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解现象：主体意向与历史性问题

德国的现象学几乎支配了30年代以后的法国哲学，这是令所有的哲学史家深感困惑的问题，这一现象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到哲学史家系统的阐述。即使像赫伯特·斯皮格伯格撰写《现象学运动》这种皇皇巨著，也对这一问题大惑不解，并且只好不了了之。在谈到法国的现象学兴起的历史阶段时，他如此写道：“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出现以及它不断地取得成功，包含有不止一种背理之处。有谁曾敢预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一种具有某些德国风格最坏特征的哲学会在法国生根呢？谁曾相信过，在几乎摧毁法国政治上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哲学会成为法国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呢？这里不是说明这种文化上背理之处的地方。现象学传到法国的时间大体上与所谓洛迦诺精神的时期的相合，以及它部分地成了纳粹清洗的庇护所，这些事实都很难说明它取得广泛成功的原因。也许现象学的这种转移是一种更有希望的迹象，它表明欧洲大陆团结的精神在增长，而哲学上的民族主义在衰落。”^[1]斯皮格伯格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提到法国哲学中的柏格森主义的影响，提到了布伦施维克的“新笛卡尔主义”，提到现象学更加开明宽容的宗教态度，以及与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关系。这些思想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基础可能都起到作用，但也不足以解释如此具有悖谬的并且影响深远的学术的和思想的影响力。特别在二战前后期，不少人都有德国占领和战俘营的惨痛经历，思想与学术的追寻如此轻易地压倒了民族国家的创伤经历，这无疑是需要强大的动力的。有一点或许至关重要，胡塞尔本人的犹太人身份，他遭到的纳粹政权的压迫，这是否足以消除现象学的德国色彩？这依然是个疑问。因为现象学具有如此强烈的德国哲学特征，而且现象学另一位大师海德格尔的政治倾向又抵消了胡塞尔的身份政治。当然，现象学在法国的经历，不折不扣就是法国化的过程。

德里达初出茅庐时对现象学的解构，一直是解构主义最大的难点。胡塞尔已经够晦涩的了，加上德里达，那几乎就是两部天书。但是，德里达早期对现象学的批判分析显然还有非常强的个性色彩，以至于他的批判分析一开始就显露出他后来的解构思想。

作为一个被人们视为“并不符合清晰的和严谨的”哲学风格的毁坏者^[2]，德里达对严谨的德国现象学哲学下过如此深厚的功夫，也许会令那些把他归结为文学批评家的同行吃惊。德里达是从研究德国的现象学起家的，这点可能得自于他的老师岗奎莱姆和列维纳斯。1962年，德里达翻译并出版了胡塞尔的《几何学导论》并撰写了长篇序言。就这篇40页的著作，他撰写了一篇长达170页的评介序言。德里达从此变得引人注目。也就是在这部著作出版后的第二年，他被阿尔都塞请到母校法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从这里开始了他漫长的解构主义理论冒险。1967年，德里达发表了他对现象学最深入细致研究的著作《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评介》，显示了他独特且怪异的思路。在最初的岁月里，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孤军深入。很难想象，他在32岁的时候，写下如此深奥艰涩的文字，但又不得不令人钦佩他思想敏锐和知识渊博。实际上，在更早些时候，德里达就已经着手对现象学展开批判。1959年，也就是德里达29岁时，受到莫瑞斯·甘地亚克（Marrice Gandillac）的邀请，他在法国的斯利吉-拉-萨尔学院（Cerisy-la-Salle）做了题为“‘生成与结构’及现象学”的讲演（该篇讲演稿后来于1964发表于由德·甘迪亚克等编的《生成与结构》杂志）。从可见的资料来看，德里达最早的写作开始于对胡塞尔的研究，最早论及胡塞尔的文字见于1954年撰写的相当于硕士论文的《胡塞尔哲学中的起源问题》（但该作正式发表于1990年）^[3]。很显然，德里达的学术初起阶段就长期浸淫于现象学，他对结构主义的解构实际上是基于他在现象学中的感悟。事实上，法国的结构主义冲击了现象学的哲学地盘，也不得不沾染一些现象学的特征。特别是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方面，二者重合的地方相当明显。如果说德里达是用解现象学的方式去解结构主义，那么他也是在用解结构的方式在解现象学。对于德里达来说，二者的问题都大同小异，都是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都是因为起源与在场的问题，都是因为历史性/时间性的问题。

德里达的现象学观念是在法国的现象学氛围里逐步形成的，他无疑深受这个氛围的影响，即使是反叛，他也与这个氛围息息相关。马塞尔、萨特、梅洛—庞蒂、里科尔、列维纳斯，这个范围还可稍加扩大，加上冈奎莱姆、科耶夫。这个现象学氛围并不十分协调，也说不上有明确的共同性，特别是这其中贯穿着萨特的存在主义，这使法国的现象学传统与海德格尔的联系一点也不弱于胡塞尔。德里达本人后来愈来愈表现出对海德格尔的兴趣，这显然是法国式的现象学氛围在起作用。因为海德格尔的缘故，德里达的现象学关注被削弱了，它与存在主义的联系分去了他一半精力。德里达在那个时期实际也深受萨特的影响，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了海德格尔和萨特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修正结果再加以阐发的。尽管他完全不同意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早期阅读胡塞尔的现象学时带着海德格尔和萨特的问题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