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后的法国思想界：萨特的时代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直被人们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种符号论玄学，或是在文本间肆意玩弄狡计的一种批评方法。解构主义的直接矛头无疑是针对结构主义，但也是战后法国思想界演变的一个必然产物。
战后法国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切合了战后的迷惘与反思的历史需要。战后的法国思想界风起云涌。与其浮光掠影描绘那些现象，不如选择萨特作为历史缩影来揭示历史的某些特质。审视萨特产生存在主义思想的过程，以及他在战后的行动，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那种内心世界。
显然，在这里我并不想概括萨特的思想和创作，也无法去描述他的全部活动，只是想通过萨特来描述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某种状况，以此来看战后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之间构成的替换关系及其所依据的时代背景。在这里，我试图通过萨特在战后的激进行动，萨特与几位曾经亲密的朋友，如阿隆、加缪的关系的变化，来反映结构主义时代的思想侧面。
萨特在战后的思想倾向于激进化，几乎所有的签名抗议都有他的份。西蒙娜·波伏娃1981年在纪念萨特的书《告别仪式》中写道：那一年——也就是1977年，萨特以他72岁的高龄，忍受着疾病和几乎失明的痛苦，依然奋笔疾书，奔走呼吁或四处请愿。波伏娃的记录表明，和以往一样，他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大量的署名文章：1月9日，呼吁援助处境维艰的《政治周刊》；1月23日，呼吁反对在摩洛哥实行镇压；3月22日，给拉瓦尔法院院长写信，声援被指控拒收军籍簿的伊万·皮诺；2月26日，抗议尼日利亚一名歌手遭逮捕；3月27日，呼吁为阿根廷争取自主权；6月29日，致信给贝尔格莱德会议，反对在意大利实行镇压；7月1日，抗议巴西政治局势恶化。波伏瓦的这段记录构成了西里奈利名噪一时的著作《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的开篇段落。西里奈利的统计表明，从1946至1958年这12年中，在《世界报》或同等地位的报刊上署名发表的125篇请愿抗议文章中，有28篇署有萨特的名字，超过同时期的任何其他知识分子。在戴高乐共和国的1958年秋天至1969年春天，萨特也依然走在最前头。战后的这些频繁而激烈的政治请愿活动，当然是战争留下的后遗症；战争重新规划了人们的精神和思想意识，这些请愿活动不只是清理战争期间的历史，同时也是在重新建立战后知识分子的政治秩序。西里奈利认为：“战争的痕迹将长时间深深地烙印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在许多辩论中都听到它的回声。而且，请愿书和宣言既是反射这种回声的聚音箱，又因此是固定住这种印迹的玻璃感光片。”[1]按照西里奈利的分析，战后法国知识分子阶层经历了一场结构性的震动，它深入而持久地动摇着这一阶层：不仅是构成这一时期特征的右派政治丧失了威信，而且，右派意识形态也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右派与附敌主义、亲近维希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右派的自由主义受到指控。尽管右派也有重新振作的事例，但整个说来是处于动摇和低迷的地带。西里奈利指出：“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知识分子阶层的阴晴变化将依赖于这个地带。因为，由右派知识分子中的混杂而导致的夸大在相反的意义上对左派发挥了作用。在这个显露出矛盾的时期，某些左派知识分子或组织将占据优势地位。在这方面，使得让-保罗·萨特获得名望和影响的敏捷性很能说明问题。”[2]在战后时期，萨特的创作气贯长虹，法兰西的那个时代被称为萨特的时代，因为激进的左倾思想，萨特抓住了时代的思想命脉。再看看与萨特曾经亲密交往的几位朋友，例如，雷蒙·阿隆和阿尔贝·加缪，他们后来与萨特站到了对立面，从亲密到疏远和反目为仇，他们之间的决裂尽管存在着私人之间的不协调，但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意识选择的冲突，是时代赋予这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态度。到50年代初期，冷战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选择共产主义还是反共成为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两条性命攸关的道路，更简单一点的说法也就是左派和右派的分别。
在左派激进主义高涨时期，萨特如鱼得水，这与他在战前和战时的政治态度相去甚远。有一种论调试图在这两个有差别的时期之间找到一种逻辑关系。萨特在战后冷战加剧的知识分子政治形势中选择激进化的立场，这与他在二战期间对政治的淡漠有密切关联，特别是与他本人参与抵抗不够投入有直接关系。1991年，约瑟夫·吉尔贝（Joseph Gilbert）出版了《如此甜蜜的沦陷期：1940—1944年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尔·萨特》一书。[3]实际上，关于萨特在二战时期的表现在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从1941年春萨特从战俘营归来到1944年夏巴黎解放的三年里，萨特是一名沉睡的知识分子，只是在1939年从深沉的政治睡梦中稍微醒了一会儿，然后又昏然睡去，在沦陷时期的灰色年代里，他只顾埋头雕琢他的文学和哲学著作。[4]最激烈的抨击就是来自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书中认为，对于萨特和波伏娃来说，那段历史仅仅是“一个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这两个人，在这样的战争年代里只顾发展自己的文学事业；更有甚者认为，在法国解放后，他篡夺了抵抗分子的头衔。1942年夏天，萨特和波伏娃做了一次长途自行车旅行，他们先南下巴斯克地区，然而去了马赛，再经中央高原北上返回。1943年6月2日，西蒙娜·波伏娃走进被维希政权改名为旧城剧院的萨拉-贝因哈特剧院，萨特的第一部戏剧《苍蝇》正在这里上演。萨特与波伏娃都认为“这是他们能做的唯一有效的抵抗行动”[5]。但维希政权的批评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在被占领的首都演出这样的作品是不道德的。那时，萨特在高师的同学们不少在前线浴血奋战，或者在集中营中被折磨致死，有些被卷入敌对阵营而死，这个名单可以列出几十人之多。[6]这种对比或责难显然过于苛刻，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所著的《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说道：“把我们所列举的死者名字变成某种攻击萨特的材料，并且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他在法国沦陷的阴冷日子里，坐在富罗尔咖啡馆的软凳上和火炉边的情景，这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们能否因此而在做总结的时候，忘掉这些烈士的名字呢？我们曾经强调过，这些名字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为何当萨特在战后开始鼓吹‘参与政治的义务’时，许多他这一代的高等师范毕业生会被激怒。”[7]西里奈利显然也是站在责问萨特的立场上，但他的态度还算客观一点。他试图解释二战后萨特何以在政治如此激进，如此狂热地站到历史前台。追随共产政治，为斯大林的镇压政策辩护，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暴动助威，在“五月风暴”中的激进，无数次的签名和游行示威……在五六十年代至70年代的法国政治舞台上，以至于在欧洲所有的政治运动中，都少不了萨特激进的姿态。西里奈利认为，其根源在于在二战之前和期间，萨特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躲避的状态，他要填补历史的虚空，既是一种矫枉过正，也是一种弥补。按照西里奈利的观点，二战经验几乎伴随着萨特后半生全部的思考和行动选择。
看一看萨特在战后的第一个剧本《死无葬身之地》（1946年），就可明白他对二战怀着怎样的情结。战争期间写的、战后陆续发表的《自由之路》三部曲（1945—1949）是萨特对自由探讨进入深度的作品，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二战经历给予他的思想刺激。如果了解在80年代以后发生的关于萨特的争议，回过头来就更好理解萨特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的主人公马蒂厄，何以他的性格转折是那么不合逻辑。马蒂厄是个独立不NFDA2、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并不比周围的人更自由。他一直处于身不由己的困惑之中，不能果敢行动，也不想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直到后来，在工人皮内特的带动下，参加了钟楼的狙击战，他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自己的意志、价值和力量，由此才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是典型的萨特式的对自由的注解。要行动，要用行动证实自己的意志，战后的萨特几乎是狂热地信奉自己发现的时代的真理。而这里面隐含的动机，按西里奈利的推论，那是对自身二战经历的一种强烈反拨。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脏手》，强烈的政治指向性、对维希政府或共产政治的探讨，都表达了萨特用关怀现实的写作行动承担自己的责任的努力。从整个50年代到60年代，法兰西几乎可以说是萨特的时代，团结在《现代》期刊周围的知识分子，构成了战后欧洲最激进同时也最富有时代精神的人群，萨特当之无愧是这群人的领袖。雷吉斯·德布雷说过：“对于我们这些50年代的高中生来说，《存在与虚无》令人心跳加速。”[8]
1952年对于萨特来说正是如日中天的年份，只有时过境迁人们才能意识到萨特的一系列绝交的选择意味着战后法国（乃至于可以看成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严重分化。1952年，冷战愈演愈烈，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镇压被披露出来，相当一大批知识分子放弃左派激进主义立场开始退党，而萨特却与法共（PCF）结成紧密同盟。经过1952和1953年的争论，萨特先是让《现代》编辑小组的中坚人物克洛德·勒福尔离开，随后还有更激烈的绝交行为。第一次是与二位密友加缪和埃蒂安布勒，第二次是与好得几乎“穿一条裤子”的莫里斯·梅洛-庞蒂。在所有这些断交中，他与加缪的断交构成了巴黎知识分子阵营最重要的话题和事件。1951年9月，加缪炮轰共产主义；1952年7月萨特发誓终生憎恨他的社会阶级并站在共产主义一边。加缪在《反抗者》和其他写作中在共产主义与暴力之间画上等号，而萨特则认为这一暴力是合法的和不可避免的，并且长期为斯大林的镇压辩护。冷战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变得不可避免，围绕加缪的《反抗者》，知识分子左右派阵营表现出态度鲜明的分裂。1952年，萨特在《现代》期刊登出一组信件，对加缪进行攻击，这使忠于私交的加缪陷入无比痛苦中，他开始在笔记里痛斥萨特、存在主义者和《现代》杂志。他把巴黎看成一座莽林，“那儿的野兽面目狰狞”，他把对手定性为“革命精神的新贵、暴发户和正义的法利赛人”。他抨击萨特道：“《现代》上的辩论——无赖作风。他们唯一的借口存在于那个可怕的时代。他们内心有某种东西彻底地向往奴役。他们梦想沿着一条光辉的道路抵达那一端，但是没有一条忠诚的路径能够通向奴役……”[9]
在50年代上半期，萨特风头正健，左派激进主义并没有因为苏联暴力的被披露而退潮，虽然有一批知识分子退党，但法共依然是纪律严整富有朝气的战斗集体。加缪和阿隆则更容易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人物。萨特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宣扬他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却对苏联的镇压政策置若罔闻，这使大部分的追随者开始怀疑他的理论。法国思想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替代左派的意识形态，结构主义就这样如期而至。从知识分子的群体特性来说，仅仅是政治倾向不足以全面而长久有效地维系知识分子阵营的凝聚力，毕竟知识分子要追求的是以知识话语创新的方式阐释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战后最有力的知识话语，取代他的必然是另一种更适合历史变化的知识话语。一个又一个朋友同道的离去，没有伤到萨特的历史地位，但另一种知识的出现，对知识分子具有更大的诱惑力。1960年，在法国高师校园内，萨特与阿尔都塞发生论战，这意味着存在主义的时代就要终结，自负的萨特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时，结构主义的时代就已经来临了。对于萨特来说，知识分子的介入（intellectual engagement）是其理想，这也是法国的传统，萨特终其一生都在实践并且完美体现这个理念。现在，多斯在评价历史的变化时写道：“时过境迁，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再被允许在所有的领域侃侃而谈，他们被迫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日益萎缩，它只能用于特殊的事件，但是作为补偿，一方面他们失去了干预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中受益匪浅。批判意识在理性名义下的萎缩，在更大意义上，与对历史的投入锐减（甚至是把历史拒之门外）是一致的。”[10]两位结构主义开创者乔治·迪梅奇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明确表示要从萨特式的介入中退回到学术专业领域。当有人问乔治·迪梅齐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时，他回答说：“不，我甚至对那些扮演这一角色的人感到一丝恨意，对萨特，尤其如此。”[11]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权威（如果人们觉得我还有点权威的话），在于我的著作，在于严密而精确方面的审慎。”[12]
福柯在回顾当时的思想转变时曾说道：“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萨特一代，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极为鼓舞人心和气魄宏伟的一代，他们热情地投入生活、政治和存在中去，而我们却为自己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我愿意称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13]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在冷战的氛围里一度成为医治人们心灵创痛的良药，但随着人们对冷战格局的默认，特别是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揭露，左派激进主义的正当性受到怀疑，知识分子在追求另一种历史立场和态度时，转向了另一种知识话语。
确实，很少有一种理论像结构主义这样，在并没有为人们认真了解的情形下能四处流行。但结构主义使左派知识分子避免了窘困，也就是结构主义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才不至于刺伤左派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结构主义没有否定左派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暂时把左派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窠臼解脱出来。正如库兹韦尔所说：“结构主义的产生，至少对它的追随者来说，似乎是提供了一种免受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这两者限制的体面的理智上的出路。它的主要哲学论断——一切社会现实最终可看成是迄今未发觉的共同的心理结构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之一，是使法国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者所潜心研究的、在一定范围来说也是存在主义者所潜心研究的那些政治问题和政治理论中转移出来。”[14]
激进的法国左派阵营不仅是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群体，也是一个激进的政治联盟，而意识形态的危机，必然引起知识分子在社会组织形式方面的分崩离析。不管从哪方面来说，结构主义都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精神纽带。这个纽带不再像以苏联为思想背景的左派政治那样严厉，却以它复杂多变的方法论活动，使分裂的知识分子群体获得想象的精神依靠。5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的思想界已经没有统一性可言，但关于结构的普遍化的想象，却使分裂的集体又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共同性。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这种看上去纯粹的方法论活动，实际上有着相当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
当然，结构主义是以它的独特而显著的方法论活动而获得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的，尽管结构主义的本质意义在于打破学科的界线，追求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但试图从总体上阐释结构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理论方法却有相当的困难，因为结构主义在不同的理论实践中其实际意义往往大相径庭。从总体上来看，结构主义是语言学和人类学杂交的产物。索绪尔的语言学构成结构主义理论方法的基础，而雅各布森等人的结构语言学则给结构主义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范例。例如，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就把雅各布森在结构语言学中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人类学研究而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他指出：“第一，结构语言学从研究有意识的语言现象转到研究语言现象的无意识的底层结构；第二，它不把词看成独立实体，而是把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看成它进行分析的基础；第三，它引用了体系这个概念，‘现代语言学不仅认为语言总是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它表明了具体语音体系并阐明它们的结构’；最后，结构语言学的目的在于发现一些普遍规律，或者归纳法，‘或者用逻辑演绎方法来说明这些规律的绝对性’。”[15]
结构主义把世界万物都看成是一种结构及其关系，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所谓“结构”，即是指各种关系的总和，其中各部分关系都以特定的方式相互联系和作用，任何一项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关系项的变化。结构主义者把任何事物都看成一个整体，其中包含特定的规则和秩序，结构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就是去建立这种整体和发现内部的结构关系，发现它们的有机联系和相互转换的规则。因此，不难理解，结构主义与过去的人文学科惯用的历史叙述不同，它强调共时性研究。结构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是结构主义处理结构的基本观念；而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又是结构主义者处理结构的基本方法。
结构主义是作为存在主义的反动而登上思想舞台的。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存在主义把主体的作用抬到极端的地步，否定了任何客观的存在，并且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立起来，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排斥严格精确的研究方法。因此，结构主义力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消除方法论的主观因素。但如果据此认为结构主义是客观唯物论就错了，事实上，结构主义者把结构看成是人类心智的产物，结构是先验的，是人类心灵无意识投射于文化现象的产物，结构的根源就在于先验的“无意识”。结构主义者的努力就是发掘“全部的无意识结构”。正如一位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是没有思想者的思想。它是以人文科学的形式揭示出它们自己的种种结构的思想，它是使人种学与语言学相联系，使医学与知识考古学相联系的话语。它是一种对历史的阅读和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阅读。它也是一种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这些话语是说出其对象的现实语言的方法本身的作品。这些话语是揭示出其自身的意义，一种神话或一种系统的意义。”[16]反对主观化的结构主义实际更具主观化的特征，抽离了历史和主体的结构主义，把繁复的主观认知图式移位到社会组织结构中，这与其说是保证了认知的客观性，不如说最大限度提供了主体认知的可能性，也就适应了逃离历史和社会的中庸知识分子的心理。激进的社会革命为抽象玄奥的结构所替代，看上去是压制了无限度扩张的主体精神，但实际也满足了知识分子个体重建知识构型的主体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