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重新确认
第一节
“现代文学”的危机与症候
一、“现代文学”研究的三大症候
当学术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成为一种主导时，不仅会带来研究者的精神变异，更会带来学术的社会性危机。急功近利的需求会导致学科之间的不平等和过度量化的评价机制；主体性缺失则会导致学术思想的传统性“失语”和学术道德的当下性“失贞”。
学术研究不仅是学者的一种现实生存状态，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诉求。当下中国学术在量化指标上所占世界份额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期待，但其深层的状态和长期效果却是令人焦虑的。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机构都存在着各种危机，如学风浮躁、学术腐败以及中国学术话语权的缺失等。但就其根本来说，当下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症候。
现代社会伦理的基本要义是公平与正义。在此背景下，教育公平也日渐成为热门话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不公平确实是当下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主要表现是城乡、区域、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政策和条件差异。2009年11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计14081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63.6%的人认为“教育公平被架空”。[1]教育不公平主要是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有关。而体现在教育和科技系统中的学术不公平既是教育不公平的深层表现，更是学界道德失范和权力失控的表现。学术不公正的结果最终导致并扩大了学术权利和学术地位的差异。
当下全社会都比较关注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问题，这的确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形象和学术发展前景。但究其实质多只限于学者的个人道德层面，而表现在制度和传统上的学术不公正、不公平才是学术腐败的最大症结。
学术公平首先是研究者之间学术权利和学术价值评价的平等，应该确立一种真正的学理意识和学术价值公平评价的共识。在一个学术群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关键是如何尽可能地维护、坚持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权利上的平等原则。如今，“官升学问长”“近水楼台先得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这种不平等很多时候不乏学术共同体内部上下之间的利益共谋——“学术剥削”和“学术贿赂”。领导者在学术与利益互动的竞争之中，不能表示出应有的学术自信和道德品格，自己利用权力和权威占有下属或学生的成果，构成一种公然的“学术剥削”；而下属和学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和生存安全，主动请领导分享甚至完全出让自己的学术成果，对其进行“学术贿赂”。于是学界内出现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某些人做了领导，工作忙了，事情多了，学术成果反倒多了。这里除了个人的超天才爆发或者格外勤奋之外，可能还包含着权力与利益的互换：作为领导，项目有人做，论文有人写，课程有人讲，名利归自己。而作为领导者的学生和下属，则通过对自己学术成果的出让换取了职务职称的快速晋升，以及日后学术发展的有利条件。
学术的不公正集中体现在资源配置、报奖评优等一系列程序中，其中的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利的互换和混淆也越来越引人注意。以第五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评选结果为例，据《长江日报》报道，有人对教育部评出的100位获奖者的身份进行了统计：担任党委书记、校长的有20多人，其他人也多具有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2]应该说，每个人的学术权利都是平等的，不是说具有行政职务的教师不应该参加名师的评选，如果既担任领导职务又能出色地承担教学任务，当选名师无可厚非。只是教育部文件中明确要求了本次名师的评选原则：必须“完整地为本科生授课三年以上”。而在当今高校事务繁多的情况下，有多少校长、书记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领导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和人脉资源参加评选，这对于广大的普通教师来说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高校名师的评选就会变成“高校名官”的评选。其实，看看近年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带头人，又有几个不是身居要职的呢？过去人们把科研叫做“攻关”，而现在已经有演变为“公关”的危险。
纵观当下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发展状况，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实是：谁是领导，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这里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也包含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经营，本质上还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很多时候，在资源分配、名誉利益乃至排序举例等环节上，不用相关领导表态和指示，下属职能部门往往就心领神会主动为领导设计安排好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学理面前也同样应该是人人平等。前面说过，与普通研究者一样，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领导同样享有学术权利和个人权利。但是在当下中国的“特殊国情”里，需要尽可能地淡化行政支配功能和领导权力功能在学术价值评价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的“越界”，这也是人类科学研究中应该共同遵守的学理逻辑。现在很多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为自己将来退任退休留后路、花心思“建庙”，甚至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早在去年，吉林大学就出台并实施新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组织章程，规定校级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全部从这三类学术评议组织中退出，并且规定今后校处级领导不能参加有限额的各种荣誉称号的评审，院长也不能担任这三类学术评议组织的主席和主任。体制的受益者能够改革体制，让行政权力从学术领域中退出，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一大创举，是一种新的本真的学术观念和人格精神在制度上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带来国家教育制度和学术机制的改变。但目前人们对这一举措的价值和意义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且这一举措的实现还需要整个社会来配合，从而通过观念的变革和制度上的保障最终完成学术权利的真正回归。
学术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定位上。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史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地位乃至身份的不对等。应该说，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上看，这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历史事实。但是，这种个体之间的不对等不应影响学术价值的判断，至少在逻辑上应该确立一种平等的学术伦理原则。然而，受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注疏传统和当代体制文化中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研究对象和论题本身就具有先验性，已经成为不可证伪的前提，而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其加以阐释和论证而已。于是，在相当多的研究论著中，研究者自我弱化，缺少自己的思想，不是权威人物如何说，就是外国学者怎么看。近些年来，国内高校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开题报告伊始就是“我将运用某某理论，使用某某方法，研究某某都在思考的问题”，其中所说的理论和方法大多都是当下时兴的外国理论和方法。在这样一种认识和叙述中，实质上研究者已经把自己的学术判断置于研究对象之下，将自己置于一种不平等的学术伦理之中，因此淡化甚至丧失了正常的学术判断能力，致使中国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研究不能有大的突破。
学术的不平等既表现在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上，又表现在学科之间的差异上。在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家功利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下，重理轻文一直是一种全社会的价值观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应该说，重理轻文的学科价值观在救亡图存的时代环境下，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越来越明显的消极性后果。
重理轻文的学科价值观对国家发展理念、知识价值观、人才标准、干部构成等方面产生了整体性的影响。这种价值观首先源自于急于求变的人们对于科学与文明概念的片面性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是自然科学本身也包含着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两个组成部分，科学精神是人类对于世界认识过程中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原则。因此，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道德以及情感力量，与科学精神应该是同质的。与自然科学的作用一样，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人的力量的表现。哲学社会科学不仅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面对自然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非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大多不是科技自身所能够解释和解决的，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参与和指导的科技发展是可怕的，随着社会发展观的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向人们传授知识，而且启迪思想，培养情感。制度的变革、思想的变革、人的变革，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规划的确立，绝不能离开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导。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课题多是由哲学社会科学提出并解决的。令人深思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突出理工科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口号恰恰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也主要是由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论证和宣传的。1978年3月新时期伊始，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著名讲话《科学的春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空前热情，而出自高校哲学教师之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及其大讨论，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思想开端。
改革开放之后，重理轻文这一学科价值观虽说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如大到以技术和效益为目的的发展理念，小到文科不设院士、高校文科没有一级教授、文科科研没有国家级奖励等等，但已经逐渐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颁布，更是对学科价值观的一种调整和归位，体现出全面而又有所区别的社会发展观。这一文件精神表明了国家社会发展理念和科学价值观的重大调整，也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走向的认识深化。从社会观念和国家战略来看，当下已经不能笼统地说重理轻文了，因为国家对于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政、经、法、商等社会科学的重视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社会科学专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发展的重大决策过程中。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应用性学科和学术的过度重视。应当承认，这种转变是国家发展理念的一大进步，但是仍然表现出急功近利思想的深层影响。在强调“服务现实，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的发展战略引导下，急功近利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学术导向和社会潮流。相比之下，决策层对于侧重人的精神层面问题研究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表现出一种错位的理解：高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在政策、投入和价值评价上忽视人文学科的生存发展。例如，有的省连续几年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不设文史等人文学科的项目，地方领导人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奖的指导性讲话中，强调要奖励以研究本省问题为主的学术成果，不能奖励非本省问题的研究成果，强调学术研究不能“学雷锋”。地方官员做这种表态无可厚非，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任何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没有着眼于未来和人类的基础学科发展的现实策略是没有前途的，都去服务现实，谁去服务未来？都去服务社会，谁去引领社会？都去服务经济，谁去探索精神？都去服务地方，谁去服务全国和世界？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活动最终产生的只是工具性价值成果，而不会成为人类的思想资源，甚至还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和应用技术就会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在急功近利思潮和重理轻文学科价值观的影响下，当下中国学术界正处于一个极度量化的时代。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一直处于“评审”与“被评审”之中，量化促进了学术界和高校的学科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问题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焦点。目前这些指标不仅是学术地位的标志，也是教育经济的增长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国家学科理念的成熟，这一评估体系终究要被淡化和改变。在评价体制上，由于学科的性质不同，自然科学有完整和比较成熟的量化程序及科研评价体系，而人文社会科学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只是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甚至不得不按项目经费的额度来确定科研成果的价值和研究人员的津贴等级。包括人文学科在内，学术价值的量化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到了极致。
在中国当下社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已经成为一种组织性的公共活动。无论是对于研究者自身还是管理者来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十分切合学科本质特性且达成广泛共识的指标体系。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价值评价上的不确定性，缺少独一无二、非此即彼的公共价值尺度。这给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评价带来很大难度，也成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历史传统构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走出这一瓶颈，是管理层和学术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在追求迫切的短期效益的同时，更要重视着眼于人类性和全球性的重大理论创新与科学发现。对于文科来说，要在相对量化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个性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以适应未来文化发展和社会需要。要把自己的研究置于未来学术史的评价中，着眼于十年五十年之后的较量，而在当下量化时代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甚至可能不得不做出某种牺牲。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坚持民族国家的基本立场的同时，其学科评价也不能排斥世界性、人类性的意识和标准。自然科学的世界性标准早已获得广泛认同，而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标准一直是令人怀疑的，其实也很难有世界性标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中没有一种世界性、人类性的意识。至少，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不能与人类意识和世界潮流相悖，还要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积极性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成学术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注重外在的社会评价转向内在的学理评价，由注重静态的结构评价转向动态的功能评价，由注重短期的量化指标转向长久的价值指标。
自由平等的原则是产生创造性思想的前提，科学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主要的工作是产生创造性的学术成果，提升社会的思想质量和扩大人类的思想容量，而不是积累重复的思想。学术的本质精神是自由与创造，鼓励思想个性，保护学术创新，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产生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重要思想环境。没有自由的环境就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真正的创新，没有真正的创新就没有一流的学术，没有一流的学术就没有一流的人才，没有一流的人才就没有一流的国家。在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中，只能产生短期效应而很难获得历史性成就。而在市场拜物教流行、人类崇高伦理被颠覆的环境里，人们就会从根本上丧失形而上的求索精神。据统计，中国的论文产出约占全球研究出版物论文发表总量的8%，预计到2013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论文产出国。然而，中国科技论文的单篇引用率仅排名全球第42位，78%的论文为零引用。[3]其根本原因就是研究成果缺少原创性，多为模仿和重复。而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则表现为学术主体性的缺失。
当下中国学术主体性缺失首先表现为学术思想的传统性“失语”。受“述而不作”的注疏传统和当代教条主义的影响，相当多的社科论著成了对先验理论的单一阐释，甚至成了领导人或权威人物讲话、意见的“体会”和“说明书”。在论著中不是革命导师如何说，就是外国学者怎么讲，或者是权威人物怎么看，而唯独缺少自己怎样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4]大段的引文，大量的注释，很少有自己的见解，却自认为治学严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价值标准的核心，是通过主体批判意识而形成的独到的思想。如果不是典籍史料等问题研究的话，一部论著的学术价值不在于引文和注释的多少，而在于其创造性的思想或观点的有无与多少。如果你费尽力气旁征博引最终只是证明了别人观点的正确，其学术意义可能就十分有限了。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在知识传播的同时培养人的思想能力，除了专门性的史料整理之外，材料只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人们有意无意受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朴学的治学方法可以对西方学术注重理论思辨的传统进行补正和丰富，因而当下人们往往把这一现象的出现视为学术本体的回归。然而，岂不知清代朴学的盛行最初主要是因为文字狱的盛行。至少，有无资料索引和考据过程不能成为学术价值判定的唯一标准。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一直较难得到世界主流评价的认同，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差异之外，缺少原创性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任何一种学术成果的出现都是思想积累和承继的结果，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项研究成果的所有思想都是原创性的，但是至少核心观点中应该包含研究者自己独到的思考和发现，这是普遍的学术尺度，也是学术品格的主体性原则。
人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对自己学术品格的坚守，即学术道德的“守贞”。然而，与学术思想上的“失语”相伴，当代中国学术道德上的“失贞”已成为越来越引人关注的现象。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不只表现在被社会热议的抄袭和剽窃等表层问题上，更表现在学术理性和操守的丧失等深层问题上。学者学术思想和学术道德的失贞比抄袭剽窃对于社会的伤害要大得多！医学专家受雇于医药企业做假临床报告，假广告蒙骗那些穷苦特别是年老的患者而获得不义之财，不仅丧失了专家学者的职业道德，而且也丧失了一般做人的道德底线。
应该说，当下人文社会学科学术研究的思想和道德的“失贞”，除了其学者自身学术品格主体性的缺失之外，也与此领域的价值评价的特殊性有关。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尺度缺少公共性，往往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一种肯定性评价之后马上可以有一种甚至多种否定性评价出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这种不确定性，为学者学术思想和学术道德的失贞留下了可能的空间。一些研究者出于对权威的敬畏或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缺少学术操守，循时而换，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像某些股评师一样，充当权威话语和利益集团的“诠释者”和“解说员”，甚至成为各种“托儿”，使社会公众对人文社会科学和研究者本身失去信任。其实，学术和学者公信力的弱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对知识的信任和思想力量消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