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后现代的开启与解构的未来面向
2004年10月9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去世意味着法兰西最后一位大师、思想界最后一位大师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如此说法，在今天无疑是会招致非议的，但若干年之后，我们可能会更深切地体会德里达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警世预言般的哲思的深远意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这些理论术语今天已经不再新奇，已经构成当代学术话语的常规资源，特别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似乎另一个学术时代正在开启。七八十年代批评理论的黄金时代就像梦境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1]，仿佛这样的历史不曾发生。当代理论和学术场域可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替代式的变迁被健忘症所支配，新兴的理论总是更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想当年美国“耶鲁四君子”的阵势，那真是气吞万里如虎。80年代，德曼英年早逝，哈特曼从开始就一直若即若离，只有米勒仍在那里硬撑残局，更要命的是，布鲁姆还要改换门庭，杀一个回马枪。90年代初，那本影响巨大的《西方正典》，居然把解构主义也划到“憎恨学派”中去，[2]这就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当然，布鲁姆并未把矛头直接或主要地指向解构主义，他或许是“怨恨”现在的批评理论把解构主义用得过于模式化，变成了身份政治、种族政治和差异政治的工具。从某方面来说，这无疑是对解构主义精髓的庸俗化；从另一方面来说，解构主义已经如此不可或缺地成为当代批评理论的基础，既提供思维方式，也提供术语和概念，总而言之，没有解构主义建立的平台，当代批评理论寸步难行。
解构主义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批评方法，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观念、看待世界和事物的哲学立场。6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思想家，不管是福柯、拉康、巴塔耶，还是德勒兹、鲍德里亚、布尔迪厄……他们都经常与德里达相提并论，都被放在后结构主义或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中来理解并被运用。实际上，德里达给这个时代的知识创造提供的思想资源要基础得多，要更深远和更具有启示意义。人们在抱怨德里达晦涩的同时，却可以从他的思想中获取超额的思想启示和无穷的思想动力，这可能是20世纪以来最为奇特的思想景观。除了把德里达理解为一个世纪的启示录式的思想家、一个时代转折的预言家外，没有别的解释可以自圆其说。
2001年，就在德里达辞世前三年，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卢迪内斯库在与德里达对话时评价德里达说：
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是这些丰富的精神遗产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我敢说您是这批思想家中唯一健在的人……但您通过对他们著作的解构，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使他们能够重新与人们对话，但大家不再把他们当成偶像，而是当成活的思想载体来看待。
另外，因为您是一个既忠诚又不忠诚的继承者，所以，您在当今知识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相当于过去的左拉和近代的萨特的地位。您的言论和著作（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以一种崭新的叛逆形式传遍全世界。我想对您说，您是个胜利者。
我的感觉是，当今世界与您的观念很相似。您对世界进行了解构，从分析问题的角度讲，这个世界变成了德里达式的世界。它如同镜子里的影子，它的任何变化都躲不过您的眼睛。[3]
这里所说的“这批思想家”，即是指前面提到的“60年代”那批思想家。尽管德里达本人出于谦逊并不同意卢迪内斯库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不能过分夸大了他的成绩，也不认为自己真的有这么重要，但卢迪内斯库的说法并不是因为当面对话而表达的溢美之辞，不少德里达的追随者都会认同。20世纪后期以来，没有哪一个思想家比德里达更具影响力，更具有改变当代思想立场和思想方法的能量。当今世界与德里达的观念很相似，这对于德里达来说，不知是值得庆幸还是悲哀，这就需要我们加以深入探讨。
因此，在今天，回到德里达，回到德里达的文本，就不是一项纯粹怀旧的祭悼仪式，而是清理当下、面向未来的必要之举。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项债务。当代思想亏欠德里达的太多，当代思想在德里达那里获取那么多的资源，却并未真正认真地理解他的思想（这也是德里达至死都在抱怨的事）。更为致命的是，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阐释，从来都是概括式的，或提纲挈领式的，很少有人回到文本去追踪、跟随德里达的思路，看看德里达的解构到底是如何运作的[4]，而本书的努力正是试图弥补这一愧疚缺憾。
德里达的思想无疑深奥怪异，其思想的深远意义和博大精深，在今天看来越发清晰。尽管如此，在德里达去世时，就其讣告仍然引起了一场风波。[5]2004年10月10日，德里达去世第二天，《纽约时报》据说在第一时间刊登了长篇幅的讣告，这篇由资深记者坎德尔（Kandell）写的讣告对德里达的一生进行了轻佻的概括。讣告声称，德里达的解构方法，就是肯定“所有书写都充满了混乱和矛盾，作者的意向没有能力克服语言本身具有的内在矛盾，要使各种文本——无论是文学的、历史的还是哲学的文本——从充满真理的绝对意义和永恒性中解脱出来”。这就是说，德里达把整个艺术以及人类所有的思维活动都看成是矛盾和混乱的，而人类艺术创造和思想创造显得荒谬且无能为力。如此来理解德里达，其实也是欧美一大批正统哲学及“传统教育”的维护者所持有的立场——德里达被看成败坏“传统教育”的法国式的具有破坏性的知识分子的化身。讣告发表后在知识界引起一阵骚动，一批被激怒的美国知识分子纷纷出来谴责坎德尔，认为他既不懂行又不负责任。这些主要由文艺批评家、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人文学者、诗人、语言学家、剧作家、建筑设计师等组成的拥护德里达的队伍要为德里达讨回公道。当然，更多的响应给德里达以正确中肯的高度评价。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德里达逝世后评价说，因为有了德里达，法国为世界贡献了一种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并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连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这样的曾经的德里达论敌，也站出来捍卫德里达对当代思想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6]
毫无疑问，德里达是一个争议如此之大的思想家，对于拥戴者来说，他是一个知识无比深厚、思想博大精深的后现代启示大师；而对于反对者来说，他是一个毁坏传统以及正统观念的恶魔。如此两极形象汇集于一个人身上，前有苏格拉底，后来者就是德里达了。而德里达本人也爱经常谈论苏格拉底，他的名篇《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7]，一定是深有切身体会才能写下的文字。文字与毒药，谁能解其中味呢？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对所有问题都思考，目光所及，几乎把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尽收眼底。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一本书，全部打开于面前的形而上学大典。就像苏格拉底在夕阳西下时，面对那杯药酒，他要畅怀痛饮。德里达的所有言说是药性发作后的胡言乱语，还是他已经化解了思想史赐给的毒酒？他是尼采所期望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化身吗？只有他才能带领人们走出现代性的迷宫吗？
理解德里达，不应仅仅把他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的一员，一个后现代思想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之一，而是一个真正的开启者，一个一直指向未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