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成与结构”的历时性解构转换
现象学在法国的影响之大，变形之严重，以至于法国现象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现象学的背叛。如果说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背叛已经算严重的话，那萨特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偏离就是更大相径庭了。二次大战前，有相当多的法国学人到德国学习现象学。较早的有原籍立陶宛的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他从斯特拉斯堡来到弗赖堡学习现象学，在1928年至1929年，他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亲授学生。列维纳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生德里达。当然，法国现象学与德国现象学差异甚大，可能与胡塞尔的著作被过迟翻译到法国有关。直到1950年，胡塞尔的《笛卡尔的沉思》才作为他的第一本著作译成法文，但这本书在胡塞尔在世时就没有德文版，胡塞尔本人不同意德文版面市。更早于胡塞尔的影响是德国的另一位现象学家舍勒，他早在1924年就访问过法国，1926年为期四周的访问更使他给法国留下深刻印象。海德格尔本人在1955年以前从未访问过法国，但他在法国的影响甚至要早于胡塞尔。海德格尔为《胡塞尔纪念文集》写的文章以显著地位译载于法国的《哲学探究》1931年第1期。在同一年，《什么是形而上学》演讲发表在《歧点》上。[18]可以这么说，法国的现象学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舍勒共同影响的产物，而这三个人之间的巨大差异长期被法国现象学界忽略不计。因此，在法国，现象学可以与存在主义结合在一起（萨特），可以与伦理学融为一体（列维纳斯），可以与知觉论以及美学并行不悖（梅洛—庞蒂）。当然，战后法国最大思潮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变种，但明显具有法国的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结构主义的兴起既排挤了存在主义的思潮，也削弱了现象学的影响。但现象学影响深厚的法国学界，并不容易轻易放弃现象学，结构主义反倒像是在现象学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一种学说。萨特和梅洛—庞蒂都欢呼过结构主义，福柯也对现象学一直情有独钟，德里达本人就是脚踩两只船。在最初的解构岁月里，德里达的颠覆性反倒并没有那么强烈，他对结构主义的解构与对现象学的分析一样，都被认为是其内部发生的常规事件，只是后来后结构主义形成态势，那些分析才具有了彻底颠覆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结构主义与现象学具有相通之处，它们都在寻求对象事物的内在显现，都要寻求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都有严密性和逻辑性的特点，都要摆脱心理主义。在那些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经常被混淆在一起。最典型的要推罗曼·茵加登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分析和梅洛-庞蒂的审美知觉论。这二者可谓是把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结合得天衣无缝。正因为此，也就不难理解，德里达在批判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时，他的质疑的要点、他所运用的方法都有相同之处。
德里达最早对现象学进行解构式分析的作品算是《“生成与结构”及现象学》。1959年，德里达在法国的斯利吉-拉-萨尔学院（Cerisy-la-Salle）做了这篇讲演[19]。这篇讲演是迄今能看到的德里达公开出版的最早的哲学论著作品，显然，这篇讲演已经初露解构思想的端倪。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人，德里达那时敢于去碰现代哲学祖师爷式的胡塞尔的思想，这需要勇气、胆识和才气。
德里达这篇文章的要点：其一，对胡塞尔学术的四个阶段的批判：1.算术哲学阶段；2.逻辑研究阶段；3.纯粹现象学观念（即观念I阶段）；4.后来的更趋向于心理生成主义的批判。其二，对胡塞尔结构内含的生成性的批判。其三，揭示结构与生成的共源性，在综合的统一体中存在着结构与生成的共源性；这是就结构的生成性而言，结构本来就包含着生成性；其四，生成性如何的不完备性，生成的历史性问题。还是有一种时间性在里面。通过对时间的关闭才有结构，但结构的开启则意味着生成，而时间是一个问题。其五，生成终究还是回到逻各斯，回到康德的大写的理念。
德里达一开始就表示，用“生成与结构”这样的理论图式来论述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是胡塞尔想不到的。德里达看到，胡塞尔本人也会对发生性和结构的对立这种论辩式或两难式的“辩证”分析模式持反感态度。结构方法与发生方法在不同的问题层面都可能涉及到，经验科学的追随者都免不了下意识地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而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恰恰是抵制这种“辩证”思维的实证主义科学。德里达显然承认胡塞尔的这一方法论前提，看到胡塞尔本人是很清醒地与前此的经验科学区别开来。但德里达要入手的地方，正是胡塞尔最根本处，他的理论与方法论的起点。其论述的切入点都是对方所估计不到的，或者是思想的前提，或者是论述中的自明的逻辑环节，或者是顺理成章的推论。“生成与结构”这种命题，并不是现象学领域之内的命题，但德里达用这样的命题提问，显然是受了会议组织者提交论文的要求而确定的角度，但这也迫使他试图从胡塞尔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现象学理论的基本设定。通常人们很难在一种理论的基本要义那里找出什么根本的问题，而德里达要做的就是在理论的基本设定上找出破绽。胡塞尔试图回到事物本身并面对独特性及其意味的原初性，这就是现象学的出发点。德里达看到胡塞尔通过他对系统及思辨封闭形式的拒绝，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意义的历史性及其生成可能性之上，也更为尊重那些在结构中保持开放性的东西。也就说，意义生成的历史性正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忠实理解事物的重要起点，而结构的开放性也正是他的现象学活力所在。从初级结构过渡到异质性级次上，这之间的差异正是德里达要追踪的空隙。在这些过渡环节，德里达试图揭示出“生成式进路”与“结构式进路”间存在某种冲突的假定，现象学原初的意象性从一开始就被附加了特殊性。德里达这里要追究的正是胡塞尔现象学中最初的单纯性，即意义生成中的历史性是否具有纯粹的原初性，意象性的认知结构是否具有先验的纯粹性。胡塞尔要悬置的加括号的那种历史的和经验性的东西，依然保留在现象学最初的还原中，并且是胡塞尔始终依赖的东西。当然，如果把“生成”翻译成“发生”，这个问题则更好理解些。[20]
德里达在这里提出胡塞尔现象学是如何被纳入“生成结构”的关系模式。终极目的的稳固结构，将原始生成本质化，重新占有结构，并具有蔓延性，产生“原始生成”这一观点。胡塞尔不断调解结构主义与生成主义，前者是内在法则对整体形式化组织化功能的描述，而后者则是结构之起源与基础的重新搜寻。
结构与生成构成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呈现方式。从结构向生成转化，这不只是胡塞尔整个理论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状况，同时也是他的意向性还原的一种路径。这是在现象学领域之外向胡塞尔提问。德里达指出：
纯粹描述性的空间及其研究朝向历史形而上学的那种先验意图，因为在这种历史形而上学中，某种终极目的之稳固结构恐怕会让胡塞尔在将原始生成本质化并为之规定某种边缘域的同时，重新占有这个变得越来越具蔓延性而且似乎也越来越不适合于现象学的先验论及其先验观念主义的原始生成。[21]
德里达追问的是原初的生成，即起源性的那种结构，它是如何发生的？胡塞尔指的是已经是客体性的那种意向层面，即任何心理学生成都无法修复而只能在其可能性中预先假定的那种与对象的先验关系。德里达的批判抓住胡塞尔现象学最根本的问题，他直指现象学的意向的发生/生成和构成问题。在德里达看来，本质主义的哲学总是在它们的客体性、不可触知性及其先验性中来思考本质；但在这同一个过程中，它又同时展开关于经验、生成以及终极所指的时间性体验。德里达试图揭示的就是先验认知结构与经验性的时间流中意义生成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方面要回到先验性的主体的认识结构中，另一方面又要依赖对客体的意义建构来展开认知活动，而这二者最终又统一在反思域本身。这就表明，意向性还原的不纯粹性。
德里达由此进一步揭示胡塞尔现象学原初统一体的结构包含的生成性。德里达看到胡塞尔的深刻的矛盾，胡塞尔本人既想保持住来自所有事实性意识的那种数理或逻辑观念性的规范性自治，又想保持住它对于某种一般主观性的原初依赖；这种主观性既是一般的又是具体的。因此他得在逻辑主义者的结构主义与心理学者的生成主义两种暗礁之间穿梭。他写道：
他得开辟一个哲学注意力的新方向并让一种具体的但非经验性的意向性、一种“构成性的”“先验经验”被发现，所谓构成性，也就是说它像全部意向性那样，同时既是生产性的又是揭示性的，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原初统一体，即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共同根源，很早对于胡塞尔来说就是意义的真正可能性。我们将要不断地体会到这种共同的根源同样也是结构与生成的共源，而且它被所有日后有关结构的与生成问题系列和分解武断地假定为先决条件。[22]
德里达以他的独特眼光看到，胡塞尔一方面区别了经验结构与本质结构；另一方面也区分了经验结构与先验本质结构。但他关于意向性的论述并未涉及到“生成”问题，在德里达看来，意向性还原如果不考虑“生成”问题是不充分的，但如果考虑了“生成”问题，则意向性的纯粹意识和原初结构都难以成立。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时期的德里达强调了客观存在，他似乎是一个客观论者，这就像人们对胡塞尔早期现象学的认识一样。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要以纯粹的主观意识来达到对纯粹客体的认识，然而，纯粹静止的客体如何向着主观认知结构生成，这是胡塞尔忽略的（其实也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尽管胡塞尔再三强调现象的被给予性，也就是意向意识的给予性问题。只有被给予的现象才是可能认识的，才是可能向意识呈现的。胡塞尔把纯粹的客体还原为纯粹主观的认识图式，在他的现象学中，客体、客观性都只有存在于绝对主观性中才有意义。绝对之客观就是纯粹之主观，通过被给予性，提示出对象事物与主体的联系，但二者的内在关系并没有得到恰切的说明。在现象学的描述中，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结构的意向性时刻，可以在意向对象并不真实地属于意识这一事实中被区别开来。德里达说：在一般意识中存在着某种并不真正属于意识的层面——这就是意向对象非真实（真实的）组成成分这个既困难又关键的主题：“就是对象之客体性，是为着意识（而在）之物的意义及其之‘如是’的意向对象，它既不是那种其原始实存的显现正好就作为其意向对象而被规定的事物本身，也不是一个特有的主体的时刻，即一种‘真实’的主体时刻，因为它毫无疑义地是作为为着意识的对象而被给出的。”[23]这就是超验主体生成的时刻，它可以超越具体实在性。这又有点像黑格尔的主体统一的那种认知时刻而形成的世界之物。很显然，“生成”（发生）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德里达是要把这样一个被现象学的认识空间——主观的经验结构完成的认知进行时间的细化。
德里达进一步追问：纯粹意识/先验意向的生成性，原初结构如何发生/生成。在意识的纯粹先验之内，德里达从关闭与开放问题入手来看结构与生成的问题。
德里达在这里指出，在《观念I》中，先验意向性被描写为一种原初结构，一种有四级及两种相关关系的元结构[24]。这个复合式结构就是意向性的结构，即意义之源的结构向现象之光敞开的结构，这个结构的闭合就是无意义本身。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首先是先验性，认识如何可能？前提和条件是什么？因而它的“加括号”就是去除那些非纯粹意识之外的东西。但总是有对象事实存在，这些事实构成意向对象，在一般意识中存在着某种并不真正属于意识的层面。这就是意向对象非真实（真实的）组成成分这个既困难又关键的主题。之所以说其困难，是因为这些非真实的对象如何与意识发生关系？或者如何被意识排除？它是如何作为意识的对象被给予的？这就出现了“发生”或“生成”的问题。“它既不属于世界亦不属于意识，而是为着意识而在的世界或世界之物。”[25]
德里达认为，意向对象不可能从一种被规定了的区域性结构出发来加以描述，也就是说，意向对象应该有一个提前于被规定的主观经验的区域。德里达追问式地指出，如果说意向对象是一种意向性的而非真实性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质素就是一种生存体验的真实的而非意向性的构成部分。德里达写道：“质素是在被意向形式激活前的情感之感觉（被体验而非实在的）质料。它是纯粹被动性的端极，也是非意向性的端极，而没有这种非意向性端极，意识就会接受不到任何除了它自身外的别的东西，因而也就无法进行它的意向性活动。”[26]这里的质素这个概念显然非常重要，德里达那时虽然还说不上是反唯实论者，但他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客观唯物论者，他不会把质素看成是纯客观的存在，正如他在这里反复提到的“真实”和“真实存在”概念一样，它不会是客观的实在。德里达也无法给出明确的规定，但他指出胡塞尔在《观念Ⅰ》中拒绝考虑质素，或者说他不能考虑质素，是因为胡塞尔依然限定在已构成的时间性内部来展开分析。德里达指出，质素在其最深处及其纯粹特性中首先是时间质料，并且是生成本身的可能性所在。这样，“在开放的这两个端极，从一切意识的先验结构内部，就可能显现向生成构成和这种新的‘先验感性论’过渡的必然性，而这种新的先验感性论将会不断地被预示但又总是被后延，在这种新的先验感性论中，大写他者和大写时间这些主题应当让它们不可还原的共谋性显现。这就是他者和时间的构成将现象学指向一个其‘原则之原则’……被根本地质疑的地带。”[27]
质素在这里仿佛是类似于物自体的不可知的那种存在物，它既不是纯粹意识和经验结构内部的东西，也不单纯是外在于意识的独立的客观性事物，德里达把它描述为“时间质料”。在意识与对象物构成的经验结构关系中，引入时间参照系，也就是认识的最初阶段，它甚至发生于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之前。也就是说，在胡塞尔自认为纯粹的意向性面对客体建构认知活动之前，一定有一种存在物进入认知时间，看上去像是预备阶段或前时间。德里达也审慎地回避了不可知论的问题，他只是说，那种存在物是如何进入经验结构达成意向性的？在胡塞尔设定的经验结构面前，有一种作为对象物的他者存在，这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而不单纯是经验的结构性存在。
德里达由此最后接近生成现象学本身的问题，即生成的途径，这个途径也清楚地显示出胡塞尔在《观念I》以后的发展脉络。由此这个脉络也揭示出胡塞尔意向性生成本来的展开方式。
胡塞尔的现象学已经够晦涩玄奥，在德里达的阐释中，更让人不得要领。实际上，德里达要追问的也就是，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凭什么就设定一个共时态的经验结构？一切的认知就从这里开始？这就是最纯粹的认知的起源？德里达要在这个结构中打进时间（意义发生和生成）的楔子[28]。现象学的最初设定，既是其目的，也是其始源。德里达从这里看到胡塞尔与康德如出一辙的那种主观唯心论。康德的大写理念与现象学的先验本质没有实质的区别，现象学所依靠的最初设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获得真实的纯粹性。因而其终极目的也就是最初的起源，它虽然不是静止的、被完全规定的价值，但它会赋予存在和意义的生成以形式并将之关闭起来。德里达指出：“终极目的就是历史真正诞生及一般变成之意义的具体的可能性。因此从结构上说，这种终极目的就是作为源头和变成的生成本身。”[29]
当然，德里达也很清楚，胡塞尔没有首先质疑其操作工具的一般意义忽略了语言的历史负荷，如果事先就质疑一般结构或一般生成观念的意义的话，就等于去追问先验还原之前的东西。德里达看到现象学的意义在于：“先验还原不过是提问的那种自由活动，它挣脱前在于它的那种东西的整体以便能够进入这个整体，特别是进入它的历史性及它的过去。”[30]既然德里达清楚胡塞尔现象学的积极意义和它的可能性，他为什么还要质疑它呢？
从这里，其实已经可以看出德里达解构的意图和策略。解构并不是将原有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全盘颠覆，并不是指出其谬误，而是指出其不可能性，从不可能性出发，去发掘其起源的不充分性和不确定性。解构并不是说理解是不可能的，而是说，某种理解方式在其自我反思域达成的完整性和充分性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德里达早期解构的关键点在于引入时间向量，不管是现象学，还是结构主义，都以先验结构为其理论起点，回避在时间流程中来揭示意义生成的各个环节。实际上，按照德里达的时间向量，没有任何一种理解可以在时间指向的区域展示自身的完整逻辑，因为这是一个无限差异的过程。一旦引入这样的系统，并且是在语言符号的层面上来理解事物，那就没有任何理解可以把自身的逻辑完整无缺地表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德里达是在强人所难，他只是指出，人们自以为是的那种确定性和完整性是不可能的，是不充分的。德里达的这种提问方式显然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不一致，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习惯于设定一种理解学说的前提，设定一种界限，一切理解和阐释从这个界限开始，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乃至于黑格尔都遵循的方式。德里达当然不会那么鲁莽地质疑这种设定界限的方式，否则哲学与思都不可能。但德里达却要追究那样的界限在其自身的自明性中是否可靠，是否具有完备性。他并不否认任何一种理解应有的独特方式和意义。正如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样，被现象学的先验自我召唤出来质疑一切的那个开启，也要（尤其要）用来质疑原初纯粹事实性的可能性，“既然如此，它要质问的也包括，比如，它自身的死亡”[31]。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早期德里达背负着结构主义的名义，却对“历史性”的方法情有独钟，他对胡塞尔的质疑更像是先把胡塞尔的观念意识问题展开为一个结构，而后引入历史性的区域，这样促使结构的生成变成一个可疑的问题：结构的起源如何可能？这是困扰着德里达，也使德里达怀疑其他用结构来描述客观世界的思想图式的方法。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德里达其实深陷于现象学，他想追踪现象学纯粹认知的客观发生，如果其起源发生的结构是可靠的，那么结构的存在就有了自足性的依据。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结构的起源与生成都难以克服时间的无限性，这是现象学的难题。其实这一点也不像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一直在思考的内在时间难题。德里达像是用胡塞尔自己后来困扰自己的问题向他早期设定的基础性问题提问。只不过胡塞尔一直坚定地相信，沿着他的思路可以找到答案，而德里达则深表怀疑。对胡塞尔的纯粹哲学的质疑，一定也给德里达以极大信心，既然如此纯粹的形而上学都无法解决理论的自足问题，那么解构就一定发生在所有的理论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