说”的清宫戏中，严肃的历史变成了皇族大臣及其臣子们风花雪月、浪漫爱情的游乐场。皇帝的滥情，皇子贝勒、格格们的多情，皇宫后妃们的争宠吃醋，成为许多清宫戏的一个基本元素。在这些清宫戏中，常常会出现以副线带主线、以男女之情带动历史发展的现象。另外，这种游戏历史的态度还表现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任意演绎上。对历史事件的捕风捉影和无限制的夸大虚构，在一些正剧中也普遍存在。而人物塑造上的脸谱化（如和珅等）、滑稽化（如刘墉、纪晓岚、李卫等）都不利于人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

“戏说”成为观众眼中仿真的历史。在清宫戏中，“戏说”类大约在一半以上，而且因其情节的虚构、反讽、娱乐等喜剧效果，很容易赢得非常多的受众。虽为“戏说”，但其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也都是该历史情境中可能发生或者说在历史上找得到痕迹的事件，往往让人搞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如乾隆六下江南、历史上的香妃、漕运、盐务等事件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在这些真实的背景上发挥涂抹，往往更容易导致真假历史界限的混淆。

总之，文化市场上流行的清宫戏，并不是从还原和反思历史的角度来表现清代的历史事件和经验。它们过分强调作品的娱乐功能，而忽略了其应有的教化功能和对现实的观照，甚至为了达到某种商业目的去迎合一些人低俗的口味。而以市场和消费群体的嗜好及关注热点为历史书写的出发点和审美取向，最终必然导致历史的庸俗化甚至虚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