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检讨一下以往有关思孟五行说的论证，看看其中有什么薄弱的环节，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

首先，我们来看看《荀子》的《非十二子》篇中那句话：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1]

然而，现存历史资料并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说明被荀子批评的对象。正如庞朴在一开始就指出的：“在流传下来的孟子书上，以及相传为子思书上（《中庸》《缁衣》等），也找不到直白无隐的可以佐证荀子的什么五行说。”他又说：“孟子道性善，讲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君子本性，这是众所周知的。孟子当然也没少谈圣，只是，人们似乎从未见到七篇巨著中，孟子曾在哪里把仁义礼智与圣字连举并提过。至于子思，就更难说了，因为其书已不可考。……在现在的《中庸》及版权上疑为子思的《缁衣》《表记》等《礼记》篇章中，我们似乎同样并未看到仁义礼智圣五德并举的字样。”^[2]此说完全正确。既然今存典籍中很难找到佐证《孟子》、《中庸》中有五行说的资料，那么怎么联系帛书《五行》篇来证明思、孟本有五行说呢？

庞朴的特识，是在《中庸》、《孟子》中各找到一例在他看来是五德并举的例子。对于孟子，他认为“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孟子也曾将仁义礼智圣并列，来谈论人性和天命的关系”。他举出的《孟子》中的一例资料是：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庞朴根据朱熹《四书集注》记载的一种说法，认为圣人的人字是衍字，这样：“现在有了马王堆帛书，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宣布，‘圣人之于天道也’一句中的人字，是衍文，应予削去，原本为‘圣之于天道也’。孟轲这里所谈的，正是‘仁义礼智圣’这‘五行’。”^[3]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得承认，孟子只讲“四端”，并未提到“五行”的观念，而且，《孟子》中上面这一段也不是独立讨论“德行”，而是在《孟子·尽心下》的性命论中提出来的。而所谓“孟轲和之”，不仅意味着孟子使用了“五行”的概念，而且他对五行的德行论仍作了发挥。但这在孟子上面一段中是找不到的。所以，即使我们赞同庞朴对上引文的解释，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一思想在《孟子》中算是“隐晦”的了。仅仅这一条材料就能证明“孟轲和之”吗？显然不能。^[4]

庞朴在《中庸》中所发现的仁义礼智圣连用的一例是：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三十一章）

庞朴解释说：“这里所说的聪明睿智，就是圣；宽裕温柔，就是仁；发强刚毅，就是义；齐庄中正，就是礼；文理密察，就是智。”^[5]

庞朴对《中庸》这段话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6]然而，即使我们承认庞朴的解释完全成立，我们也不能不说，《中庸》没有提到“五行”的观念，比起《孟子》，甚至没有明提仁义礼智圣五者。把这作为子思在《中庸》表达或倡言其五行说，比起《中庸》本身明确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更是过于“隐晦”了。这一条材料就能证明“子思唱之”了吗？显然不能。

所以，最重要的是，仅靠这两条“幽隐”（借用荀子的用词）的材料，即使如庞朴的解释，也决不能证明仁义礼智圣五行说，曾经有过“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相对于竹简《五行》篇对五行的明确叙述，《中庸》的一段是绝不能证明子思曾经“唱之”，而《孟子》的一段，也绝不能证明孟子曾经“和之”。^[7]试想，如果仅仅是《中庸》和《孟子》这两条材料，荀子能明白指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吗？这两条材料其实只能说明在《中庸》和《孟子》中有五行说的隐微的痕迹。如果不弄清楚子思如何唱之，孟轲如何和之，我们对于所谓“思孟五行说”，就还没有真正把握。思孟五行说的历史面目仍有待揭示出来。

庞朴后来总结其工作与思路说：“借助于帛书《五行》篇的提示，我们从子思孟子书中也发现了仁义礼智圣的五行；从而反过来，可以确定帛书《五行》之篇属于思孟学派，确定荀子的批评，不是无根据的。”^[8]但事实上，1970年代的研究只是证明孟子后学的余波有五行说，却无力证明子思如何唱之，孟轲如何和之。五行说在《中庸》孟子中的幽隐，这一点庞朴和其他学者也是承认的。而我们必须指出，如果《中庸》、《孟子》中“五行”是如此的幽隐，那就表示我们尚未能证明子思曾唱之、孟轲曾和之。所以，学者们在1970年代的研究工作，对于“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八个字，其实是尚未能予以证明的。这并不奇怪，在郭店竹简出土以前，这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历史和资料的限制。帛书《五行》充满孟子思想，而史载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故说帛书所见的五行说即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在于，我们还必须有其他的证据、其他的解释，才能使“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一思想史的历史得以落实。

郭店竹简《五行》篇的出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证据和契机。既然我们承认帛书《五行》篇的思想是思孟学派，现在《五行》篇的经部被证明与说部不是同时完成的，经部乃成于孟子之前，而且《五行》的经部与《缁衣》同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五行》的经部为子思所作（或传为子思所作）。有了《五行》经部为子思所作这个结论，“子思唱之”才有了坚实的证明。难道还有比子思作《五行》经文更能佐证“子思唱之”的材料吗？因此，竹简《五行》出土后，我们不能仅仅一般地肯定子思作竹简《五行》，还必须明确地在“子思唱之”的意义上肯定竹简《五行》为子思所作。

同理，在此基础上，只有同时肯定《五行》的说文为孟子所作，才是对“孟轲和之”的最好证明。上面提到，已有的研究无不肯定帛书《五行》的说文近于孟子思想，有些文句也相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设想《五行》的说文为孟子所作（至少以孟子的名义或在题名孟子的书中）？我们认为，其实没有任何文献的阻碍，妨碍我们作出说文为孟子所作这一合理的推定。问题很明白，只有肯定子思作经文，孟子作说文，才能顺理成章地坐实“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所以，如果竹简《五行》是子思所作，那么，很明显，荀子说的“子思唱之”，就绝不是指《中庸》而言，而必是指《五行》经部而言。换言之，以往的论证方法，用《中庸》的隐微的仁义礼智圣说去证明“子思唱之”是远不够的。由此也可知，荀子说“孟轲和之”，也绝不是指《尽心》篇的一句，而必另有所指，用《尽心》篇的一句去证明“孟轲和之”是远不够的。既然荀子指名批评子思、孟轲，必有二人明白倡导五行说的作品为之根据，换言之，荀子应看到过帛书《五行》篇的文献，而且他知道此篇乃子思唱之于经，孟轲和之于说（至少荀子看到的《五行》篇文献是这样署名的），所以他才有这样明确的批评。此一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五行》篇，是荀子作出如此批评的主要根据（虽然不见得是唯一的根据），而他所批评的无类、无说、无解，当即指子思唱之的《五行》经部而言。

事实上，庞朴在其最早的研究中曾经提到，《五行》篇也可能出于《孟子外书》。^[9]此说亦见于清儒刘台拱《荀子补注》，其书云：“赵岐称《孟子》有外书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五行之说或出于此，今则不可得而闻也。”^[10]其实，《孟子外书》所收，不见得不是孟子的著作，只是此四篇的篇名，似不能与《五行》篇相容。盖此篇单独行世，不在孟子十一篇内，或在子思子二十三篇之中，亦不无可能。

至于帛书《五行》篇说部与孟子思想的异同，也不会妨碍我们认为说文为孟子所作或以孟子之名传世。《五行》说文若为孟子所作，当在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的中年，而不是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的晚年，故《五行》说文的思想和晚年七篇的思想有一定差异是可以理解的。而此篇若以孟子之名传世，则其中还可能有孟子后学的若干增饰，这也是可以想见的。^[11]至于竹简五行与帛书五行经文之间的差异，有可能是传本的差异，不必一定是孟子后学对经文作了改编。即使是改编，也有可能是在孟子时代便已经作了改编。还有一种可能，即孟子和之于说以后，孟子后学在经文和解说两方面又作了若干调整。

郭店《五行》篇的出土，在有关《五行》篇的作者和时代的问题上，给了我们新的思考空间，使我们有可能得出比以往更为合理、更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也将使我们对子思和孟子的研究开展出新的局面。这就是郭店竹简《五行》出土的历史意义与重要价值。

2006年6月写于麻州康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1] 自宋代王应麟以来，有些学者怀疑《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轲加以批评的一段是后人所加，然多数学者皆驳论此说，如郑良树对此有详细论证，参看其《〈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条非附益辨》，载氏著《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2] 庞朴：《帛书〈五行〉与思孟五行》，《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00页。

[3]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同上书，第131页。

[4] 何况，即使在《五行》篇中也说“圣人知天道”，则《尽心》中的“圣人”的“人”字是否衍字，还在未定。

[5] 庞朴：《思孟五行新考》，《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42页。

[6] 但若苛求地说，在此五者之前已经有了“至圣”的圣，若再说聪明睿智为圣，则似嫌重复。

[7] 虽然荀子用了“幽隐”二字批评子思，但这二字绝不能解释为子思连仁义礼智圣都没有明白连用，而只在《中庸》里含糊带过。

[8] 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02页。

[9] 庞朴在《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的结尾提出帛书《五行》篇“是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也许竟是赵岐删掉了的《孟子外书》四篇中的某一篇。”见其《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32页。

[10] 影山辉国在其1985年的论文中引用了此条注释。见其论文《思孟五行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人文科学学科纪要》八十一辑，1985年。按赵岐《孟子题辞》云：“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著，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前人断句，以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为四篇篇名，但孝经之题名颇可疑，疑经字乃衍字，故改之如此。

[11] 魏启鹏认为，《五行》篇与孟子有很多可以互相印证之处，但《五行》篇不是孟子后学所作，也不宜笼统视为思孟学派之作，其主要理由是二者间有精粗之别，理论思维有高低之别。见其书《德行校释》，第105页。李存山认为五行说部因受到五行经部文本和孟子思想两方面的限制，所以与孟子的思想有同有异。李文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5页。至于五行说部与孟子书的文献比较，可参看我的另一篇论文《帛书五行篇说部思想研究：兼论五行篇说部与孟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