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国文学”研究的追问与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独立的学科性和独特学术品格的建立是在20世纪初，在将近百年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多种形态各异的文学史观，但以“现代文学”来命名、概括、阐释1917—1949年这段文学史的历史特性，似乎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无法摆脱的“元话语”。历史总是具有“后设”性，当我们在当下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命名时，不免产生“一种越来越实在的怀疑”^[94]和“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现代文学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95]。

张福贵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进行了质疑，指出已经取得历史“合法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仅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派生出来的文学史概念，也不仅仅是中国现代独特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美学例证，更不应该是纯粹的审美范畴内的纯文学谱系，应该突破单一的历史局限，将“现代文学”的命名从“现代”的意义框架中还原到时间框架，以时间概念的无限包容性、丰富性和可能性为其重新命名，以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为背景对其命名重新进行梳理和辨析，把1949年前的文学称为“中华民国文学”，把1949年以后的文学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二三十年代“直线性”文学史观、40—70年代“政治性”文学史观和80年代以来“现代性”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同时又是对上述文学史观理论的整合，更加具有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直线性”的文学史观在“五四”时期占文学史研究的主流地位，以西方的进化论为其哲学理论基础和依据，以“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96]为文学史的具体研究方法，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成果代表。此种文学史观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在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中，不得不对传统文化采取激进式的断裂和批判的方式，以期待在解构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新文化语境，而文学史书写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必然会被裹挟其中，也必然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学进行激烈的批判和打压，从而抛弃“传统性”“贵族化”“士大夫性”的文学，追求“现代性”“平民化”“平等化”的文学；另一方面是因为“五四”期间大量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尤为盛行，而面对这些思潮，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又未经过本土化的反思而是全盘接受，以致这种“直线性”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文学史的研究中来。此种文学史观念认为文学史的进程往往是直线前进的，所以对前代文学进行简单的、粗暴的、革命式的超越。虽然此种文学史观突显了文学发展的运动和变迁的特性，但对于“超越”意义的唯一性的强调，却人为性地阉割了文学本身之间的审美联系和文学史之间的参照、继承关系，文学史研究成了某种哲学理论的阐释和印证，从而失去了本身的意义。

但“文学史的时间界定，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一种时代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的一个独立的综合体，文学史划分的基本思想应该是寻找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因果律”^[97]。文学研究不应该人为地强调过去与当下的二元对立，而割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意义。我们有必要保持在事实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观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同时又要阐释当下的独特性与唯一性。而“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修正了“直线性”文学史观对前代文学的简单否定和粗暴超越，在时间概念的框架和惯性下“以大的政治时代或者政权朝代的更迭为顺序”^[98]，既在文学史观上接续了中国文学史历来以朝代和时代为界限的划分方式，同时也在文学审美上认同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这样“民国文学”就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成为可以包罗万象的时间容器，既可以接纳“五四”新文学，又可以包容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派文学，同时也不忽视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旧派文学的诗词格律、日伪沦陷区的汉奸文学、日常生活文学都可以在其时间框架下找到存在的位置，而不致遭受被放逐的命运，同时又在本质上阐释了当下时代文学的特质性：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文化规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文学的规划。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如何分期的问题也就交给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总是毫无疑问地被采用。”^[99]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此种评价的东方回应，尤其是在中国20世纪40—70年代文学—政治一体化时代语境中，“阶级性”文学史观以强制性的规训为表征：“以政治为本位的文学史观相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本质来说，具有独特而有效的解释权。”^[100]

“政治性”的文学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二元对立为其思维方式，注重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和评价作家作品。由于注重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决定性，文学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走向文学研究的前台。这使文学史研究从一个相当重要的向度阐释了文学现象的发生本原和无可辩驳的决定性因素，使文学的流变、更迭得到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得到合理的阐释。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浅薄理解和机械接受，对阶级性、人民性的扭曲强调，使文学史成为论证新的革命政权及其革命意识形态历史合法性的美学阐释，功能被单一化为新政权的新文艺政策提供历史依据。许多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而又具有艺术价值和精神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作家被遮蔽于历史地表之下，无法走进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例如沈从文、曹禺、张爱玲等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中长期缺失。

文学史的分期无疑应该以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为依据，但文学的发展和转变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文学史的分期当然不应该以政治因素为唯一标准，但“以政治时代作为标准来对现当代文学进行区分，不仅具有时间的明晰性，而且适应中国时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并且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101]。“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把政治制约看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基本力量，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质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本身就来自政治的召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转折背后都有政治的幽灵；另一方面把文学史研究的起点和前提确定为文学的文学发展史，这样“中华民国文学”就处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链条之中，“中华民国文学”的分期只是文学发展中细分的一小段而已。“中华民国文学”的历史参照只能是不断变化和演变之中的中国文学的价值系统，而无法脱离这一大的文学背景。因此，“中华民国文学”在本源上杜绝了文学的彻底政治化。但这一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中华民国文学”只是一个时间的横截面，在此横截面上，这一时期文学的规范、标准、惯例，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文化的道德指向都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和折射。以“中华民国”历史本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绝不是企图以意识形态来规范文学自身，只是想使文学沿着历史的时间返还历史真相，这不仅不遮蔽文学自身，相反让文学自身的位置获得某种“张力”，打开了文学的解释空间，从而有助于探索文学与中国历史的逢迎或距离、悖逆或契合，敞开文学的繁复意义。

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充满激情、自信、理想的“重写文学史”的“叛逆”中重新上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近代、现代、当代”“现当代文学”等一系列极具颠覆性的词汇，生动地勾画了一代研究者集体为中国现代文学重新命名的冲动。这似乎表明，“‘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成为历史的陈迹”^[102]，而所有的命名和写作都是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之间的某些核心观念进行分析，把文学史研究放在现代性的概念和框架中进行意义判断和价值阐释，以此对以往的文学史观进行彻底的批判。

“现代性”文学史观的核心观念在于现代文学要有现代性，“现代文学的性质界定应该包括从内容的判断到形式的判断”^[103]。“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恰恰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揭示了80年代的“现代性”文学史观的伪“现代性”。从内容而言，一方面，“现代性”的文学史观试图以现代化的启蒙思想为核心，将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救出来，这“意味着文学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附庸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104]。但提出者并未对“现代性”概念本身作出辩证的反省，把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直接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不免有失偏颇。因为中国现代性的最大特征或“中国特点”就是它先后产生了两个“国体”不同的民族国家：1911年的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建构，而现代文学作为中国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必然无法脱离社会政治史的总体进程，也就没有单纯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文学史观试图纵向地对接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横向地对应20世纪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对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进行整合。但阶段性的文学史分期结构并没有被打破，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以“现代性”的文学实践取代“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结果。换言之，概念的提出不是来自文学的自身逻辑，而是意识形态转变的结果，由此可见“现代性”文学史观本身的悖论性。从形式而言，“现代性”文学史观主张从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文学观念等文学审美本体出发进行文学研究。但“形式的现代性与内容的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形式具有超越性，可以承载不同的思想内容，而且形式具有脱离思想内容的继承性。所以，文学形式的现代性不同于内容的现代性”^[105]。如果单纯地从形式出发而忽略形式所承载的内容和思想，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然呈现“空洞化”的枯萎状态。以“民国文学”取代“现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既可以免除时间上限与下限的困扰，又可以把中国现代文学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贴切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政治意旨。

文学史异于一般的历史，它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历史语境、时代的主流话语相互纠缠和印证，又与文学史写作者个体精神世界形成有效的“对话”。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应在对以往文学史观的缺失进行反思、质疑、修正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理论整合，以期准确地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1]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2]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3] 王江鹏、侯云龙编著：《二十八宿中华书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4] 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8页。

[5] 王学谦：《没有辛亥革命，何来“五四”文学》，《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6] 李新宇：《五四：“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是与非》，《南开学报》2004年第5期。

[7] 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8] 胡适：《〈新青年〉重印题辞》，《胡适文集》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9]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0]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

[11]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

[12]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教育杂志》1912年第3卷第11期。

[13]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3卷第3号。

[14]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1917年2月4日。

[15] 周作人：《国语》，《晨报》1921年9月23日。

[16] 范烟桥：《最近十五年之小说》，见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17]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915年第1卷第5号。

[18]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卷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1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2页。

[20] 鲁迅：《〈越铎〉出世辞》，绍兴《越铎日报》创刊号，1912年1月3日。

[21] 鲁迅：《〈越铎〉出世辞》，绍兴《越铎日报》创刊号，1912年1月3日。

[22]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23]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

[24]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

[25]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

[26] 张福贵：《“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27]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28] 实质上近年已有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如杨匡汉、孟繁华的著作《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29] 林国红：《疏离与回归——也谈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性差异》，《安徽文学》2009年第1期。

[30] 杨剑龙：《为何要割裂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汇报》2008年1月6日

[31] 洪子诚：《前言》，《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2] 转引自傅国涌：《1949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33] 沈成：《是生活事实，还不是本质真实——从中篇小说〈家属房〉谈起》，《北京文学》1989年第5期。

[3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3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36] 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光明日报》1951年10月5日。

[37] 见《新华日报》1943年3月24日的《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和1944年1月1日的《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38]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9]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问题》，《文学世纪》2003年第4期。

[40] 张福贵：《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41] 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42] 张福贵：《两种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质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摘要汇编》，2010年10月。

[43] 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44] 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45] 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46]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问题》，《文学世纪》2003年第4期。

[47] 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断代谈片》，《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48] 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49] 丁帆：《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他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50] 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度思考》，《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51] 丁帆：《关于建构民国文学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9期。

[52] 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53] 丁帆：《关于建构民国文学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9期。

[54] 王学东：《“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55] 王学东：《“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56] 苟强诗：《“民国文学”的多副面孔》，《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57] 陈学祖：《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学术界》2009年第2期；廖广莉：《中国文学史分期及命名问题——以1912年—1949年文学为例》，《求索》2011年第1期；汤溢泽、郭彦妮：《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

[58] 李怡：《“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59] 李怡：《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看文学的民国机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60] 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61] 李怡：《中国文学的现代与当代：国家社会形态的全新认定——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念、性质与研究模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摘要汇编》，2010年10月。

[62] 李怡：《从历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63] 李怡：《民国经济与文学》，《文艺报》2012年1月30日。

[64] 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65] 李怡：《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

[66] 李怡：《“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7] 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68] 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69] 秦弓：《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70] 秦弓：《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71] 秦弓：《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

[72] 秦弓：《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73] 李怡：《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74] 李怡：《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75] 李怡：《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看文学的民国机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76] 秦弓：《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77] 罗维斯：《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张武军：《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78] 杨华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79] 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80] 李哲：《经济·文学·历史——〈春蚕〉文本的三个维度》，《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81] 王永祥：《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转化——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82] 布小继：《民国经济下的左翼农村题材小说》，《文艺报》2012年3月12日；任冬梅：《民国一二十年代的农村经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从经济角度探讨骆驼祥子背弃乡村的原因》，《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颜同林：《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至》，《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李直飞：《早期〈小说月报〉影响力中的经济因素》，《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张霞：《政治权力场域与民国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李金凤：《郭沫若的经济生活与他的文学创作——以早期创作（1918—1926年）为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王学东：《民国时期作家的“经济意识”——以鲁迅为例》，《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7日。

[83] 张桃洲：《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角的“民国文学”》，《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

[84] 同上。

[85] 张堂锜：《从“民国文学的现代性”到“现代文学的民国性”》，《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

[86] 同上。

[87] 贾振勇：《追复历史与自然原生态的“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观”的一种文学史哲学论证》，《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

[88] 贾振勇：《追复历史与自然原生态的“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观”的一种文学史哲学论证》，《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

[89] 同上。

[90] 周维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国视野”述评》，《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

[91] 吕黎：《文学、文学史、文学生产方式——从两本剑桥文学史谈文学的“民国机制”》，《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

[92] 罗执廷：《“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的学术论衡》，《兰州学刊》2012年第6期。

[93] 同上。

[94]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文学世纪》（香港）2003年第4期。

[95] 张福贵：《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96] 胡适：《白话文学史·序》，《胡适文集》卷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97] 张福贵：《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98]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文学世纪》（香港）2003年第4期。

[99] 〔美〕雷·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3页。

[100] 张福贵：《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01] 张福贵：《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02]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103]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文学世纪》（香港）2003年第4期。

[104]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05]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文学世纪》（香港）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