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人物的话语霸权

1918年4月，《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伧父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迷乱之现代人心》，这篇文章又提到了另一篇日本杂志上的文章：《中西文明之批判》，其中文译文也发表在《东方杂志》，还有一篇杜亚泉的朋友钱智修写的《功利主义与学术》。这三篇文章的基本态度，都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幻灭感，作者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导致欧洲的破产，因而西方文明也支离破碎，杜亚泉由此提出中国传统的一贯性，不容忽视。他认为西方文明改换太快，虽然达到了富强的目标，但就像一个衣着锦绣的富人一样，早已经外强中干，忧虑繁多，身心俱瘁，所以他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人不应该依仗外来的文明，而应该更注重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几近老生常谈的保守说法，然而却引出陈独秀的两篇声色俱厉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9月号和1919年2月号）上，题曰：《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把这位编者骂得狗血喷头，诬之为“复辟主义”，反对民国并且故意把文末几句责难的话用大体字印出，特别显眼，这种“上纲上线”的作法，有点像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甚至可以说陈独秀所用的大体字也是一种大字报。这一套战法终于迫使商务换下杜亚泉的职务，后来宣布被解雇。

为什么陈独秀要如此小题大作？事后看来，我认为这是一种故意的策略。《新青年》诸公假造了一篇“反面文章”而引出林琴南的投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个作法用的也是同样的策略：故意制造出一个敌人，借以用作箭靶，并以此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陈的“辩证法”是指一种指控法，他把杜亚泉的话腰斩后再衔接，以至于曲解原意，便于控诉。其实细读这几篇文章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陈对于西方文明的进步的过度信心，是没有学理根据的。几年前上海的知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学人》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正式为之翻案，他非但同情杜亚泉的观点，而且认为钱智修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可能是中国最早批判“工具理性”的文章。

研究五四运动的人往往只看当事人写的资料，特别是思想史家。我觉得这种作学问的方法有先天的缺陷：往往会以偏概全，以一两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概括整个时代的思想。但我认为思想史和文化史一样，应该寻求思想的文化环境。我的作法，多少受了一点法国社会学家布厄迪尔（Pierre Bourdieu）的影响，在设法界定一个历史的境况（context）的时候，特重人物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所处的文化生产场地（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从这个立场看来，我们不难发现，陈独秀等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最初在清末民初的文化生产场地发迹，所需要的文化资本不仅是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地位（留学生开始有地位，因为科举制度在1905年作废，在北大任教的地位也相应提高），而且是作品发表的场地，换言之，就是报章杂志所提供的空间。大家都知道，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发刊《青年》杂志的时候，自晚清以降的印刷文化已经十分发达，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上海是一个大本营，当时最大的出版商是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商务发行的招牌刊物就是《东方杂志》（1904年发刊）。除此之外，上海最老的一家报纸是申报（初刊于1872年），它的副刊“自由谈”在民初时阵营鼎盛，主持人物如王钝根，周瘦鹃等人都是稍后的“鸳鸯蝴蝶”派的名人，而这些人除了自办杂志外（如周瘦鹃的《礼拜六》和《紫罗兰》），也是商务印书馆的主要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的主要人物。五四新文学必须要占领这几块文化重地，才能够扩大其影响，所以事后看来，茅盾等人于1920年进驻《小说月报》然后将之改成新文学的阵地，是十分自然的事。而出版陈独秀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是两家小出版商，与商务对抗，犹如《圣经》上大卫要对抗巨人高理雅，必须凭技巧出奇制胜，所以他要抵住《东方杂志》的杜亚泉和他的两三篇文章，用作箭靶，以挑战式的修辞取得优势，逼着杜亚泉采取守势，终于败退。

然而，我们翻阅当时的《东方杂志》，很难看出它有什么显明的立场。这是一个综合性刊物，以介绍新知为主，直到杜亚泉于1911年担任主编以后，才大加改革，除了新知外，也刊载评论文章。但是杜亚泉的作风仍然是兼容并包，把杂志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杂货店”。虽然他个人的看法较为保守，但他毕竟也是受过新学洗礼的人，曾在商务主编过大量的科学教科书和动植物辞典，所以他的思想并不顽固，也非全盘反对“现代性”，所以在他主持下的《东方杂志》（1911至1920年）可谓开风气之先。然而，五四初期的刊物，特别是《新青年》和《新潮》，都是所谓同仁刊物，由少数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宣传他们自己的思想，当然立场也很鲜明，所以，在他们眼中，《东方杂志》是一个不三不四，没有主见的刊物，罗家伦就特别作文批判（见《新潮》1919年4月号），把《东方杂志》奚落了一番。

除了旗帜鲜明外，五四运动人物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语言。他们轻易地夺得“话语霸权”，主要也是靠了他们写作的语言，而语言是和思想分不开的，就像一部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一样。一般研究思想史的人，只重内容，不重形式和语言表达，我觉得既然学界已经惯用了福柯的“话语”（discourse）一词，我们也必须审视一下五四人物的语言魔力。

众所周知，新文学运动的另一位领袖胡适自1917年起就极力提倡白话文，陈独秀在1916年写的文章大多还用文言，但自1917年起也开始用白话。然而，集白话文大成的首要人物还是胡适。

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和他对俗文学的研究分不开的。他认为元明戏曲小说所代表的是一种活的文学，是用当时的白话文写出来的，而其他以文言文写出来的文学都是死文学，这种两分法，实在太过武断。其实，他最初的主张并不这么武断，他只不过把俗文学重新评价，把它的地位提到前位而已，至于“活”和“死”的说法，当然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今胜于古，新胜于旧，所以今日的“新文学”肯定比以前的旧文学好。这似乎是一个一厢情愿而理所当然的说法。

胡适的这一套说法看似有理，其实却忽略了不少问题，最基本的是说和写的不同，前者只不过是言语（speech），而后者却牵涉到较深层次的“语言”（language），把活的口语作为文学写作的仅有模式是一个误解和误用。胡适提出的“八不主义”，有的是不合文学原则的，譬如说“不用典”，如果说是为了避免文言文中的陈套则可，但文章不可能没有典故，一本毫无文意指涉的作品是不能成为文学的，且不论中国古典诗词中所用的大量典故，即使戏曲小说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西方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品——如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用典也是惊人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些“典故”：一味因袭或是重新解释或反讽。胡适在这一方面毫无建树，因为他自己并不是一位文学作家，甚至也不是一位语言学家，而是一个颇为实际的名副其实的知识领袖，为的是登高一呼以求时效，所以他用的语言绝不能太过学究气，我认为他特重白话文的浅显，是有语言以外的目的的。

如果我们把早期的胡适和鲁迅相比，就会发现二人的际遇大不相同，虽然二人的求学经验是相似的，一个是留美学农后转学哲学，一个是留日学医却弃医从文。然而胡适处处适逢其时，而对自己的前途抱负很大，最后终由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投稿至《新青年》，为陈独秀慧眼识英雄而捧为文学革命的健将，声誉一日百倍；而鲁迅却处处失意，办文学杂志失败，回国后郁郁不得志，最后还是很勉强地答应钱玄同写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然而如果我们比较二人当年所用的语言，就不难发现鲁迅的文言文艰涩难懂——《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是两个很明显的例子——而胡适所用的语言不论是文言或白话都是条理分明、清晰透明的，二人的思想也恰好印证了二人语言的风格。

我认为胡适的语言的确是他最大的“文化资本”，这种语言不适于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从来不看重他的白话诗），却最适于作理性的论辩或介绍新知——譬如杜威的实证主义。换言之，我认为他的白话文体是和翻译西学不可分开的。诚然，严复可以用文言翻译西学，功绩卓著，但胡适以白话文为之，更容易懂，又象征了一个新的开始。也附带引起了五四白话文逐渐欧化的趋势，因为不少新的西方名词及用语方式都照搬到白话文的语境中来，后来在30年代的大众语论战中，瞿秋白等人即以此攻击五四新文学的不当。即使如此，西化的白话文恰是另一批新人物的“文化资本”的表现——以胡适为代表人物的留学欧美的精英分子，这批人在晚清时代开始出洋留学，到了这个时期刚好学成归国，恰好取代了晚清一代的知识分子。后者属于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既无法经由传统的科举取士也没有机会留学，虽然他们之中不少人自学外语，也译出不少西洋作品，但却无法和真正镀过金的胡适“博士”相比。这也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转换，胡适等人得以如此受到尊重，在西方留过学也是原因之一。

白话文的迅速流行，不只是新文学的功劳，而更重要的是民国政府的政策：文学革命后不到数年，教育部就宣布命令，小学教科书一律用白话文书写。这一个重要的决定，也许受到胡适的影响，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白话文和国语——一个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的话语——的关系。胡适的那篇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次标题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在文中指出文学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中国建立国语的文学，然后以此为推广文学的国语的基础，这个说法其实问题颇多，究竟孰先孰后——文学还是国语？——尚有待商榷，如果以文学为先，那么是否以白话文写出来的作品都是“国语的文学”？方言如何处理？是否应该扬弃或提倡？胡适曾写过文章推崇吴语小说，认为颇为生动，但他仍以“国语”为重。但“国语”事实上只不过是北方的官话，和南方人的语言相去甚远，而新文学的初期作家却以南方人为多，他们写的作品表面上是白话，但许多词汇还是来自南方（譬如鲁迅称灵魂为魂灵；直到最近新加坡推行国语还决定不了用“宵夜”还是“夜宵”）。胡适不是语言学家，而以文学家自居，其实真正努力推行国语的是一批语言学家，后来他们还发明注音符号，并编辑《国语日报》，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影响了好几代的学生，然而他们的作法有时候也有点牵强附会，譬如在台湾把“和”字一律念成“汗”音，严厉执行，求的是语言统一。

所以我认为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与新文学的创作关系不大，却适逢其时，刚好碰上民国政府要统一语言的政策。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大背景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个过程除了建立政府和行使主权外，还包括制定教科书和语言的统一，我们从历史回顾，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然而，民族国家，这个模式却是西方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综合结晶，但民族国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一般人只看到政治上的表层，而没有看到在政府和主权建立之前还需要经过一个文化上的想像过程，这个理论，出自研究东南亚的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的第二章中，特别用小说和报纸作例子提出这一个集体的想像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雏型，是由于一种“先时性”，使得一个社群的每一分子都感到他们同时“共有”同一件事情，这一个想像的空间是经由新闻和印刷媒体的发展而成立的，换言之，是先有文化和社会的空间，由此促成现代性新知识的传播，然后才产生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具体制度。所以，总的来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并非仅是几位知识领袖登高一呼就得到万众响应的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