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性”的历史背景

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追求“现代性”（Modernity）的一部分。所谓“现代性”这个名词如何定义？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我也曾对此问题作过学术专论，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就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来看，当时的思考和论说方式是基于一个新和旧的价值分野和对立，用浅显的话说，就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一切事物都要求新，而且认为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而过去的一切都是旧的，不值得遵从。这种思考方式本身就基于一种时间是直线前行而历史是前进的观念，认为现在比过去好，而将来比现在更好。而这种时间观念，是经由西方的启蒙传统再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扭曲”而传到中国的。（达尔文学说本身并没有这种进步的时间观念）在晚清末年，也就是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逐渐为知识分子所接受，所以“新”这个字，开始变成政治文化上最常见的词汇，从“维新”、“新政”到梁启超笔下的“新民”和“新小说”，一脉相传到五四，遂有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和罗家伦等人办的《新潮》，而后新的用语更多，诸如“新文化”、“新文艺”、“新时代”、“新生活”等等，比比皆是。到了30年代，特别是在都市文化发达的上海，“新”已经不足为奇了，甚至商界为了标新立异，干脆把英文Modern这个字直译成“摩登”，加上了一层时髦的意义。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新的时间观念的接受问题，我也曾另文探讨过。始作俑者可能是梁启超，他在1899年底由日本启程到夏威夷游历，途中所作的日记的第一天特别表明时间是“西历十二月十九日，中历十一月十七日”，并且力辩自己采用西历是因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采用，为了中国和其他各国交流方便起见，应该使用世界公用的东西。在这篇题名为《汗漫录》的日记序言中，他特别写道“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县，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19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他的语气之大，足可看出他的抱负非寻常人可比，也反映出他的想像空间已经推广到全世界。

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也开始逐渐改变。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后，正式公布使用西历，虽然当时有人反对，但势在必行，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几本“新历法”的书，以教国人。《新青年》杂志上也发表了支持历法的文章。

最能够代表五四初期对于这个新的时间观念的态度的，我认为是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一九一六年》，我时常引用。全文开端的几句话，更是气势磅礴，较梁启超尤有过之，现在再引如下：

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乎，诸君所生之时代，为何等时代乎，乃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七世纪以为狂易也，十九世纪之文明，十八世纪之人以为梦想也，而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二十世纪第十六年之人又当万事一新，不可因袭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为满足。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

陈独秀的这一番豪言壮语，从世纪末的眼光看来，真像是在说大话，但在20世纪初却代表着一种乐观，对前途充满了憧憬。对他那一代人来说，一切都是万事一新，不能因袭旧制，这是一种开创者的心态，所以他说“必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至于什么才算是“新文明”？如何开创？他在《新青年》所发表的文章中，并没有讲得很深入，只不过处处以西方——特别是法兰西文明为依归。其实“文明”一字，源自明治时代的日本，泛指西方物质文明，后来陈独秀倡导的“赛先生”，即是这个“新文明”的具体精神表现（另一个是“德先生”——民主——但两者都只是口号，不是学理）。陈独秀的意图很清楚；他不但要作梁启超笔下的“世界人”，而且还要加上一个时间上的坐标：“二十世纪”的世界人。他的“现代性”心态，可谓十分昭彰。然而这种求新的开创心态却连带地引出“破旧”的彻底看法，也就是林毓生教授所说的“反偶像崇拜式的反传统主义”（iconoclastic anti-traditionalism），这两种心态都是全盘性的，而且把东西文化对立，前者都是因袭守旧，后者都是进步的与经过“新陈代谢”后的文明成果。这种看法声势很惊人，但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东方或西方文明都不能全盘一元化，二者都有各种内涵，而且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张力（tension），这在林毓生教授的书中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不必再重复论述陈独秀对中国传统的全盘扬弃之不当，我在此想提出的反而是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全盘接受的态度，也涵盖了他对于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天真和误解。

众所周知，西方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看法皆归宗于韦伯（Max Weber），而韦伯对于现代性的发展的态度并非那么乐观，他一方面看到自18世纪以来经科技发展而带动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过程，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然而韦伯也看到这种所谓“工具理性”的发达会造成一个过度的制度化和官僚化的“铁笼子”，非但限制了人类的精神领域，而且更造成一种精神上的失落和幻灭（disenchantment）。这个精神的领域源自宗教，科技的发展非但导致“世俗化”（secularization），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神秘感”的失落，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韦伯有此真知灼见，十分难得，因为他感觉到“现代性”对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必然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负面的。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幻灭和失落，和对于19世纪过度发展的工业文明的反感。换言之，陈独秀完全没有看到20世纪西方文明的阴暗面，他憧憬的是一个充满阳光的美好世界（Brave New World），并没有想到赫胥黎用这个名字所作的小说的反讽意义：20世纪的世界，将会被笼罩在集权主义之下，甚至导致人性的衰亡。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五四时期的一场小论战。