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为研究对象的1920年代

1920年，正在北京讲学的杜威博士，为西方的报纸撰文，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他发现许多北大学生的论文中，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到处都是问号，并且都“要求完全自由回答那些问题”。杜威因而得出结论：“在一个思想信仰曾一度被正统束缚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追讨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1]

正如杜威教授观察的那样，五四确实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社会的震撼，远不是论文中的几个问号那么简单，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答。1919年固然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但在“追讨问题的狂热”过后，问题本身依然存在，甚至因为“思想信仰”被快速地解放而变得愈加复杂，并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和疑问。正如胡适所言：“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2]这使得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代，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问题的时代”。而在寻求问题解答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裂痕也日渐明显，“先是思想的分歧，后来成为行动上的分裂”^[3]。在理想与现实、保守与激进、精英与大众、思想变革与社会革命等诸多矛盾的纠葛中，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呈现出异常复杂而混乱的新局面。

为了寻求“新的解决法”，在杜威之后，哲学家罗素也应邀来到中国。两位大学者的相继来访，引起了知识界的密切关注和浓厚兴趣。他们在各地的演讲大多人满为患，介绍他们学说的社团纷纷成立，各种研究文字也见于报端。尽管深奥的哲学理解起来难免囫囵吞枣，但对于中国的新文化人而言，这显然是与西方思想界的一次难得的“亲密接触”。1921年7月，两位学者同日离京，当天的《晨报》便发表文章，向他们表示敬意，“感谢他们都尚不厌弃像我们这样的野蛮民族”^[4]。

两位哲学家访华的原因不尽相同，但都有探究东方文明、对比中西文化的目的。罗素离开伦敦东行时，就是怀抱着“疑惑的痛苦”，深感“西方文明的希望日益苍白”，期待以“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5]然而，面对中国的现实环境，他们的失望来得也很快。罗素很快便发现，中国人对他热切的追捧，并不表示认同或理解他的学说。私下里，罗素甚至刻薄地批评“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他直言“并不真的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并认为比他早到的杜威夫妇和他一样，“已完全失望”。^[6]

罗素对中国的这些观感，自然与他此前的期待值过高有关，也不乏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作祟，但他认为中国人“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7]，这个判断颇有道理。对杜威推崇备至的胡适也承认，“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的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8]。但对于困惑中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需要的恰恰不是“哲学的方法”，而是实实在在的建议：“我们欢迎罗素的社会改造的意见，这是我们对于他的唯一的要求。”^[9]

然而，中国知识界希望从两位学者处得到的“实际建议”，其具体内涵却相去甚远。从罗素引发的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战中，便不难看出其间的差异。无论是陈独秀发公开信质疑罗素“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论断，并态度强硬地要求罗素表态澄清，“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10]，还是青年毛泽东批评罗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的主张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1]，显然在已经趋向实际政治操作的知识分子眼中，罗素的路数不对他们的口味。而在张东荪这类知识分子看来，罗素主张中国应搁置分歧、发展实业，“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财源，以为现时应该从教育入手”^[12]等言论，是号准了时局的脉搏，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13]的。

必须承认，两位哲学家来到中国这样一个陌生而复杂的环境后，受到的震撼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密集的旅行和演讲，也使他们缺乏了解与思考中国社会现实的充足时间，因而他们所发表的言论难免驳杂，对此国内知识界也是心知肚明。就连曾对罗素“崇拜到了十二分”的张东荪，也在他离华后忍不住写文章，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14]。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界和舆论界对罗素与杜威的追捧，以及各派知识分子对于两位哲学家“各取所需”的解读方式，则更清晰地凸显出他们寻求出路的急迫与茫然。

当然，对于中国的知识精英而言，五四之后最让他们困惑的问题，是如何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想付诸于实践。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15]为宗旨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以及平民夜校、劳动补习学校等形式，都是知识者在尝试着将纸面上的新思想转变为现实的成果。但是，这些努力的实际效果并不怎么好，民众反应淡漠，沟通困难，对满口新名词和新观念的青年学生们，工人们的表现甚至是“瞠目结舌，骇而疾走”。这种“商人不同我们表同情，工人不来帮助我们，农民不来同我们携手”的困境，显然是知识界此前始料未及的，对此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在罗家伦看来，其原因仍在民众自身，“并不是他们不愿，仍然是他们不知”。而“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的办法，只有尽力“养成群众”。^[16]而傅斯年则认为“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的”，不仅平民百姓和妇女没有接受新思想的准备，即使高喊启蒙的青年知识分子自己，“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其实也没有准备好接受新世界观的挑战：“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17]由于罗家伦将“养成群众”视为“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他强调的是“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而且“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18]而傅斯年则认为必须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改造习惯”入手：“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19]

新潮社两位昔日领袖之间的认识差异，在复杂多变的“后五四”时期很有代表性。事实上，早在胡适发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呼吁并引起激烈论战时，知识界的内部分歧便已鲜明地凸显出来。而胡适认为之所以会人人“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却无人关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20]，其责任当归于不良的舆论环境：“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21]同样，学生领袖傅斯年也认为五四运动后“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是一件很值得忧虑的事情：“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他认为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而按部就班的解决他，不落在随便发议论的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的发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22]而胡适的评价显然更为高屋建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除了将《新青年》的使命概括为“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胡适并未具体说明这个判断的由来。他只是惋惜《新青年》“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并借此表明了自己创办《努力周报》的初衷：“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23]胡适还曾说过，在《每周评论》1919年8月被查封后，他等待了“两年零八个月”，发觉“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愤而出山创办《努力》，继续宣传“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24]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胡适是将“学者”和“报人”双重身份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但他以大学教授身份而多次创办报刊的经历，在五四后的精英知识分子之中却并不罕见。1917年胡适从美国归来时，曾感叹整个出版界“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甚至一本在火车上消遣的读物都无处寻觅^[25]，而五四之后仅仅半年内，就有四百多种白话期刊相继面世。尽管其中不少都是昙花一现，但借助这股期刊的热潮，传媒的能量和影响力已经为人们所熟知。而在其后的“五卅”、“三·一八”和女师大风潮等一系列事件中，报章杂志均扮演了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其作为舆论空间的独立品格，在此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事实上，从整体上而言，面对1920年代从思想革命向社会革命转型的重任，新派知识分子群体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其实并无根本上的差异：“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向两条路线发展：一方面是新思想出版物的增加和伴随而来的新观念的流行；另一方面则是各种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的建立与扩张。”^[26]因此，这些怀抱自由言论理想的知识者，以固定的报刊为媒介，团结同道，形成以杂志为中心的群体，也就成为了五四之后颇为醒目的文化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不仅是一个“问题的时代”，更是一个“舆论的时代”。

自晚清科举制度被废止以来，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始终在寻觅介入社会、表述自我的途径。五四期间的种种尝试，在风云变幻的1920年代，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践和验证。从本书对于那些复杂而生机淋漓的图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相信，只要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自由言说的理想不曾消歇，那么这个“舆论的时代”就不仅仅属于过去。在检讨和梳理历史的同时，也会让我们对于现实多一些反省和思考。

[1] 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66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3]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316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4] 孙伏园：《杜威先生今天回去了》，《晨报》1921年7月11日。

[5] 罗素：《中国问题》，第6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6] 1920年12月3日罗素致情人柯莉的信，参见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年第1期。

[7] 1920年10月18日罗素致情人柯莉的信，参见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年第1期。

[8]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期，1921年7月10日。

[9] 仲密：《罗素与国粹》，《晨报》1920年10月19日。

[10] 陈独秀、张东荪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11]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 《讲学会欢迎罗素之盛会》，《晨报》1920年11月10日。

[13]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

[14] 张东荪：《后言》，《时事新报》1921年7月31日。

[15] 《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

[16]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

[17] 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18] [188]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

[19] 傅斯年：《欧游途中随感录》，《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8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0]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期，1919年7月20日。

[21] 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期，1919年6月29日。

[22]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

[23] 胡适：《胡适之的来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31日。

[24]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第46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5] 胡适：《归国杂感》，《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26]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5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