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舆论阵地的文化期刊

正如上一节所分析的那样，期刊的大量出版和以此为中心形成的知识者群体，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尤其是五四之后，在现实的刺激和实用的要求下，报刊的数量增长得非常迅速，“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1]。总体上看，独立和自由是这些刊物产生和存在的基石，所以与这些文化现象相伴随的，是非官方舆论力量的不断壮大。既不是为国家机器服务，也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甚至不屑于为讨好读者而改变自己。大部分知识分子同人杂志希望做的，无非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之所以强调和推崇“超然的、独立的政论”，也是因为对主流舆论的不满和不屑所致：“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2]更进一步地说，在这一选择中，还包含着对自我能力的充分信心和引领潮流的强烈愿望。

早在《新青年》时代，胡适就表示过对美国《新共和报》（The New Re public）的推崇和效仿。他所看重的，正是“一班政论家和思想家要想用一种‘思想界的组织’来做改造舆论的事业”，不但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到实地的功效”，而且使这个周报“成为世界上一种最有势力的杂志”^[3]。胡适曾表示，办一个像《新共和报》的杂志是他“十年来的梦想”^[4]。而由同人团体编辑出版的刊物，显然是实现这个梦想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陈平原先生曾指出，某些曾“独领风骚”的报刊，是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性文献来阅读的：“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著述，都首先在报刊上发表，而后方才结集出版；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与出版；几乎所有的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都借报刊聚集队伍并展现风采。”^[5]对于五四而言，《新青年》自然可算是这样的经典性文献；而在1920年代，《语丝》和《现代评论》应当是最合适的代表。

按照通行的规矩，为同人杂志撰稿纯属义务，是没有稿酬的，也不可能指望以此养家糊口。这些并非职业的撰稿者得以聚集在一起，不能忽略大学在这里所起的黏合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往往是一个保留了相当程度自主性的特殊文化机构。大学校园从来都是各种思想和知识的汇聚之地，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同好和支持者；另一方面，教书育人也是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们谋生的主要手段。尽管欠薪事件屡次发生，但大学教授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属于生活拮据的阶层。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不甘寂寞的教授们从象牙塔中探出头来，自然难以克制对外面的世界进行评点和指导的冲动。尤其是北京大学，“结集了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6]。《新青年》之所以有底气宣称“不外购稿”，正是因其背靠着国立北京大学。主编陈独秀被礼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使一校一刊完美结合，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而《语丝》和《现代评论》深厚的北大背景，也是它们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两个刊物出版后的“极一时之盛”，当时在北大德文系就读的冯至有一段很生动的回忆：

每逢星期日早晨起来，便听见报童们在街上奔跑叫卖，花两三个铜板买来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得的度过一个上午。因为这些小型周刊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师和个别学生。他们通过这些刊物跟读者见面，无拘无束地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感想，生动活泼，读起来很亲切。^[7]

仔细看看这两个刊物的撰稿人名单，不难发觉其与北京大学的天然联系。或者说，作为当时文人学者最重要的“集散地”，北京大学营造了独特的校园环境和舆论氛围。此外，经济上的相对优裕，也使得教授们能承担起没有经济利益的同人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也只有经济上的相对自立，刊物的独立才能成为现实。对于游离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者而言，大学如同在十字街头建筑的塔，它所能提供的，是进可指点江山、退可优游林下的令人向往的生存方式。这种特殊地位，也是知识分子结社和出版的必要条件。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便以此为重点，讨论了大学与杂志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不过，从清高严谨的讲学到慷慨激烈的议政，这个过程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松跨越的。1922年正在为《努力周报》的创刊四处奔波的胡适，就接到了不要做“梁任公之续”的劝告：“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8]对于类似忠告，胡适并非没有犹豫，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爱说闲话，爱管闲事”，并不是热衷于名利，而是“有时候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 涌，笔手扰’，最足以写此心境。自恨‘养气不到家’，但实在也没有法子制止自己”。^[9]因此，他最终以“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10]回答了类似的质疑。可以推想，在许多“切迫不能己于言”的学者们身上，一定也曾有过与胡适相似的彷徨和抉择。

至于发表言论的途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学术演讲，一是筹办刊物。”^[11]其中，学术演讲受制于时间、地点和接受人数等诸多因素，在影响大众的数量和范围上，不如各类期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也就是胡适多次谈到并热心提倡“笔墨报国”^[12]的内在原因。也可以说，对于这些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言，报章杂志就是表达自我、启发民众、获取社会认同的最重要的渠道。对于一份完全由自己人掌握的刊物的向往，也因此显得分外迫切。这其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校园与舆论相结合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社会舆论借助大学校园的学术与思想资源，大学教授通过传媒的力量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二者相得益彰的最合适的中介，就是有着鲜明校园背景的同人杂志。

在回忆《语丝》创刊的经过时，荆有麟谈到了因孙伏园被迫辞职而失去言论阵地的无奈：

常写文章的人，忽然没有合适的发表地方，也有些不舒服。因为当时的北京，杂志是意外的少，《努力评论》，是胡适之先生发表政论的机关杂志，刚出版的《现代评论》，又是有政府靠山的宣传机关。至于报章，虽然已经都有了副刊，但《顺天时报副刊》，是为日本人而说话，邵飘萍的《京报副刊》，是专捧女戏子，《黄报副刊》，就是专登“阿呀呀，我要死了”的发源地。闹得当时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的人，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了。^[13]

当时，川岛也曾就创立一个新刊物的事宜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大概此后的《副刊》，难免要改面目，可是感到苦闷而思发泄的人，以后也许不再愿鱼目混珠，但总不能因为《副刊》换了面目，一般人便从此缄默。所以我们想，最低限度也应该有一种周刊或旬刊出版的必要。”^[14]与《语丝》相比，《现代评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抢眼。作为一个主要由经济学者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同人团体，他们对时局的关注和敏感，在自家经营的刊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时事短评”和“闲话”两个专栏的设置，以一种连续性和规模化的气度，最直接地展示了这个同人团体干预社会生活的执著。^[15]

其实，不但时事政论必须以刊物为媒介，学者们的专业论文也需要有地方发表，他们的阅读兴趣和研究方向也需要与同道交流。例如作为主编的周作人，对《语丝》的期待是能做到“无所不谈，也谈政治，也谈学问，也谈道德，自国家大事以致乡曲淫词，都与以同样的注意”^[16]。当然，不同性质的文字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刊物。但这种现象足以证明，民初以来舆论势力的扩大，决定了这已不是一个允许写作者“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时代了，报章杂志的作用几乎渗透到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每一个角落。流水线式的报刊生产体制，以及报章文字对于即时性和现实感的要求，在持续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也制约着写作者的趣味及心态。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分析过报刊业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播媒介的转变过程：“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评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载体。”^[17]诚如斯言，报章杂志除了承载和传播信息外，在现代中国向“舆论的时代”演进的过程中，还必须为建构自我舆论阵地提供方便。除了宣扬自己的观点和理念外，在与对立集团遭遇时，它们还要承担起反驳论敌和捍卫自我的任务。也可以说，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和论争，常常直接表现为报刊与报刊之间的碰撞和论争。对于那些自由知识分子而言，报刊不但为表述自我提供了载体，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精神生存的家园。

[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第33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胡适全集》第21卷，第38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3] 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期，1919年6月29日。

[4] 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胡适全集》第23卷，第4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5] 陈平原：《学问家与舆论家》，《读书》1997年第3期。

[6]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19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7] 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编《精神的魅力》，第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8] 胡适1922年2月7日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9] 1929年9月4日胡适致周作人，《胡适全集》第24卷，第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 胡适1922年2月7日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 陈平原：《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书城》1996年第3期。

[12] 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13] 荆有麟：《〈语丝〉的发刊》，《鲁迅回忆录》，第19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这里有一个记忆的小错误，《现代评论》应该是在《语丝》之后创刊的，而不是之前。

[14] 1924年10月25日章廷谦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5]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16] 《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京报副刊》1926年1月21日。

[17]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0页，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